1949年，汉奸朱大同被枪毙时大笑，结果不到五个月被追封烈士

上海解放前夕，一则震惊全城的新闻传遍大街小巷：臭名昭著的汉奸朱大同被押赴刑场。让众人不解的是，这位曾背叛共产党、投靠国民党、被指控通敌卖国的＂汉奸＂，在赴死途中却表现异常平静，甚至面带笑容与同囚交谈。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众多群众怒骂他是叛徒时，他不但没有辩解，反而仰天大笑。而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短短五个月后，上海市政府竟然追封他为烈士。这位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到底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他真实的身份究竟是什么？

一、表象之谜

1907年的安徽萧县，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中，朱大同出生了。从小耳濡目染诗书传统的他，在当时萧县最好的私塾里接受教育。那时的私塾先生对他评价很高，称其＂聪慧过人，尤其擅长辨析文章＂。十五岁那年，他考入萧县高等小学堂，这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

1925年春，年仅18岁的朱大同被王寨小学聘为教员。在这所小学里，他不仅教授学生国文，还担任训育主任一职。当时的王寨小学是萧县最大的教育机构之一，每届学生超过200人。朱大同在这里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物——共产党员张怀远。

通过张怀远的引荐，朱大同开始接触进步读物。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经常组织学生讨论时事，分析国家形势。1928年初，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萧县地下党组织的一员。

朱大同深知一个普通教员的身份正好可以掩护地下工作。他利用训育主任的职务之便，在学校里悄悄建立了党小组，发展了十几名进步师生加入革命队伍。到1930年底，这个党小组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0多名成员的地下组织。

1931年初，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朱大同被任命为中共徐州特委巡视员。同年5月，他又兼任萧县县委书记。在这个位置上，他开展了大量基层工作，在农村发展了近百名党员。当时萧县一带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这与朱大同的努力密不可分。

1932年春，朱大同组织了震惊一时的张庄寨暴动。这次行动本计划配合江北其他地区的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然而由于国民党的重兵镇压，起义最终失败。朱大同被迫转移到连云港躲避。

从此，朱大同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1934年，他突然＂叛变＂投靠国民党，成为中统特务。这一转变让很多同志震惊不已。在国民党内，朱大同官运亨通，很快就担任了徐州特务室主任，后来又升任萧县县长。

表面上，朱大同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他不但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还积极参与破坏革命活动。在他任职期间，萧县地区的共产党组织遭受了严重打击，大批革命群众被捕入狱。国民党上级对他的＂忠诚＂表现非常满意，给予了重用和嘉奖。

然而，在这些表象之下，一些细节却耐人寻味。比如，每次他组织的＂清剿＂行动，革命队伍总能提前获得情报。又如，一些被捕的共产党员在审讯过程中莫名其妙地获得释放。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在当时却无人能够解释。

二、隐秘之战

1934年春天，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徐州大规模搜捕共产党员。当时的徐州特务室主任孙明轩亲自带队，在一次突袭行动中逮捕了三名地下党员。这三人正是朱大同的联络员。为了营救他们，朱大同主动向国民党投诚，并提供了一些已经转移的地下党员信息作为投诚的投名状。

这个看似叛变的行动，实则是中共地下组织精心策划的一次潜伏计划。在朱大同＂投诚＂前，组织已经将相关人员全部转移，他提供的信息都是一些已经暴露的情报。通过这种方式，朱大同成功打入了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内部。

从1934年到1937年，朱大同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步步高升。他先是担任徐州特务室的情报科长，后来又升任萧县县长。在这个过程中，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表面上，这个网络是为国民党搜集共产党的情报，但实际上却在暗中保护着地下党组织。

1935年夏天发生的＂石桥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当时，国民党特务部门接到密报，说石桥镇有共产党地下据点。朱大同立即派人前往调查，并向上级汇报说确有发现。但在行动前夕，他以＂准备不充分＂为由，将行动推迟了三天。就是这三天的时间差，让地下党组织顺利转移了全部人员和物资。

1936年，朱大同在萧县建立了一个特务训练班。这个训练班表面上是培训特务人员，实际上却成了地下党员的掩护所。他将一些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安排进训练班，给他们办理了新的身份证明。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地下党重要的情报来源。

在担任萧县县长期间，朱大同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匪制匪＂的策略。他向上级建议，在农村地区扶持一些地方武装，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这个建议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批准。朱大同随即在各乡镇组建了＂治安队＂，这些＂治安队＂的成员实际上大多是地下党安插的人员。

1937年初，国民党在徐州地区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清剿＂行动。朱大同作为行动的总指挥之一，制定了详细的搜捕计划。然而，每次行动前，地下党组织都能提前得到消息。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清剿＂中，有超过200名地下党员成功脱险。

朱大同的双重身份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必须在完成国民党交给的任务的同时，又要设法保护地下党组织。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不得不在一些小案件中展现＂成效＂。比如，他会抓捕一些已经暴露的地下党员，但在审讯过程中给这些同志创造脱逃的机会。

到1937年底，朱大同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已经建立起相当的威信。他不但获得了上级的信任，还在江苏北部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这个网络表面上效忠国民党，实际上却在暗中保护着地下革命力量的发展。每月，他都会向组织输送大量重要情报，这些情报为革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生死考验

1938年春，日军大举南下，徐州战事吃紧。朱大同作为萧县县长，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是随国民党政府撤退，还是留守坚持地下工作。组织考虑到他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的特殊地位，指示他随国民党政府撤退，继续执行潜伏任务。

在撤退过程中，朱大同遭遇了一场严峻考验。当时负责押运军需物资的国民党军需官陈世钊，突然向上级检举朱大同有＂通共＂嫌疑。陈世钊称，他发现朱大同经常深夜外出，并与可疑人员接触。这个检举立即引起了国民党特务部门的高度重视。

为了澄清嫌疑，朱大同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他主动向上级汇报，说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秘密情报网，并请求带队进行突袭。这个情报网实际上是他精心设计的假目标。在突袭行动中，他逮捕了几名早已撤离的地下党员的家属。通过这个行动，他不仅消除了上级的疑虑，还获得了一次立功表彰。

1939年夏天，朱大同调任到上海，担任中统特务处的一个重要职务。在上海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他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一方面，他要应付国民党特务部门的严密监视；另一方面，他还要设法与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

在上海期间，朱大同创造性地利用了特务机关的资源。他以＂深入调查＂为名，在租界区域设立了多个情报联络点。这些联络点表面上是搜集情报的据点，实际上成了地下党员的安全屋。通过这些联络点，大量重要情报得以传递到组织手中。

1941年底，一场更严峻的考验降临。日本特务机关抓获了一名地下党员，这名同志在审讯中供出了与朱大同有关的一些情况。日本特务立即向国民党施压，要求彻查朱大同的背景。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朱大同临危不乱，他主动向日本特务机关提供了一些价值不大的情报，以此获取信任。

1943年初，中统特务处内部发生了一场权力斗争。朱大同的直属上级戴春峰因贪污被调查，牵连到朱大同。一些人趁机翻出他过去的一些可疑行为，准备向最高层检举。这时，朱大同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他主动请缨负责调查戴春峰案。

在调查过程中，朱大同不但揭发了戴春峰的贪污行为，还顺势清除了特务处内部一些对他不利的人员。这次行动不仅化解了危机，还让他在特务处站稳了脚跟。到1944年底，他已经成为上海地区最有影响力的特务头目之一。

1945年抗战胜利后，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特务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改组，很多老特务被清洗出局。朱大同却因为在战时的＂功劳＂，不但保住了职位，还被委以重任。这为他继续执行地下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从1945年到1949年，朱大同一直在国民党特务系统担任要职，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最后时刻

1949年4月，上海局势日趋紧张。国民党特务系统开始大规模销毁机密文件，准备撤退。朱大同作为特务处的重要负责人之一，被命令协助处理文件销毁工作。然而，他却利用这个机会，将大量重要档案秘密转移，为后来查办特务提供了关键证据。

4月23日，一份关于朱大同真实身份的密报送到了国民党特务部门。这份密报详细记录了他近年来的一些可疑行动，包括多次放走共产党嫌疑人、故意延误搜查行动等。国民党当局立即下令逮捕朱大同。

当天深夜，特务处派出精锐人员包围了朱大同的住所。在搜查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些用密码写成的文件。这些文件后来被证实是向地下党传递的情报。朱大同当场被捕，关押在上海特务处监狱。

在监狱中，朱大同遭受了严酷的审讯。国民党方面派出了最专业的审讯人员，企图从他口中获取地下党组织的情报。然而，即便在最残酷的刑讯下，朱大同始终没有透露任何组织的秘密。

5月1日，国民党军事法庭对朱大同进行了秘密审判。庭审中，检方出示了大量证据，包括他与地下党联络的书信、接头的时间地点记录等。面对这些证据，朱大同始终保持沉默，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5月14日，就在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匆忙对朱大同执行死刑。行刑地点选在了龙华监狱。当天早晨，大批群众自发聚集在监狱外，其中不少是曾经被他暗中救助过的地下党员及其家属。

据目击者回忆，朱大同走向刑场时神情异常平静。当押解人员宣读判决书时，他突然仰天大笑。这个笑声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有人认为他是害怕死亡而失态，也有人说他是承受不住背叛的罪责而发疯。

然而，真相却是：就在行刑前一小时，朱大同收到了地下党组织传来的消息——人民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上海即将解放。他的笑声，是对即将到来的胜利的欢欣。

5月27日，上海解放。地下党组织随即开始着手调查朱大同的真实身份。通过查阅大量档案材料和证人证言，他作为我党潜伏在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得到确认。调查发现，在他15年的潜伏生涯中，共营救了300多名地下党员，传递了近千份重要情报。

1949年10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为朱大同平反，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他的牺牲，为上海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一座普通的墓碑上刻着他的名字，诉说着这段鲜为人知的革命历史。

五、历史定论

1950年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对革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进行系统性调查和研究。朱大同的事迹引起了调查组的高度重视。调查组在上海、南京、徐州等地，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和证人证言。

通过对国民党特务处留存的档案进行分析，调查组发现朱大同在1934年至1949年间共建立了三个重要的地下情报网。第一个是以徐州为中心的农村情报网，涉及周边六个县；第二个是以南京为中心的军事情报网，主要负责搜集国民党军事部署信息；第三个是上海地区的都市情报网，负责保护地下党组织和传递重要情报。

1951年，一份题为《关于朱大同同志革命事迹的调查报告》的文件正式完成。报告详细记录了他15年潜伏生涯中的主要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38年至1941年间，他利用职务之便，为地下党转移了大量党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中包括了组织关系、联络方式等重要内容，对保护地下党组织起到了关键作用。

1952年，在整理国民党特务处的审讯记录时，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个重要细节：在被捕后的审讯中，朱大同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来保护组织。他在供述中故意混淆时间、地点，使得敌人无法根据他的口供抓捕其他同志。这种做法显示出他在极端困境下仍然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

1953年，上海市档案馆整理出一批关于朱大同的群众证言。其中有一位曾在国民党特务处当过文员的证人回忆：朱大同在任职期间，经常以工作检查为名，提前通知一些地方撤离可疑人员。这种看似例行公事的举动，实际上挽救了许多地下党员的生命。

1954年，中共上海市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负责核实朱大同营救地下党员的具体数字。经过大量走访调查，最终确认他直接和间接营救的革命同志达到338人，其中包括多位地下党重要领导人。

1955年，在一次老干部座谈会上，多位与朱大同共事过的同志提供了新的历史细节。他们回忆，朱大同在担任特务处要职期间，经常利用职务之便，为被关押的同志创造脱逃机会。他会故意安排一些可靠的狱警，在押解过程中制造混乱，让同志们趁机逃脱。

1956年，中央档案馆收到了一批来自香港的史料。这些材料揭示了朱大同在1945年后期的一个重要贡献：他利用特务处的关系网，帮助地下党在国统区建立了多个秘密印刷点，为革命宣传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

1957年，为了纪念朱大同同志，上海市政府在龙华烈士陵园为他建立了永久性纪念设施。陈列室里除了展示他的革命事迹外，还特别展出了他使用过的密码本和联络器具。这些实物见证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历史。在陈列室的墙上，镌刻着他最后的一句话：＂革命者的生命，在于永远跟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