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6月15日，北京饭店，民国总理唐绍仪之女唐宝玥和顾维钧举行了婚礼。

彼时距离顾维钧离婚，仅仅一个月过去。

这场婚礼规模空前，排面盛大，前来参加的皆是社会各界名流和头面人物。婚礼上，作为新娘的唐宝玥头戴面纱，在花童和傧相的簇拥下，款款走来，温婉动人，而新郎顾维钧则一身笔挺西装，看上去意气风发。

两人在外界看来俨然郎才女貌、天造地设。那时顾维钧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在政界崭露头角，而唐宝玥又是总理之女。

然而，就在这场推杯换盏、喜迎新人的宴席之外，另一个失意的女子却已在观音堂落发为尼，决定从此常伴青灯古佛，这个女子便是顾维钧的发妻张润娥。

作为“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一生结过四次婚，他在晚年的时候，曾写下这样一段话评价他生命中的四个女人：“原配妻子，因父母之言，主命；唐宝玥，因政要之女，主贵；黄蕙兰，因富家千金，主富；严幼韵，因情意相通，主爱。”

可见婚姻对他而言，只是在不同阶段走向完满人生的阶梯而已。而作为结发妻子的张润娥，在顾维钧最后的记忆里，更是仅剩“原配”这个冷冰的世俗称谓，一如她寂寞如枯井的后半生。

张润娥与顾维钧的不幸婚姻，最早要从父亲多年前的一场“赌注”说起。

顾维钧虽然出身世家，但出生时已经家道中落。其父顾晴川为生计故，从老家江苏跑到了上海道尹袁观澜的幕府内做了一名师爷。12岁的顾维钧也随父到上海念书。

他天资聪颖，读书又勤，很快就考进了当地有名的育才学堂，和道尹大人的公子成为同窗，两个孩子常在衙门里玩耍。

当年与顾晴川同在幕府的，有个叫张衡山的同僚，极擅看相。他一眼就看出顾维钧这个孩子并非等闲之辈，将来不仅一帆风顺，而且还能富贵双全，故而对其很是偏爱。

张衡山膝下无子，仅有一个与顾维钧年龄相仿的独女张润娥，他笃定女儿要是嫁给这个人中龙凤，将来也能跟着富贵一生，于是便托人做媒，想将女儿许配给顾家。

顾晴川当年只是个小官，地位不高，家境也远不如张家，自是对这桩姻亲求之不得，两家人就这样成了儿女亲家。

招了这个东床快婿后，张衡山很是得意，从此全心将顾维钧当成了亲儿子培养。

顾家家境一般，顾维钧从育才学堂毕业后，父母已经没有经济能力支持他继续求学。顾晴川便找了一家钱庄，想让儿子去当学徒学习做生意，减轻家里的负担。

张衡山得知后极力反对。他认为顾维钧是天生大才，跑到钱庄站柜台能有什么出息？于是他胸脯一拍，承诺将会负担顾维钧接下来全部的教育费用。

张衡山说到做到，转头就将顾维钧送进了上海有名的贵族学校圣约翰大学。这所学校以全英文授课闻名，入学的多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有钱人家的小孩，学费也十分高昂。

而张衡山为了顾维钧的前途，竟不遗余力地资助了这个准女婿。后来顾维钧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又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但是他把这个想法一直搁在心里不敢提。

毕竟晚清时期，主流意义上的成功还是考取功名，而不是到什么蛮夷之地学习“新学”，况且，顾家的经济条件也根本不允许。

张衡山看出来后，再次挺身而出。他不仅表示出国留学是好事，还承诺会继续出资让女婿留洋。

比起顾家，张家略有资产，但也不是什么巨富。为了凑齐顾维钧赴美留学的费用，张衡山其实不惜变卖了自家的祖产。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在岳丈的资助下，如愿赴美，并在次年成功考取了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与国际外交。

不得不说，张衡山确实很有投资的眼光。在短短四年的留学生涯里，顾维钧就拿到了文学学士、政治学硕士和法学博士三个学位。

顾维钧出人头地，张顾两家都欣喜不已，尤其是张衡山，他自认为女儿和张家从此有了一个坚实的依靠。殊不知另一头的顾维钧，却在为退婚之事与父亲吵翻了天。

当年顾张两家订亲之时，顾维钧还是个不谙世事的懵懂少年。如今留洋四年，他到过更广阔的天地，受过自由文明思想的熏陶，不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衷地感到排斥。

这四年间，尽管父亲催婚的家书一封接着一封，他都始终没有要回国娶亲的意思。最后还是与顾维钧最为亲厚的大哥出面调解。他写信盛赞了张润娥的娴淑和美貌，又提到顾父因为他想悔婚而颜面尽失，家人如何伤心云云。

顾维钧无奈回国。因为大哥那番话，他又生起一丝希望，想要见见未婚妻张润娥。

不过当时风气初开，大家闺秀不能随意抛头露面，尽管开明的张衡山答应了这个要求，女儿张润娥临了却羞羞答答，躲在闺房内不肯出来。

这让顾维钧顿时兴趣索然。未婚妻的忸怩，让他更加笃信了她的封建和保守，嫌恶之情，不言而喻。最后还是老父亲绝食相逼，倔强的顾维钧才松了口，表示“愿意在形式上结婚”。

父母以为这是气话，不以为意，一心给他张罗婚事，没想到顾维钧却是认真的，婚礼当天的洞房花烛夜，他趁着闹酒的混乱逃跑，把所有的难堪和不安，都留给了盖头之下忐忑落泪的张润娥。

亲友们忙了半宿，在顾母的房里终于找到了顾维钧，他却执意不肯回去。顾母不愿把儿子逼急了，袒护他在房中过了两夜。顾父得知后大怒，将顾维钧赶进了新房。

但是进了房的顾维钧却又也不肯上床，这让初为人妇的张润娥既诧异又难过。她懂事地主动开口邀请这个大了自己两岁的丈夫，没想到顾维钧却回答：“大床是为你而设的。”张润娥明白了他的意思，大度地说：“如果你喜欢独眠，我可以睡沙发。”

就这样，他们度过了一个有名无实的新婚夜，往后的日子，亦复如是。

婚后不久，顾维钧为了逃避这样的婚姻生活，急着回美国，最后还是在父亲的强烈坚持下，才勉强带上了张润娥。

这次跟丈夫出国陪读，张润娥心怀期待。她明知顾维钧对自己的疏离，却仍然幻想在异国他乡的朝夕相对中，自己可以照顾丈夫，同他培养感情。

但是到了美国，张润娥却傻了眼。顾维钧只是将她寄居在费城的一对德国老夫妇家里，让她学习英文，而他则独自返回纽约继续求学。

出于责任，顾维钧隔段时间也会去看望张润娥，带她去市中心或百货商场开开眼界，但这些却全然不是出于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爱与关心。

只要一有机会，顾维钧就会旁敲侧击地向张润娥灌输一些关于婚姻自由的新观念，再说明两人如何不相配云云，鼓励她去寻找自己的幸福，而不是执着于自己。

张润娥学识不高，却也不是蠢人，她知道顾维钧内心深处认为自己配不上他，甚至嫌弃她是成功路上的累赘。

可是作为一个旧式女子，张润娥除了“出嫁从夫”，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因此，走在顾维钧身边的她就像一个无言的“小丑”，任凭丈夫把刀子扎进自己的心口，却还要用沉默和微笑掩饰内心的委屈与惶恐。

张润娥一连在美国待了三年，夫妻之间却渐行渐远，她赶不上顾维钧前进的步子，而他并没有要停下来等她的意思。

这时的顾维钧已经崭露头角。他在全美《中国学生月刊》出任主编，能言擅写，小有名气。

1908年，清政府总理总办唐绍仪以清廷特使的名义访美，邀请部分留学生随行，顾维钧赫然在列，而且还是学生们公推的发言代表。

顾维钧表现出色，一番演说言简意赅，唾珠溅玉，给唐绍仪留下了很深的好感。

1912年4月，顾维钧归国后很快得到唐绍仪的提携。他不仅被唐聘为秘书，还被引荐给了袁世凯，兼任了总统英文秘书，仕途一路青云。

也是在那段时间，顾维钧频繁出入北京的饭店舞场，因缘际会邂逅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唐宝玥虽然不过中人之姿，但是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顾维钧同她颇有共同语言，两人一见倾心，往后频频相约，交往越发密集。

彼时的张润娥早已从美国回到娘家，远在上海的张衡山得知了女婿与唐小姐的荒唐恋情后，急得五内俱焚。

他一气之下写了一封信给唐绍仪，痛陈原委，怒斥顾维钧薄情寡义。唐绍仪看罢，当即训斥顾维钧，令他返沪。

唐宝玥知道后却大闹脾气。尽管已知顾维钧是有妇之夫，这位唐小姐却对他情根深种，非要父亲出面干预。

唐绍仪碍于地位和名声，不为所动。唐宝玥却小姐性子大发，先是跑到北京白云庵，扬言要落发为尼，后又威胁父亲，说自己要到八大胡同妓院去做生意，再挂上国务总理小姐的招牌。

唐绍仪无奈妥协，只能让手下何丰林出面调解顾维钧退婚之事。

何丰林是一介武夫，头脑简单，很快带兵包围了张衡山的家，逼着他写下退婚书。张衡山不卑不亢道：“顾维钧不是东西，退婚可以，但我不能受你的威逼，你包围我的住宅，太侮辱我了！”

何丰林不管这些，话里话外直嚷拼命。双方僵持不下，倒是张润娥出面解了围。她知道顾维钧去意已决，难以挽回，答应马上退婚。

顾维钧毕竟学过法律，考虑很周全，他怕结婚一事引起人们议论，也避免造成两家矛盾，遂希望张润娥能亲手誊抄四份副本，当事人双方及各自父母都留一份，以证明离婚是出于双方自愿。宽容、纯朴、天真的张润娥答应一一照办，泣血签下了四份协议书。

一向精明的张衡山不由得仰天长叹：“我只会看相，不会看心。”忧愤之下，不久便命丧黄泉。张润娥从此万念俱灰，在陆家观音堂落发为尼。

讽刺的是，北京这边唐宝玥刚拿到退婚书，就马不停蹄地张罗婚事。不到一个月，便与顾维钧举行了婚礼。

顾维钧虽然如愿以偿抱得美人归，但心里大抵也觉得对不住当初帮了自己的张小姐。

20年后的1933年，顾维钧当上了民国政府的外交部长。当他得知在上海的张润娥生活清苦，特意写了一封忏悔信，并派人送上5万块钱的安抚费，没想到张润娥见了不为所动，连钱带信原物退回。

对张润娥来说，这种迟来的忏悔就像隔了夜的饭菜，过了季的衣裳，换了一个时间节点，终究是不对味了。

晚年的她对顾维钧既无爱，亦无恨，只有一种尘缘了却的平静与淡然。当年她拼尽全力走不进顾维钧的世界，如今在婚姻中已经几度浮沉的顾维钧又焉能懂得她走在爱恨之外的人生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