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批评《金光大道》虚构历史,难道只有《丰乳肥臀》才是好的?

啸火谈明星娱乐 2025-01-10 11:21:22

浩然,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作家,以其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集大成的“社会主义文艺”著作,更承载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审美追求。然而,围绕浩然的两个问题,学术界至今争论不休:一是他表现“十年”前农民生活作品的真实性;二是他运动期间行为表现的“问题”。前者主要是一个学术问题,需要在学理上进行深入探讨和解决;后者则是一个现实问题,组织已经做出了明确结论。

家境贫寒,走上文学道路

浩然的家境贫寒,13岁前,他在寡母的激励和支持下,断断续续上过半年私塾、3年小学。这段经历虽然短暂,却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他17岁,按照组织的要求,他仿照《兄妹开荒》等秧歌剧,用抡锄杠的手编创了秧歌剧《小两口唱国庆》。这部秧歌剧在蓟县马伸桥镇成功演出,民众喜闻乐见、盛况空前。浩然惊喜地发现了自己的艺术潜能,这成为他文学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随后,浩然到蓟县大刀剪营开展发动青年、建立团支部的工作。在此期间,他模仿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试笔创作了体裁模糊的《盘山英烈传》。这部作品虽然略显稚嫩,但却点燃了他当一名赵树理式的为民写作的作家的梦想。此后,他边工作、边学习、边写作,补习完中学课程后,又继续自修大学课程。他精读了巴人的《文学论稿》等理论著作,拜读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等作品,相继喜爱上了赵树理、孙犁、柳青的作品。

处女作《喜鹊登枝》发表,引起了文坛的关注

1956年,浩然的处女作《喜鹊登枝》发表,引起了文坛的关注。1958年,他出版了同名短篇小说集,文坛名宿巴人、叶圣陶对小说集真切清新的格调、浓郁的生活气息、明净流畅的文字给予了高度评价。浩然的文学之路就此展开,他用自己的笔触记录着时代的变迁,用文学的力量激励着人民前进。他的作品不仅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缩影,更成为了后人研究那个时代文学的重要资料。

从1958年开始,他心中的那份焦灼与迫切愈发强烈。他深知,要想在文坛立足,就必须尽快解决路向问题,摆脱创作上的困境,写出一部具有史诗性质的大部头著作。然而,写作水平的提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作品质量的提升也绝非轻而易举。他感到异常苦恼,万分焦虑,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挣扎。他渴望找到一条通往文学殿堂的捷径,却苦于无从下手,无力着力。

巴人的话成为转折点

1959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巴人,这位文坛名宿,除了像叶圣陶一样充分肯定他的成绩外,还友善而精当地指出了他的“欠缺”。巴人认为,他未能将“新人物”置于矛盾斗争的旋涡中进行塑造,这是导致这些人物形象不够鲜明突出、高大完美的原因之一。同时,巴人也指出他热衷于编造故事、营构奇迹、追逐和演绎政策的倾向,这潜伏着脱离客观实际的危险。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意识到巴人的见解并非空穴来风。巴人前后矛盾的见解,实际上是对他艺术生命和作品生成机制的科学预见。他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创作,思考如何在作品中更好地融入哲学的理论。

在创作《艳阳天》时,他有意将这一理论真正引入作品的结构中。这使得《艳阳天》比他此前的作品更加深刻,他的创作也开始由平面进入纵深,由相对静态变为冲突激烈,由舒徐转为峻急,由和风细雨一变而为波涛涌起的莽苍。小说的可读性和艺术性大大增强,里面的故事深受萧永顺和其他受众的喜爱,激进派也十分感动。

更重要的是,他有意识地将人物形象放在两条道路斗争的旋涡中进行塑造。这使得先进人物形象鲜明突出、高大完美,小说具有启发和教育受众的巨大示范意义。在文坛看来,《喜鹊登枝》等短篇小说集的“缺点”在《艳阳天》中消失了。他不再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无产阶级的歌手来看待,而是开始以战士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金光大道》四部全部出版

1994年夏,当《金光大道》四部即将整套出版之际,浩然回顾起当年创作这部小说的情形,感慨万千。他说道:“我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如实地记录下了那个时期农村的面貌、农民的心态和我自己当时对生活现实的认识。这就决定了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和它的存在价值。”浩然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坚定与自信,他相信自己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的风貌。

四年后的1998年秋,浩然在面对《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时,再次强调了《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真实性。他坦言这两部作品虽然存在缺点,但“它们真实地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

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者

面对浩然,我们不仅仅是面对一个倾尽一生书写农民的作家,更是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者。他的创作横跨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创作轨迹遍布当代文学的每个重要转折时期。研究浩然,是有效进入当代文学的渠道,是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农民形象的窗口,也是理解工农兵文学方向的重要切口。

以《艳阳天》为例,浩然在写作过程中,积极追随时代风尚和历史潮流,用预设的阶级斗争理念去肢解生活,改变了实事的性质。他把一起寻常的农民抢粮事件重构、提升为一场严重的农村阶级斗争。对于一个终其一生“为农民,写农民”,将四十五年的创作精力全部奉献给农村题材小说的农民作家而言,浩然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创作与行为都深深地烙印着农夫的印记,对农村和农民有着极深的感情。

晚年,浩然竭力为《艳阳天》、《金光大道》的真实性辩护。他的证词详尽而执着:的确在农村开展过农业合作化运动;他的好友萧永顺是《艳阳天》主人公萧长春的生活原型;他1960年下放山东潍坊昌乐城关公社东村大队劳动期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是《艳阳天》的主要素材;农民的确像《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等人一样,在跟私有观念作斗争中逐步走上集体化道路……

在《金光大道》中,他成功建构起了关于农民生活的表达性现实,但他的创作实践偏离客观实际的程度也达到了顶点。浩然以不断加剧自己的创作危机的方式,圆满地实现了他的宏大作家梦。然而,这背后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却一直是学术界和读者争论的焦点。浩然的文学之路,既充满了执着和热情,也伴随着质疑和争议,但他的作品,无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关于艺术的真真假假

“虚假”和“虚构”的区别何在呢?在文学理论中,“虚构”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基本手法,它服务于作品的主题和观念表达,是艺术创造的一部分。而在浩然的创作实践中,“虚构”往往被用来强化“观念真实”,但问题在于,他的大部分作品在情节、主题上存在着重复雷同的现象。这种过度的观念化倾向,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愈发难以感受到文学本质虚构背后的艺术魅力,反而更多地感受到了一种“虚假”的造作感。尽管浩然真诚地认为自己的小说是对时代的真实再现,但时过境迁的读者并不完全“买账”,他们更多地感受到了作品中的“虚假”成分,而非单一的艺术手法“虚构”。

浩然深知,作品是他的生命,而真实性则是他作品的生命线。因此,他晚年虽然在实践上颠覆了自己在《艳阳天》、《金光大道》中建构的关于农民生活的表达性现实,甚至喟叹自己“被‘文革’那个时代骗了”,但他仍然倾力为自己的作品真实性辩护。他振振有词地将《艳阳天》、《金光大道》的故事情节说成是本真历史,说成是他参与创造的客观历史。然而,他的证词往往避重就轻、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整体来说,浩然和他的文学是一个杂糅的混合体,以往的评价往往过于简化。只有回到作品本身,通过历史的辨析,我们才能相对客观地理解浩然的真实性。作为一个样本,浩然文学也启发我们如何看待十七年文学这一特殊时期的文学创作。最后要说的是,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作家可供自由发挥、施展才华的空间是狭小的。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特殊年代,在主流意识形态下写作农村小说的作家中,也没能有几人的文学表达影响力超过浩然。因此,进行这样即使不够深刻的“真实性”研究,也比纠结浩然是否要“忏悔”的争执要有意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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