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中旬，针对越南方面在中、越边境地带的冲突行动，我方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根据军委指示，解放军分东、西两线作战，许世友将军是东线老总，杨得志将军则是西线老总。
前者的东线总指挥任命一出得到广泛认同，但西线总指挥最开始定的是王必成将军，后来才改换成了杨得志将军。
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
为何邓公在对越作战的关键时刻，毅然决然要临阵换将，以杨得志换下王必成，前者到底强在哪里？
杨更有大局观首先看王必成、杨得志二人的解放前经历：二人分别出生于1912年和1911年，一个湖北人，一个湖南人，年龄相仿，可以说二人从小面对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经历大差不差，都在军阀割据的混乱年代中缓慢成长。
1928年，年仅16岁的王必成选择加入赤卫队，第二年便顺势加入了初创仅1年的工农红军队伍，第三年成功入党，可谓是年年进步。
而杨得志与王必成同期参加革命，但1928年就已经成功入党，对比前者党龄资历更深。
八年抗战期间，王必成隶属新四军，后来归属粟裕大将麾下，是华野有名的“叶王陶”三猛将之一。
三年解放战争时期，王必成先后担任兵团副司令员和浙江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等军职。
而杨得志最开始服役于红一方面军，抗战时期曾率领685团在平型关大捷中表现优秀，后来就任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一职，解放战争结束后杨得志成为19兵团的司令员。
对比发现，几乎杨得志在不同阶段的军职都要比王必成高上一两个台阶。
抗美援朝战争，王、杨二人都曾参与过。
1953年王必成到朝鲜战场担任第9兵团代司令员。而杨得志早在1951年就已经先一步到达朝鲜半岛，后来更是在1954年成功担任在朝志愿军总司令员一职。
毫无疑问，作为在朝志愿军的高级指战员，杨得志在战争的宏观指挥和兵力协调方面都相对突出，且朝鲜战争的资历更是给他的战场经验重新刷上了鲜红而光辉的一笔资历。
单看对越反击战，不能仅看作是一场两国冲突，而是一场真正的中、越战争。
那么西线总指挥的最佳人选，一定要有更强大的战场指挥能力和战场大局观念，对比王、杨二人，很明显杨得志更有优势。
知己知彼早在建国初期，我方的陈赓、韦国清等高级将领就去过越南作军事访问，原因是越南人为了赶走侵略越南的法国人，曾经向中方求援。
1964年，美国见南越、北越之争久久没有结果，于是悍然以北部湾事件为由，在1965年直接加入到越南战场，对战北约。
当时的胡志明政权也深知自己对上美国毫无反抗能力，于是先后又向苏联、中国求援。
苏、中两方分别对北越给予了大量军事支援，其中中方曾派遣多位高级将领前往越南作军事顾问，其中就有杨得志。
这个军事顾问团对越南北部当地的山川地貌和风土人情都有了相关了解，并根据北越当时的基本条件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军事建议。
相比于王必成来说，杨得志统领西线可以说更加有针对性。
因为杨得志曾经在北越扮演了“军事老师”的形象，对越南当地的军事风貌和越军的作战理念等都有充分的了解，可以说是既知己又知彼，毫无疑问比王必成具有更大的优势。
“人事关系”背锅除了上述两个原因外，其实还有一个说法，那就是王必成虽然战功赫赫，但在处理人事关系上有两个最致命的瑕疵，那可能也是导致他临阵被换将的重要因素。
首先就是王必成和东线指战员许世友之间的关系。
要知道，王、许二人曾经在南京军区搭过班子，后者担任司令员，前者做辅，按理来说两人的合作关系应该相当和谐。
但事实并非如此。
王、许二人多次被风传关系不睦，虽然没有明面上的冲突和敌对，但关系十分微妙。
于是，便有阴谋论出现，说当时东线已经确定许世友做司令，而前者看到西线定了王必成，心里不乐意。
因为考虑到东、西线两路部队最后是要在越南战场上倾力合作的，一旦王、许二人因为关系微妙甚至不睦造成合作不畅甚至对整个战局产生影响，那这个代价必定是难以承受的。
在对越作战一个月前，临阵换下了王必成。
还有另一种说法，也是王必成在“人事关系”处理上的问题，理由是他在昆明军区任职时因作风太过刚强凌厉，耿直不求变通的态度，可以说得罪了一大批人。
而在西线部队制作对越反击战的作战计划及前期准备工作时，王必成还是按照惯有的简单粗暴的做法，这导致很多高、中层的指战员对其产生不满，甚至有人放出话来，声称王必成若担任西线总指挥，那么他肯定是不服气的。
当然，这个说法的准确性有待商榷。
但也能够从这些风闻消息中看出，相比于杨得志，王必成可能确实因为自己的简单耿直的带兵方式而在一些中、高层指战员中备受诟病。
不过，总的来分析，王必成被换下的最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杨得志在越南战场上的“知己知彼”的优势。
毕竟，越熟悉越南军事作风和地理风貌的指战员，就会在中、越战场上拿下更多的主动权，这对于我方来说是莫大的优势。
而王必成也是相当理解高层的做法，并未对上级做出“临阵换将”的决定有所质疑，反而和杨得志交付准备工作后，鼓励对方一定要从他手中接过对越作战的旗帜，一定要打出中国军人的威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