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在被囚禁孤岛长达26年后,玛丽·马伦(Mary Mallon)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她是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无症状感染者,被誉为美国最危险的女人。
玛丽·马伦
那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请听卫生官乔治·索珀的述说:
我叫乔治·索珀(George Soper),是一名传染病专家。在1906年,我接到了一起不同寻常的调查委托,纽约的长岛牡蛎湾居然爆发了伤寒。
乔治·索珀
在8月27日至9月3日期间,银行家沃伦一家先后有六人病倒。这样的事要是发生在纽约下东区脏乱拥挤的贫民窟里,那没什么奇怪的。但牡蛎湾是富人们的夏日度假胜地,有洁净的水源供给和良好的生活环境,这就很有问题了。
因为伤寒是由水或食物传播的细菌性疾病,所以我最先怀疑是水源被污染了。我从水井、水泵、外部水箱、以及屋内的各处水龙头采样检验,却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妥。然后我又检查了海湾的贝类和供应的奶制品,也没有发现伤寒杆菌。如果病菌不是来自于环境,那么就只有可能是来自于人了。
通过排查,我发现在8月4日,即疫情爆发三周前,沃伦一家更换了厨师。这位厨师擅长制作一道配有新鲜桃子片的冰激凌甜点,而伤寒杆菌只能在未煮熟的食物上存活,这一来就全对上了。这位厨师叫玛丽·马伦,是位中年女性,只在沃伦家服务了很短的时间,目前不知所踪。
但从职业介绍所那里,我拿到了她的工作履历,并震惊地发现,在过去的10年中,这位马伦女士曾在八个不同的家庭工作过,而其中六个家庭爆发了伤寒。这是个超级传染源,那我得赶紧找到她。但是,她在哪儿?
1907年初,伤寒疫情再次现身富人区帕克大道一户人家,家中的孩子、女仆相继病倒。我听到了消息,立刻警觉,这简直和牡蛎湾事件如出一辙。我顺藤摸瓜找过去,果然见到了在厨房工作的马伦女士。但让我意外的是,这名厨师看起来实在太健康了。看起来无症状的健康人也能传播疾病吗?我得验证一下自己的猜想。
我礼貌地向马伦说明了情况,并请求采集她的尿液、粪便和血液样本。但没想到她居然暴起,情绪激动。你这是诽谤,是污蔑!我很健康,从没得过什么伤寒,从我的厨房里滚出去!她举起一把肉叉,将我狼狈地赶了出来。
没过几天,马伦雇主家唯一的孩子不治身亡。不管她愿不愿意,她都必须接受检测。纽约市卫生局派了卫生专员和警察前来抓捕玛丽·马伦。但她试图逃跑,拼命挣扎,就像一头愤怒的狮子,需要五名警察才能把她弄上救护车。
她被带到了威拉德帕克医院(Willard Parker Hospital),卫生部门对她的排泄物进行了详细的实验分析。果然,在她的粪便中发现了高浓度的伤寒杆菌。我的猜想被验证了。后来,她被转移到了北兄弟岛河畔医院的隔离区。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为了公众安全,这样的超级传染源就应该被隔离。
2年后,也就是1909年,玛丽·马伦向纽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释放她。不是我们要隔离她,是她一直不肯配合治疗,不好好服药,也不肯接受胆囊切除手术。但这个事件被有心的媒体大肆报道,迫于舆论压力,卫生局只能同意释放她。但前提是她永远不能再当厨师,还帮她安排了个洗衣工的工作,并且要求她每三个月向卫生局汇报她的近况。
她同意了。马伦一开始确实信守了承诺,但后来她的报告越来越迟,到了1914年干脆玩起了失踪。直到1915年3月,我接到一通请求伤寒调查的电话,爆发疫情的是斯隆妇产医院,一共二十五名医护人员感染,两人死亡。
经过调查,我发现三个月前,医院雇用了一位新厨师"布朗太太",而现在这位"布朗太太"失踪了。这让我不由疑心大起。我比对了厨房的工作记录,认出了玛丽·马伦的笔迹。这个女人,她想要什么?她怎么敢回来当厨师?她要么是愚蠢至极,要么是故意报复社会,不可原谅!我们再次逮捕了她,送往北兄弟岛隔离。这一次,她不可能再出来了。
但如果换个视角,这个事件又会是什么样说法?听听玛丽·马伦述说:
我叫玛丽,出生在爱尔兰。十四岁时,我投奔亲戚来到了美国。和我的同胞们不同,我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写一手漂亮的字。虽然一开始只能做低等女仆,但我一直努力学习,最终成为了受雇于富人家庭的厨师。我不但管理厨房,也管理其他低等仆人。这是一份高薪体面的工作,我为自己感到自豪。
但是这一切在那一天全毁了。那个叫索珀的男人居然说我是伤寒的超级感染源,这绝对是诽谤!我很健康,从来没有请过一天病假。我从未患过什么伤寒,又怎么可能传染给别人的?一怒之下,我举起肉叉就把这个混蛋给赶了出去。
但没过几天,他居然带着警察上门了。我试图逃跑,奋力反抗,但他们还是粗暴地把我拽上了救护车。我的天!他们怎么敢?我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却被当作罪犯对待。在一个基督教社区,一个无助的女性竟然被这样对待,这是天大的侮辱!
他们把我关在一座孤岛上,我非常紧张,又悲伤又崩溃。我的左眼瘫痪了,无法转动。这种情况整整持续了六个月。他们强迫我服用副作用强烈的实验性药物,还要切除我的胆囊!我坚决抵抗,我不会让任何刀片碰我,决不!天呐,他们居然想一直关着我,但我不会屈服的。
我向外写信,联系到了正直的爱尔兰律师乔治·奥尼尔,他愿意帮我提起诉讼。我还想办法联系到了《纽约美国报》的出版商,将我的故事讲给他听。他愿意帮我宣传,并为了卖报纸资助我打官司。我还想方设法连续几个月,往曼哈顿的弗格森实验室发送样本,证明我根本不带什么劳什子的病菌。是的,这些都很困难,但我都做到了。
1909年7月,在被关押2年后,我前往纽约最高法院为自己辩护。我说:在美国,正义分为两种,即使是海洋里所有的水,也洗不尽我在卫生部眼中的罪名。他们渴望表现自己,赢得保护富人的荣誉,而我,不过是牺牲品。
终于,迫于舆论压力,他们释放了我,不许我再当厨师,并给我找了份洗衣工作。这是最下等的工作,报酬几乎为零。但为了近在眼前的自由,我,愿意妥协。这真是份繁重的工作,我年纪大了,没法像年轻姑娘那样干得又快又好,微薄的薪水几乎无法维持生活。
在积蓄用完前,我得另想个出路。我打算换个名字,也给自己换个人生。正好斯隆妇产医院在招厨师,我很顺利地就应聘上了。毕竟我那么健康,怎么可能传染什么伤寒嘛。但当伤寒在医院爆发时,我知道我完了。他们来抓捕我时,我没有再反抗。人们喊我"伤寒玛丽",咒我去死。随便了,就这样吧,我认命了。
"伤寒玛丽"的故事是一场公共安全与个人权益之间的博弈。1915年,她重返厨房的行为惹了众怒,导致了她被隔离26年直至死亡的结局。
玛丽墓碑
玛丽在结束具有争议的一生后,她的故事仍被反复讲述。一方面,“伤寒玛丽”的标签给她打上恶毒危险烙印。另外一方面认为她是种族排斥的无辜受害者。
玛丽·马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