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KI:SUN:JDSY.0.1999-06-005

自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失陷至1938年10月27日武汉陷落，共10个多月的时间，为武汉抗战时期。在这一阶段，武汉成为全国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的中心，即实际上的战时首都。第二次国共两党的合作亦以武汉为基地发展到高峰。同时，由于武汉会战及此前的台儿庄大战和徐州会战等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我国抗战遂由战略防御阶段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变。因此，在抗日战争全过程中，武汉时期的抗战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与之相联系的是，作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军事当局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在指导台儿庄大战、徐州会战和指挥武汉会战的过程中，不仅多次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主持制定和批准一系列作战计划及部署，与前线电报往来频繁，不断指示作战方略，而且多次视察前线，对高级将领面授机宜，从而逐步形成其这一时期颇有特色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其他军事思想。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蒋介石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研究尚不多见；即使有的论著涉及这一问题亦予以否定，认为蒋介石和中国统帅部“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武汉会战的作战方式为“单纯的阵地防卫战”，其失败“是蒋介石战略指导失误的必然结果”。这些观点有失公允。笔者不揣冒昧，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与同仁商榷。

（一）

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它与战争进程和胜负密切相关。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十分重视军事战略问题。1938年1月11日，他在开封对第一、第五战区将领讲话时强调：“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作战，最后胜败的关键，就在战略与政略；如果战略和政略失败，无论他战术如何好，武器如何精，最后一定要失败的。”

那么，中国抗战的战略是什么呢？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即多次提出对日作战要实行持久战。七七事变后，蒋和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仍然坚持以持久战作为对日作战的方针，但由于对这一方针理解失误，遂酿成军事上极为惨痛的损失。在1937年8月7日的国防会议上，国民政府决定开展“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蒋介石这时亦认为，“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诚然，不断消耗敌国的人力（军队）、物力、财力，是中国军队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条件和战略目标，但持久战并不等于消耗战。这种“持久消耗战略”不是积极主动地歼灭日军的有生力量，而是与敌人拼消耗。因此，南京失守前，蒋介石的消极防御思想曾给抗战事业造成一定损失。其错误具体表现为：

阵地作战，方式呆板。

在抗战初期，阵地战是正面战场处于敌军战略进攻下的一种重要作战方式。但蒋介石过于倚重阵地战。早在平津抗战时，蒋介石即指示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以阵地战对付日军。7月27日，蒋电令宋“先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切勿使之疏失”。7月28日，他在致宋哲元的密电中又指出，“此时应敌，先要巩固现有阵地，然后方易出奇制胜。”。当时，此种阵地大都分布于重要城镇，由于敌飞机、重炮之火力十分疯狂，此种偏于城市一隅的阵地极易化为废墟，但蒋介石仍多次下令死守阵地。而上海之战更是如此。10月29日，他在淞沪前线召集师长以上军官训话时说：“我们要持久抗战，就要不怕阵地毁灭。”我们“时时要作转败为胜之计，处处设防，步步抵抗”。由于阵地的基本功能为防御（不是进攻），而“防御的目的只是据守”，据守不能“增加自己的作战手段”，因而防御“具有消极的目的”。所以，蒋介石主张的此种单纯阵地战，因其作战方式呆板而影响作战效果甚巨。

死守一地，硬拼消耗。

这种情况在淞沪会战中表现得至为明显。淞沪地区位于长江下游黄浦、吴淞两江汇合处，在军事上无险可守。9月14日，当这一带战事进行一月之时，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以杨行业已失守，向蒋介石建议“转移阵地，逐次抵抗”，但蒋却下令“死守刘行”。直至11月8日，日军已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严重威胁上海守军侧翼，蒋介石才下令撤退，但为时已晚，官兵所受损失十分惨重。南京保卫战情形更糟。由于地形背水，加之守军大多为刚从上海撤退的部队，尚未恢复战斗力，南京只宜作象征性防守。但蒋介石却命令南京卫戍部队迅速构筑工事，固守南京。12月9日，在他下达的第36号命令中，令“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阵地”。直至12月12日申时，蒋介石在致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等人的手令中仍指示“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

仓促撤退，酿成惨剧。

直至10月31日，战争在上海进行已两月半之久，蒋介石才采纳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和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长刘斐的建议，令淞沪前线各部队向吴福线（吴江至福山）和锡澄线（无锡至江阴）既设阵地转移。但第二天他却出尔反尔，要收回10月31日成命，命令各军凡已撤退的，必须退回原阵地；未撤退的不得移动。并希望守城部队“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上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两个星期”。这就失去了主动转移的有利时机，以致后来撤退时，各部队因准备不周，仓促行动，“均拥挤于公路，秩序至为混乱”。甚至有些部队因“敌机日夜轰炸，人马践踏，造成溃退之惨象”。南京退却的情形更惨。12月11日晚，当日军攻占当涂，从上游包抄南京时，蒋介石才给唐生智发去两电，命令：“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第二天下午5时，唐生智下达了这一撤退令，但混乱溃退之势业已形成。当时，“我城外各部战败后，均相率入城。惟城门未启，无法进入，除少数攀登城墙者外，余均由城下向下关逃奔，同时城内部队亦向下关拥挤，终以人数过多，除一部渡江及泅水而过者外，大部均作壮烈之牺牲。”

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中的政略失误亦很严重。上海为中国经济尤其是对外贸易中心，英、美、法等列强利益与之息息相关。淞沪会战期间，正值为调解中日冲突而举行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开幕前后，蒋介石幻想以上海的战事谋求列强制裁日本。1937年9月22日，他在答《巴黎晚报》记者问时说，“本人深信各国远大眼光之政治家”，“能切实执行其在国联会章下应有之义务，对日本作有效之制裁”。“若列国仍有不采取及时措施，遏制日本侵略，则不但各国对中国原有之贸易为之消灭，即各国在东亚之领土，亦必受严重之威胁”。此后，尽管上海守军伤亡极重，他仍令其坚持再坚持。10月29日，他在对淞沪前线将领训话时指出，“目前九国公约会议即将召开，倭寇显已成为举世所共弃的国家了！如果我们再能维持三、四个月”，则“我们国家的地位愈益提高，国际对我们的同情，愈益深切”。他特地强调，为了“以国际形势压迫敌人”和“获得国际的同情和赞助”，“必须我们自己先要有抗战的精神和决心，能够持久不懈，拼战到底”。11月1日，蒋介石之所以要收回前一天发出的上海部队的撤退令，即是因其获悉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将于11月3日开幕。为使这次会议支持中国、制裁日本，他要求上海部队再坚持一个星期。但由于英、美对日推行绥靖政策，南京政府的这一希望化为泡影，其军队亦遭受严重损失。陈诚后来在总结沪战失利的原因时仍认为：“这次战略受政略的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并不是国家的错误，因为我国本身准备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关系。”这种看法不能说毫无道理，然而，当战略不再成为达到政略目的之手段时，即不应因政略牵制战略。这一教训至为深刻。

（二）

1937年12月14日，即南京失守的第二天，蒋介石开始驻节武汉，领导对日作战。1938年1月11日，他在开封军事会议上认为，以前遭受挫败的责任，除了高级将领之外，主要由他来承担。他大声疾呼：“我们不必讳言失败”，而“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真切觉悟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坦白承认失败的责任，从此大彻大悟，幡然改图，急起直追”。就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认为中国军队失利的主要原因为缺少“攻击精神”。他说：“一定不好呆守不动，坐以待毙。必须积极动作，对威胁我们的敌人，采取攻势；必须严密监视敌人，时刻保持主动地位，来攻击敌人”。为此，他提出：“须尽心研究，想出各种有效的方法，准备各种可能的制敌的方案”，“配合各种有效的战术，先发制人，攻守自如，陷敌人于被动，使他顾此失彼，应付不暇”。而在三天以前即1月8日，蒋介石在汉口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研究作战计划，即决定变更抗战策略，改守为攻。 此后，蒋介石逐步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思想。

其一，勿单纯防御而尽力开展进攻。

开封军事会议后，在蒋介石的作战电报和讲话中增添了“攻势防御”、“机动作战”、“诱敌深入”和“包围”等军事术语，一改单纯防御的弊病，讲求对敌进攻。南京失守后，日本企图打通津浦路连接南北战场，并乘势会攻华中重镇武汉。 而临沂为鲁南战略要地，其得失关系津浦线北段战事之成败。1月上旬，蒋介石令第3军团庞炳勋部调临沂防守。后当临沂战局吃紧时，蒋介石电令庞炳勋：“须诱致敌军于适当地点聚歼之，临沂城绝对不能弃守”。 由于庞军伤亡很重，蒋介石又调张自忠部增援临沂，并于3月12日电令庞、张“密切协力，以迅速行动击破临沂方面敌人”。 当临沂保卫战取得初步胜利后，蒋介石又于3月17日致电李宗仁及庞、张：“仍希督励所部确切协同包围敌人于战场附近而歼灭之。”后庞、张两军在临沂东北地区从东、南、西三面夹击汤头、王疃、傅家池附近日军。 经三天激战，日军被中国军队击退。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令自归德、亳县东进增援的第20军团汤恩伯部向敌进攻。3月17日，蒋介石令汤部“务捕捉好机会，以机动作战求敌而彻底打击之”。3月19日，汤军一部在台儿庄西北之沙沟向敌反攻，使敌攻击受挫。3月21日，蒋介石对第五战区津浦北段的部署依攻势防御原则予以多处具体修正，并令该战区长官李宗仁及其所属各部对敌实行“围攻聚歼”。 战至月底，双方在台儿庄地区形成拉锯战。 在此关键时刻，蒋介石于4月1日下令总攻台儿庄。 他在致李宗仁、白崇禧等的电报中命令：“对于台儿庄之敌务须歼灭。 倘兵力不足可用援军。”但处于敌侧翼有利位置的汤恩伯部对敌攻击却迟迟未获战果。于是，蒋介石于4月5日在电报中除指责汤部攻击未能奏效外，还令其“急应严督所部于六、七两日奋勉图功歼灭此敌，毋负厚望”。6日晚，中国军队全线反攻，战至7日凌晨，被围日军除一部突围外，其余1万多人全部被歼。 台儿庄大战终于获得空前胜利。

蒋介石从台儿庄大捷中总结出歼敌的重要经验，以致后来更加重视攻势作战。4月27日，蒋介石在致李宗仁、李品仙的电报中，肯定了南京失守以来各战区采取“以攻为守指导作战”方针的正确性。5月10日，他令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正面宜采攻势防御”，对敌“予以击灭之打击”。 武汉会战时，蒋介石多次下令对敌进攻，并寻求战机，准备再打一次大胜仗。9月底，敌第106师团孤军深入南浔路马回岭以西万家岭地区，即将与瑞昌、德安边境日军接应。 蒋介石当机立断，于10月2日命令陈诚并转各部：“应乘胜进攻，挽回危局。 诚千载一机，望力图之。”后陈诚急调大批援兵，对敌实行围歼。战至10日上午，被围之第106师团除两股逃脱外，其余1万多人全部被歼。 但这一时期蒋介石有时因判断失误攻势防御思想尚欠科学性。 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后，他急于扩大战果，竟不顾敌强己弱、官兵尚未解除疲劳和恢复战斗力的情况，下令调集重兵在徐州地区与敌“决战”，并在赣北实行“不受任何情况牵制”的“挺进攻击”，均遭致严重挫折。

其二，勿死守一地而实行节节抵抗。

抗战总方针既然为持久战，那么，当某一战役和战斗已适当歼灭敌军，而再战则使我损失过重时，中国军队即应果断实行撤退，以免遭受无谓的牺牲，而保持持久抗战的力量。尽管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在实施持久战略方面获得一些成绩，但这种以阵地战死守弹丸之地的战法不足为训。蒋介石后来引为戒鉴，采用逐次抵抗或节节抵抗的方针与敌周旋，以达到持久抗战的战略目标。就在1937年12月5日即蒋介石离开南京的前两天，他在致各战区、各省政府转各专员、县长的电文中说：“吾人制敌之策，在军事方面，虽战略或须后退，但必节节予以强烈之抵抗。”几天以后，经蒋介石审定的《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规定，在决战地带，须以有力部队“在正面节节抵抗”。 军事委员会以后制定的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作战计划，亦提出要以“逐次抵抗”或“节节抵抗”阻敌西进，消耗日军战力。 欲实行节节抵抗，应避免死力固守，而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1938年5月初，蒋介石在其手谕中指出：“长期抗战，端在消耗敌人力量，以争取最后胜利，勿因一城一市之得失，而影响持久抗战之心理。”中国领土辽阔，地形复杂，具有较强的战斗潜力和较大的回旋余地，这是中国军队不死守一地而节节抵抗的重要条件。 对此，蒋介石在《告全国国民书》中指出：“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与〔于〕全国之乡村。”

后来，蒋介石更明确地认识到，可利用乡村广阔的空间换取持久抗战的时间。1938年2月7日，他在武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和敌人决胜负。”“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此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他还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此种节节抵抗的战争时空观，旨在通过适时退却，变换敌我双方在空间中的位置，调动敌人，将其不断引入地形、地貌和社会条件等不利之地区，以分散和消耗其兵力，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因此，蒋介石的这一作战思想是积极的，并且对尔后进行的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影响甚巨。1938年2月开始的鲁南作战及以后进行的徐州会战，坚持数月之久，给敌以巨大消耗。5月12日，鉴于日军占领皖北蒙城后向徐州以西作包围运动，徐州危急，蒋介石自汉口飞郑州部署军事。13日，蒋介石电告在徐州前线的李宗仁：“鲁南兵团应即抽调有力之一军，集结徐州，准备转用；其余各部除以一部在现在地警戒外，应适时变换阵地。”“同时并将各部指挥系统及部署着为变更。”至5月下旬，徐州前线各军安全撤抵皖西豫南地区。蒋介石对徐州撤退十分满意，称：“徐州失陷，我军整然西撤，损失甚微”。6月3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 “此次我军撤退愈速，敌进将更迟缓。在长期战争中，不可以一时之进退定其胜败。 战略之撤退，如能达到预期之结果，即胜利也。”

武汉撤退问题曾使蒋介石颇费心机。七七事变后几个月，蒋介石对将来中日战场形成一种估计。他认为，“抗战最后地区与基本战线，将在粤汉、平汉两铁路以西”。 因此，若武汉失守，就难以保有这一基本战线。1938年9月，军事委员会制定的《武汉会战目的方针与策略指导》认为：“武汉为我政治、文化、经济、交通之中心点，不能轻易放弃，影响国际观听。”而且在此之前，为建立武汉对日防御工事体系，国民政府和地方当局已付出很大代价。所以蒋介石从战略、政略的需要出发，对保卫武汉的态度十分坚决，以致“武汉撤退时机，最初定在八月底，后又改为九·一八，又改为九月底，双十节”，仍未最后决定。 但在10月14日，武汉保卫战已开展4个多月，歼灭大量日军，沿海沿江工厂及武汉本地工厂业已内迁，武汉大批难民和大部分人口已经疏散；并且武汉北方战略要地信阳业已失陷，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威胁粤汉路南端。 蒋介石遂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实行撤退即放弃武汉。 他在致第五、第九战区的电报中命令，应“于一星期以内变更现在态势”，并重新部署两战区各部队。 武汉撤退是必要而及时的，这与上海、南京之撤退形成鲜明对比。因之，蒋介石当时在日记中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支持，最后必失。 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基础。”

其三，勿囿于内线而讲究外线牵制。

鉴于以往我军单纯内线作战易受敌攻击或包围而失败，故利用战场广阔和日军战略进攻的方向及地区十分明显这些特点，采用外线牵制而保护内线的方法非常必要。鲁南作战前，蒋介石在给军令部长徐永昌的手令中提出：“现在敌南北各战场主力，均向津浦路徐蚌方面转移，应督令第二战区主力，向太原及平汉路石家庄；第一战区向津浦路北段德州、沧州；第三战区向湖州、嘉兴、芜湖各方面：从速出击为要。”在鲁南作战进行数月，尤其是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从战争实践中认识到战略牵制的重要作用，遂在4月14日致第一、二、五战区等单位负责人的电令中明确指出，日军自鲁南失败后，从晋绥、冀豫、江淮等处抽调兵力增援鲁南。各战区应严督所属积极行动牵制敌人，以利鲁南作战。5月初徐州会战进入高潮时，他和军委会在会战指导方案中又规定：第三战区皖南应求切断京沪交通，确实箝制江南之敌，“不使转移于长江以北”。第二战区应一面对归绥攻击，一面扫荡同蒲路南段三角地带之残敌。 第一战区应在黄河以北阻止日军渡河。 这样，我军为配合和支援鲁南作战及徐州会战，在外线以兵力和火力吸引和拖住大量敌军，从而使敌难以在主要作战地区增加兵力。

由于武汉会战战地广、规模大，蒋介石和军事委员会更加重视外线牵制。早在6月8日会战之前，军委会军令部在其制定的保卫武汉作战计划中即提出：第一、二、三各战区积极向敌后袭击，“以牵制敌向武汉转用兵力”。武汉会战开始后，蒋介石于7月5日指示第一、二、三、五战区：“现值青纱帐起，正游击最好时期。 各该战区指定担任游击部队应积极行动，努力袭击敌人，尽量破坏交通、通信，以分散进攻武汉兵力。”为袭击和切断长江下游航道和京沪线、津浦线南段这些日军主要补给线，蒋介石多次电令有关部队出击。7月24日，正当九江之战激烈进行之际，蒋介石在致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电报中命令：“敌现大举向九江轮运中，贵战区应尽量加强沿江炮兵，并派妥员指导施行有效之炮击，妨害敌输送为要。”蒋介石还令第76师主力袭击京沪铁路，破坏敌交通，以妨碍其运输。在武汉会战前哨战阶段，日军猛攻皖西南各县，蒋介石遂于6月18日、6月26日、7月15日、7月28日多次电令韩德勤部向津浦路南段挺进，“妨敌兵自由南运”，“牵制敌之兵力”。 但韩部执行不力，在受到蒋介石严厉批评后才有些战绩。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多次令朱德在华北部署八路军，实施对日牵制，配合长江两岸主力作战。 我军在武汉会战时期的战略牵制曾取得巨大效果。在长江下游方面，据当时统计，自7月至10月的4个月中，第三战区沿江炮兵击伤敌兵舰、运输舰、汽艇和商轮共435艘。 在华北地区，国共两军牵制日军约达30万人。

（三）

战术是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战略上的成功，有赖于战术和战斗的撑持。在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比较重视战术的研究与运用。 他在1938年1月中旬召开的开封军事会议上说：“战事的胜败，一是决于兵力，一是决于智谋；而兵力的使用，尤其靠我们高级将领有超越的智力和谋略，才能够发扬无上的威力。”同月下旬，针对高级将领普遍存在着的缺乏研究习惯、指挥技能和精神修养的现象，蒋介石连续三天主持召开有各战区部队参谋长和参谋处长参加的参谋会议，并作了题为《抗倭战术之研究与改进部队之要务》的重要讲话。 后又在这年11月下旬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总结了抗战17个月以来，尤其南京失守后对日作战的经验与教训，因而，蒋介石在武汉抗战时期的战术思想是有所发展的。

抗战初期，日军所使用的主要战术锥形突击（中央突破）和迂回包抄均为其传统战法，亦为其战术优势。当时，日军机械化部队，利用铁路、公路深入猛进。敌每进犯，均选勇敢官兵，配以轻重优利火器为前锋，不顾一切向前冲击。若中国军队第一线软弱，则易被敌突破。 甚至第二线亦受其影响。 由于中国军队主要采用阵地战，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以此战术进行正面猛攻，使中国军队常受挫折。 对日军此战术，蒋介石在武汉抗战之初已有觉察和警惕。1938年1月29日，蒋介石在汉口参谋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从这半年多抗战经过，来观察敌人所用的种种战术，就其显著之特征看起来，可以概括名之为‘锥形突击’。他们所用的中央突破的惯技，亦就是集结主力，施行‘锥形突击’的战术，这是他战斗训练中的传统教育。”这年9月间，军委会在其制定的《武汉会战目的方针与策略指导》这一文件中亦指出，日军“采取锥形战术，沿江两岸，向武汉为窄正面之推进，企图攻略武汉”。 那么，如何打破敌军的锥形战术呢？

蒋介石认为，“我们要打破寇军这个‘锥形突击’的战术，最适当的方法，就是‘侧击’”。如何进行侧击呢？他总结全面抗战以来对日作战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三项要点：

（1）以预备队实行侧击。在日军进攻方向和必经道路的适当地点，周密配备相当数量的预备队，“当寇军施行锥形突击时，我预备队对寇军的侧背，猛力进展，施行侧击，尤其要注重侧射，从侧背方面袭击敌人”。 “当正面被敌锥形突击时，就利用预备队乘虚侧击，切断他前后方的联络，断其接济，动摇他的军心，他的锥形突击，中央突破的惯技，就无法得逞了。”他认为：“我们过去的失败，就是不知道运用这个战术，各级指挥官，没有控制遂行侧击的预备队，只知道敌人由何处攻进来，就只在何处应战；他突破一点，我全线都退。”

（2）以正面阵地支撑侧击。欲保障侧击部队有充裕的运动和作战时间，必须使正面阵地稳定持久。 正面战线愈持久，日军的弱点愈易暴露出来，我侧击的机会就愈多，“就愈易收到袭击的效果”。 欲使正面阵地稳定持久，还要“固守重要支撑地，四面筑成坚固阵地，并须以雄厚的兵力，作纵深配备。”

（3）以兵力为布阵基准。 既然要以正面阵地来支持侧击，那么如何布置阵地呢？这就要妥善处理阵地与兵力、地形之间的关系。蒋介石认为，选择和布置阵地，应以兵力为标准，不要依地形来配备兵力，以免兵力使用为地形所限。他指出：“我们过去所筑国防工事，就是依地形构筑阵地，支配兵力，以致正面广阔，兵力分散，因而处处不易固守。”蒋介石提出，“今后一定要按照兵力多寡，决定阵地正面的广狭；换句话说，就是有多少兵力守多少阵地，兵力支配不到的地方，宁肯暂时放弃。而应守御的阵地，就要抵死固守，不许随便退出。”这样，才可腾出一部分兵力来实行侧击，即“将我军的主力，控制于侧面待机地位，专伺侧背攻击”。 此外，蒋介石还提出了运用侧击战术的必要条件，这就是：高级指挥官应有坚定不移之决心；应注意部队机动力与协同心之养成；应力求部队作战的主动性。

对中国军队占据的地形特别险要或事先侦知有强大兵力的阵地，日军往往使用迂回包抄战术实行攻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在总结徐州会战失败的原因时指出：“敌军深悉我军侧背感应性大之弱点，故每次攻击必惯用侧背运动（包围及迂回）。”武汉会战开始后，蒋介石也提到，敌军于长江两岸登陆之惯技，往往不在著名据点主要阵地之正面，而在其阵地之左右或甲乙两阵地之中间地区。由于敌军凭优势火力而攻击猛烈，且袭我薄弱部分，我军在经过战斗后往往被迫撤退。为打破日军这种传统战术，蒋介石在分析我军失利的原因后指出，“我们要正面阵线能够稳定持久，就要固守重要支撑点”，“并须以雄厚的兵力，作纵深配备，准备充分的弹药、粮秣，为持久战守之计”。这样，“即使寇军用迂回包抄或侧击的战术来攻击我军，我们亦能四方八面抗战，使敌人无法攻入”。

对于纵深配备阵地，蒋介石有时亦称为“梯次配备”、“梯形配备”或“逐次抵抗阵地”等。他曾多次令有关部队修筑堡垒群阵地，切勿以线式工事塞责，并须多筑坚固的预备阵地。还在武汉会战之前，蒋介石就指出，对于阵地编成之要领，“我如在全阵线只为横方向之线的延长设施，不如于交通线上，采纵方向之点的重迭配备”。 但在整个武汉抗战时期，因种种原因，这一问题在实战中仍未解决。 故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时，蒋介石明确指出，我军本期作战，有以“一线式之配置以行战斗者”。 此种阵地，“一遇敌人来攻，易被突破；被突破后，若不能反攻与逆袭，以歼灭来攻之敌，不免即向后撤退，甚有溃退者”。 他严厉批评道：“一线式阵地之不能改正，乃我们官长指挥能力缺乏，而为我军自抗战以来，战术上失败最大的一个耻辱！”他希望各高级指挥官以后务必“多多变换研究，决定改进的原则，和因时因地实施的具体办法，彻底改正”。

蒋介石对付日军迂回包抄的战术，除纵深配备阵地外，另一重要办法就是机动使用部队。当时，日军攻击我军阵地时，假若一两天仍未攻下，就调动兵力，“从左右迂回包抄”。 我阵地正面虽能暂时坚持，但由于阵地侧翼动摇，最后仍不免要撤退下来。 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时，蒋介石生气地指出，我们既然知道敌人左右迂回包抄这一惯技，“为什么还要将许多部队呆摆在正面，挨敌人的死打？”他提出对策：“我们今后作战，对于每一个阵地正面，在初战时防守的部队固不可少，但遇敌人攻击两、三天不能得逞时，我们高级将领即要有胆量，有决心，尽量抽调部队，作机动使用”，“围歼敌人”。 他强调指出，“我们部队如果是呆守在正面，致使敌人从左右迂回包抄，我正面将终至不守”。 “所以我们根据过去血肉的经验，以后作战部队不好集中呆守在阵地的正面，而要能审机度势，随时抽调，来遂行我们以攻为守，转守为攻的任务。”

迂回包抄既然是日军普遍使用的一种重要战术，那么，中国军队能否亦采用此战术呢？直至武汉会战结束时，蒋介石才提出要仿效日军这一战术。他说：“我军在鲁南台儿庄与德安万家岭两次大胜利，都是我忠勇将士不惜牺牲，能运用这种迂回包抄战术的收获。”因之，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特地提倡运用这一战术。 他讲道：“我们将来要消灭敌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战术、战略上，都要能够迂回包抄敌人。”至于这种战术的长处和效果，他认为可以用来切断敌军后方的交通，断绝敌人一切接济，使之失却增援，最后必趋溃灭。 蒋介石迂回包抄的战术虽然提出较晚，但却对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军队作战方式的改进起过一定作用。

由前述可知，蒋介石以侧击对付敌军锥形突击的战术，以纵深配备和机动作战对付敌军迂回包抄的战术，贯串了积极防御的作战思想，应予以肯定。但在敌之进攻、我之防御的战略阶段，阵地战仍是一种重要的作战方式。对此，蒋介石在如下三方面提出阵地构筑要点：

其一，有重点地构筑阵地。阵地战只是用来扼守战略上必要的据点。9月16日，为纠正第九战区阵地部署中的问题，蒋介石命令“部队应集结使用，切勿使备多力分”。并具体指示第102师不必驻守不关重要的西岭以西地区，应“从速移驻于战略适中地点”。“第60师亦不宜太分散，处处设防，只占据必守之要点。”早在武汉保卫战准备时期，蒋介石虽然提出构筑多层阵地带以阻敌西进，但同时多次指示要有重点地构筑阵地。7月26日，他致电白崇禧等： 太湖、宿松、黄梅据点，仅以必要各一部守备，为攻势之支撑即可。 而广济阵地“极为重要”，因与田家镇要塞相连，“应置重点于该地”。 并明确指出，“广济以东山地，万一发生破绽，亦无关系，惟广济阵地必须固守”。8月12日，鉴于准备在江南瑞昌与敌决战，蒋介石指示陈诚等：瑞昌东北之牯牛岭阵地“关系重大”，必须构筑坚固工事，确实守备，“不可稍忽”。并令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亲赴前方，督同守备”。 此后，他又多次要求各部队应集结使用，切勿备多力分；不必驻守不关重要的地区，只占据必守之要点。

其二，利用地形地物构筑工事。蒋介石认为，工事式样分为山地、平原、河川、村落四种，“皆应各别择地构筑”。 他还认为山地作战，敌重兵器失其效用，故阵地应选择山地构筑，并多次指示在山地与敌决战。 为防敌军在长江两岸登陆，7月27日，蒋介石电令顾祝同，除沿江构筑直接防御阵地外，应在其后方近距离处利用地形构筑阵地，以备与上陆之敌作战。蒋介石在总结台儿庄战役的阵地战经验后，认为村落及街道战斗，应利用房屋城墙“在其下挖洞，在其外缘构筑阵地”，以避免飞机发现，还可抵挡敌军炮弹。

其三，工事力求隐蔽。为防敌机侦察轰炸和炮火袭击，蒋介石多次指示阵地工事力求隐蔽，甚至以假乱真。5月9日，蒋介石指示林蔚文分令第8军军长黄杰等，对阵地之轻重机关枪位置与使用，“应特别注意隐蔽与伪装，勿过早射击暴露位置”。 并认为这是战斗胜利的最大关键。8月6日，蒋介石指示程潜、白崇禧和汤恩伯，“阵地之伪装为避免敌机炮之轰击，减少我军损害及使敌攻击计划龃龉之最要手段”，应令所属“确实改善”。 与此同时，蒋还令前方将领在真阵地四周多筑假阵地，并指出多作伪工事、伪装，可“使敌机侦察，误认为我阵地之广、兵力之多”。

蒋介石上述构筑阵地的指导思想，一方面反映了他对阵地战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亦表明其阵地战主张具有一定积极防御的意义。不仅如此，蒋介石在作战方式上的以攻为守的思想即积极防御思想，还表现于他在一定时期对运动战的重视。9月8日，鉴于庐山战略地位的重要，蒋介石指示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转示该兵团副总司令叶肇，万一南浔路各处失利，“应即以庐山为中心，发展运动战”，“使敌不能向南向西直入”。 武汉失守前，蒋介石曾对他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说，中国军队要改变战略，选择自己的战场。他“已决定以运动战取代阵地战”，“使日本人在炮兵、坦克、飞机和重武器方面的优势丧失作用”。 但即使在武汉会战的高潮阶段，中国军队面对强敌，虽拼死抵抗仍节节后退，未开展较多的反攻。

与蒋介石的运动战思想相比，其游击战思想更显突出。早在1933年国共内战时期，蒋介石即关注游击战争。 当时，他概括的游击“四诀”为：“便装远探，轻装急进，秘密敏捷，夜行晓袭。”并说，将来抗日，“要注重游击战术”。 南京失守前后，鉴于单纯的阵地战致使战事接连失利，以及战地大都由城市转向广阔的乡村，具有回旋的余地，蒋介石开始重视游击战争，认为以后作战应多用“柔性游击战”。 台儿庄大捷前后，由于八路军在津浦北段开展游击战并不断取得胜利，以及国民政府军队在台儿庄大战中开展游击战的成效，蒋介石对游击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4月27日，他在致李宗仁及第五战区其他重要将领的电报中指出：“查第二期抗战开始以还，我各战区本运动战、游击战相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之最高原则，以攻为守指导作战，屡遏凶焰挫彼顽敌，士气振奋精神日旺，台庄胜利足为表征。”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所发布的与游击战有关的作战命令和部署上百件，较多地反映了他的游击战术思想。蒋介石认为，游击战的任务和作用，除不断袭击以削弱敌人外，还能够破坏敌人后方交通通讯、断敌补给、夺敌辎重与仓库，以及扰乱敌人后方，牵制并吸引敌人，以配合正面作战。 蒋介石和军委会所阐明的游击战注意事项主要为：不攻坚、不争夺据点，不决战，不事先报告部署计划，避免暴露企图，以及建立游击根据地等。 至武汉抗战结束时，蒋介石对游击战仍然是很重视的。以致他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并决定以后用1/3的军队担任游击。 为使游击战术得到改进和提高，在周恩来的建议下，蒋介石决定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翌年2月，此训练班在中共协助下正式开学。

在武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队的游击战亦取得一定成绩。1938年5月，毛泽东撰文指出，东北地区游击战争的良好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平绥、平汉、津浦、同浦、正太、沪杭诸铁路线两旁的游击战争，所起战略的配合作用，更加容易看到”。 并具体指出，“敌攻鲁南时，整个华北五省的游击战争，对于配合鲁南我军的战役作战，也尽了相当的力量”。 当然蒋介石游击战思想确有错误。如他认为，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才能够担任”。而“凡由地方政府、机关和当地人士，集合本地武装民众，编成队伍，来发动自卫的力量”，“叫做别动队”。 还说，“现在社会一般人士，认游击队与别动队没有分别，这是极大的错误”。 由于蒋介石视游击战为正规战，缺少民众参战的重要内容，这就大大限制了游击战争的发展。

（四）

在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基本上是正确的。究其原因，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国共两党军事领导人和外籍军事顾问等对他的影响和推动是十分重要的的因素。

在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即使在正面战场，亦应实行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早在1937年10月上海作战时，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中就认为，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失利的重要原因为“作战方法失宜”。并指出，“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防御的战法；主要应采取‘反突击’”。 关于如何防御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亦认为，“防御必须同时有进攻，而不应是单纯的防御”。并具体指出，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在战略防御阶段，尽力开展进攻的重大意义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目的。 据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办公室机要秘书的程思远回忆，白崇禧看到刚发表的《论持久战》后，深表赞同。“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 除毛泽东外，1937年8月11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政府国防会议上，朱德发言也称，抗日战争在战略上为持久防御战，在战术上应采攻势。

在这一问题上，法国驻华武官卢思乐对蒋介石亦有影响。1938年8月28日，蒋介石在致徐永昌的电报中，转告卢思乐的建议。卢思乐认为，“战争贵攻击，纯取守势似非得策”。并谓“闻浙江、江苏、安徽尚有中国驻军总数不下三十万，何不出击？”蒋介石希望徐永昌“核办”。 与此同时，鉴于中国军队接连失地，国民政府军队一些高级将领和参谋亦提出应采攻势。8月6日，高级参谋余宪文在致蒋介石、徐永昌的密电中提出，“敌每得一重镇后，一面补充，一面以少数兵力向前攻袭，我不反攻即予敌准备余裕时间”。他认为，我军“对各战线，应令同时反攻，不得一战一观，被敌各个击破”。并说，“前各次战役均有此病，请注意及之”。

欲积极防御，即须实行速决战，不能死守一地，与敌拼消耗。至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才逐渐改变硬拼消耗、苦战一地的错误战法。1938年9月6日，在鄂东广济战役已进行数天之后，因官兵伤亡极众，白崇禧致电蒋介石，认为“积兵愈多，损害更巨，实力消耗，远逾于敌。设非改变战术，不但胜利难求，且恐持久不易”。 他提出“不限以一地一城之死守”，以“获得作战之自由”。 不死守一地，不与敌人拼消耗，就要及时撤退，甚至主动放弃战略要地或大城市。 因敌强我弱及其他原因，武汉难以长期保住。 早在5月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指出，“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当武汉保卫战坚持到一定程度应实行战略撤退的时候，蒋介石毅然决定撤退，并说服李宗仁部署第五战区的退却。这是蒋介石军事思想的一种进步。

外线牵制是持久战的具体方针之一。鉴于以往单纯的内线作战易受敌包围而失败，6月5日，浙江省政府主席、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提出“采外线保护内线之方法”。 其主要措施为：（1）缩小核心地区工事，力求强固和节省兵力，而外线兵力则力求强大而活动；（2）外线各兵团应划定活动地区及个别之后方补给线。 稍后，刘斐对武汉会战的战略牵制提出具体建议：（1）鲁西第55军曹福林部应再向津浦北段积极活动，遮断铁道，使敌会战准备及兵力转用困难；（2）王奇峰、朱怀冰两部改向平汉北段铁路活动；（3）第三战区向沪杭、京沪两交通线积极活动。 蒋介石在审阅这一意见时，表示同意。 在这类建议的影响下，蒋介石多次电令第三战区及第一战区、第二战区、第五战区韩德勤部在敌后积极活动，破坏交通，袭击据点，歼灭日军，从而在外线牵制了大量日军。

在战术和作战方式方面，蒋介石所受军界各方面的影响亦较深刻。早在1937年8月国民政府国防会议上，中共军事领袖即强调运动战的重要作用。 周恩来提出，“装备良好部队宜尽量用于山地及农田地，以行运动战”。并建议第一、第二战区应培养可独立持久之能力，以便在华北地区将“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之扩大运动战”。 朱德在会上亦提出，“正面兵力拥挤，必受损失”。 “因敌人作战不可离开道路，我则应离开道路，以行运动战”。周恩来和朱德还认为，游击战术亦为抗战中一种重要的作战方式。 此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也指出，在战争初期的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 不仅如此，在国民政府军队的高级将领和高级幕僚中，亦有主张重视运动战者。4月13日，经过台儿庄大战胜败体验的李宗仁、白崇禧特地致电军令部，大胆提出，“第二期抗战之方针原在避免阵地战，以运动战消耗敌之兵力，而收‘集小胜为大胜’之功。拟在包围阵线上仅配置少数监视兵，将主力分别集结于便于机动之位置，一面破坏敌后方交通，一面以小部先游击，诱致敌人于阵地外求决战，无论敌由何方增援，均可应付裕如”。并说，“此为职等连日在前方实地观察认为迅宜改用之战法原则。 如蒙裁可，拟即相机实施”。 两天后即4月15日，蒋介石在看到军令部抄呈给他的上述电报后复电李、白：“所拟机动攻势案甚妥，应速实施。”

在武汉会战时期，一些高级将领和高级幕僚多次建议蒋介石推行运动战和游击战。如7月24日，在九江战役激烈进行之时，军令部第一厅高级参谋何成璞、张秉均等认为，“国军如追随敌人只向南浔线方面集中兵力，行正面抵抗，决难奏功”。他们提议，“除以江南现有兵力由正面阻止外，在其他方面应积极施行运动战、游击战，袭击敌之后方”。9月6日，正值武汉会战进入高潮之时，白崇禧致电蒋介石，对阵地战的作用再次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近自广济会战，时仅一周，而前方官兵伤亡极众。且在敌炮、空威胁之下，虽尽极大努力，而阵地终不克保。”他提出，应“运用广大面之运动战”。

侧击和机动作战是我军正面战场应采用的重要战术。6月22日，武汉会战已进入前哨战阶段，李宗仁对日军沿安庆以上长江北岸西攻提出对策，向蒋介石请示批准。 他指出，“若处处设防，逐次使用兵力，反予敌以各个击破之机会。 拟请于宿、太、黄、广间使用五师以上之完整部队，选择有利阵地，拒止敌人，另以五至七个完整师之兵力，控置于潜山、英山间地区而侧击之，必可将此深入敌寇于最短时间予以歼灭。”当攻击条件成熟时，军事委员会于7月26日命令“第五战区以三至五个师兵力，向潜山阵地迂回攻击，一举击破之，进迫安庆。”8月初，第五战区中央兵团调集第7军、第48军共5个师的兵力，在太宿公路以西地区，利用山地隘口占领纵深阵地，即控置主力于山地，准备相机南下侧击敌人。 后经过激烈的侧击作战，中央兵团所部于8月27日收复太湖，28日克复宿松。 苏联总军事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在与蒋介石谈话中指出，中国军队在日军进攻道路上堵上防御“塞子”的同时，应当在主要方向的南北两边集结预备队；然后这些预备队相机“象山上的雪崩一样压向敌军突击部队的侧翼和后方”，歼灭敌人。 据切列潘诺夫回忆，当时蒋介石命令何应钦召集会议，再一次听取他的设想。 并且根据这一建议，“对已经拟订好的防御武汉的计划进行补充和修改”。 由于蒋介石和军事委员会采纳了苏联顾问一系列建议，因之，切列潘诺夫骄傲地认为，“我们这个军事顾问的集体有权把武汉会战看作是我们的某种成就”。

综前所述，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积极防御的作战思想表现于持久战略的具体方针、带有机动性的战术和多种作战方式之中，并且对这一时期的正面战场产生较大影响，是武汉抗战在军事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毛泽东在徐州会战期间指出：“中国方面，开始时战争颇处于被动，现在因有了经验，正在改取新的运动战的方针，即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速决战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加上普遍发展游击战的方针，所以主动地位正在日益建立起来。”

但在整个武汉抗战时期，中国军队节节失利，丧失了许多战略要地和一些重要城镇，有些大的战斗明显出现指挥失误。 于是，有些学者就认为这与蒋介石有关。 当然，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军事思想仍存在一些缺陷，有的还比较严重。 但这并不是主要方面。 这种将战场上的失败现象硬与蒋介石的战略战术和作战指挥思想联系起来的做法，是缺乏科学分析的。 早在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即指出，“关于整个的战略战术，当然由最高统帅部颁发指示，而对于各部队所担任范围以内的事务，必须由各部队的各级主官自动的详细研究，来帮助总部之所不及”。“这是上自军长、师长、旅长，下至连长、排长，都应该有的责任和本领。”这就是说，在战事失败的责任问题上，最高统帅部与各部队的各级主官各负其责，不能混为一谈。进一步讲，军队的武器装备是决定战略战术和作战方式的重要因素，而这一点又取决于国家的经济状况、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发达的程度。在我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以落后的农业社会为背景的国民政府军队，过多地采用传统的阵地战及一些被动的、呆板的作战方法，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历史的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