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有盛世的继承秩序，嫡长子继承制保证了权力的有序传承，但任何规则在乱世都会失效，包括继承制度，一般来说，乱世的继承者都是在丛林法则中获胜的强势选手。北齐的皇位更迭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559年十月十日，由于长期用酒色透支身体，北齐文宣帝高洋在三十一岁的盛年就已经疾驰到了生命的终点。去世之前，高洋特意交代弟弟常山王高演：“皇位你要想夺就夺吧，不过要给我儿子留一条生路。”

从这就可以看出，高洋生前已经精准预测到了北齐此后的政局演进，作为皇帝，他对乱世皇权的风险和压力比任何人都清楚，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高洋自己的精神困局就是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的重压造成的，他不得不以精神问题来掩盖自己的无能。

这也就间接证明了，北齐皇室的精神问题不是基因造成的，而是政治的波谲云诡导致的。

可以肯定，如果生逢盛世，高洋一定会是一代雄主，但乱世的皇权不仅对个人能力、心理素质有严苛的要求，更是要有一定的军功才能勉强驾驭局面。

高澄的横死，高洋长期疯癫，这就足以证明北齐皇权的高处不胜寒。

所以，高洋几乎可以确定，儿子高殷是坐不稳皇位的。

高洋驾崩之后，十五岁的高殷即位，为了保证高殷能够坐稳皇位，高洋给儿子留下了阵容强大的辅政班子：尚书令开封王杨愔为首，领军大将军平秦王高归彦、侍中燕子献、黄门侍郎郑颐为辅。

高洋生前曾经想通过立李祖娥为皇后联合汉人世家压制鲜卑势力，如今给儿子的辅政班子依然是以汉人为首，可见，高洋一生都在致力于在鲜卑势力构筑的权力围城中突围。只有让以汉人为主体的文官集团当政，儿子的皇位才能坐稳，北齐皇权也才能摆脱鲜卑势力的束缚轻装上阵。

可见，胡汉矛盾才是影响北齐政治的最大因素。

但杨愔最终还是败于鲜卑势力的围剿，被诛杀，皇帝高殷也于次年被废为济南王。

本质来说，北齐的这次权力地震完全是由其内部汉人门阀和鲜卑势力之间的矛盾造成的。由于鲜卑势力具备武力优势，所以作为文官的汉人世家根本就不是对手。当然，作为汉人权力代表的皇帝高殷也就只能让位。

抛开胡汉之争不讲，高殷的年龄、能力劣势也根本无法坐稳皇位，因为，北齐属于军人政治，而军人政治的基本特点就是，服从强人领导，鲜卑武力不可能允许一个没有军功和威望的孩子带领他们参与乱世的竞争。

所以，不管是胡汉矛盾，还是军人政治的现实，高殷都不可能在乱世中坐稳皇位。从高殷当时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他并不适合皇帝这个角色。

高演在拿下杨愔之后入宫请罪，当时，在禁卫军还站队皇帝的情况下高殷就已经承认了败局：“天子之位我都可以给叔叔，何况一个汉人大臣，只求叔叔能够留我一条性命。”

高洋的狼性基因是一点也没传给儿子。不过，乱世是以实力说话，即使高殷身上有狼性基因，可能还会败得更快。

高殷被废之后，常山王高演上位。可是，高澄和高洋当年需要承受的政治重压高演也根本无法躲避，最终也喜提英年早逝的剧本。561年，高演去世前将皇位传给了弟弟长广王高湛。

在高演的认知中，只有兄终弟及的传承方式才能维护高氏的皇权。

可高湛也根本无法适应北齐政局的寒气，于清河四年（565）将皇位传给了太子高纬，自号太上皇帝。

高湛的退位一个是无法承受政治压力，一个是想提前将皇位传给儿子以保证其将来能顺利坐稳江山。

天统四年（569）十二月，高湛驾崩，年仅三十二岁。

最终，高纬也无力驾驭北齐这艘巨舰，在北周的强势一统战略面前只能被动退出了历史。

北齐之亡，一个是因为胡化成为主流，影响了王朝的进化，最重要的还是，北齐始终没有筛选出一个符合驾驭乱世政局素质的强势君王来解决内部问题，所以就只能任由痼疾恶化，自废武功，灭亡。

北朝的形势如此，南朝的政治生态同样恶劣。自从宋武帝刘裕驾崩之后，建康朝廷就总是发生外藩冲击中枢权力的事，宋文帝刘义隆、孝武帝刘骏、宋明帝刘彧都是在政变中实现了问鼎的意志。

幸运的是，宋文帝、孝武帝虽然是靠政变上位，但其素质尚能驾驭乱世政局，所以，刘宋王朝还能平稳运行一段时间，甚至还能主动发动规模宏大的元嘉北伐。但当明帝刘彧上位之后，刘宋的国运就江河日下，不仅内部矛盾交织，在与北朝的军事竞赛中也败得是一塌糊涂，丢掉了刘裕当年打下的青齐地区，退出了黄河流域。

没办法，刘彧的素质根本就不适合驾驭乱世的航船，最终在其驾崩之后皇权被权臣萧道成所夺。

本质来说，萧道成是残酷的现实筛选出的政治选手。

可是，萧齐王朝后来也陷入了中枢权力被藩镇不断冲击的恶性循环，由于没有筛选出合格的选手，萧齐的权力最终被掌控雍州武力的萧衍所夺。

虽然梁武帝在位时间极长，但依然没有终结乱世藩镇冲击皇权的历史惯性，最终，萧梁王朝在侯景之乱和萧梁皇室造反的乱局中轰然倒塌。

历史将来自岭南的强人陈霸先推上了前台。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南朝的历史就是一部现实不断以武力筛选最适合掌舵江东政权的合格选手的过程。只是，当陈霸先走上历史舞台之后，江南的命运也同时注定，在失去巴蜀、江陵、淮南等战略重地之后只能坐等被北朝兼并。

不过，南陈的幸运之处又在于，陈霸先打造了一个军功政治集团，以军功政治来支撑江东政权。

由于军功政治的特点是强人当权，所以，陈霸先驾崩之后，其侄子陈蒨就在军界实力派侯安都等人的支持下攫取了皇位。

566年，陈文帝陈蒨驾崩，享年四十五岁，长子陈伯宗继位。

和北齐的高殷一样，陈伯宗在年纪小、没有威望和军功的情况下也无力驾驭南陈政局，所以，军功派最终将文帝的弟弟安成王陈顼推上前台。

陈顼有年龄优势，且是跟随文帝创业的人，符合军功派的期望。

568年，陈顼以皇太后的名义废陈伯宗为临海王，自立为帝，是为陈宣帝。

实事求是地说，南陈推陈顼上台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此时的南陈不仅要面对北方北齐和北周的军事压力，同时也要解决内部的藩镇、土著问题，只能打强人政治这张牌，陈顼能在大争之世通过发动太建北伐一度夺取了淮南之地就已经证明了他的素质。

可以这么说，南朝正是在武帝陈霸先之后有文帝陈蒨和宣帝陈顼的接力才能和北朝维持对峙的格局。

大家都说武帝霸先在江南保住了汉文明，其实这里也有文帝陈蒨和宣帝陈顼的功劳。

只是，这种局面在后主陈叔宝即位之后就再也无力维持，因为，后主的标签是庸主，而此时南陈的军功派又基本凋零，只能被动接受被北朝强势兼并的命运。

而兼并南朝的隋文帝本质也是历史筛选出的强人。

所以，乱世的皇帝在选继承者这个时代命题面前最好还是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将强者推上历史舞台以避免因为权力引发的内耗消耗国力。

这一点，宇文泰就是个明白人。556年十月，宇文泰病逝，去世前，他特意交代侄子宇文护：“形势复杂，我的孩子们还太小，朝廷的事就交给你了，你要努力实现我的愿望。”

宇文泰虽然没有将权力移交给侄子，但他还是将宇文氏中的强人推出来作为辅政，如此就能保证西魏的权力始终掌控在宇文家族手中。

就这，宇文护还是遭遇了军功派关陇集团的挑战，赶紧让宇文觉称帝，以皇权的威势来驾驭群雄。

虽然宇文护有年龄优势，有霹雳手段，但身处军功政治的围城中依然走的是战战兢兢。直到武帝宇文邕，宇文家族才形成了对关陇的统治惯性。所以，维护宇文氏的皇权，宇文护功不可没，虽然他也曾被打上“权臣”的标签，被称为“屠龙者”。

总之，历史不断在验证着一个政治规律：乱世最好的模式就是维持强人政治才能保证内部的稳定进而参与外部竞争。

由于乱世的周期一再被拉长，所以，北周在出现宣帝宇文赟这个庸主之后，军功阶层又将杨坚推上了前台，再一次验证了以上的政治规律。

后世的赵匡胤为什么选了弟弟光义为继承人，满清为什么会以多尔衮为摄政王，本质上都是为了在乱世中维持强人政治，服务于扩张战略。

说白了就是，乱世的皇位传承必须将丛林法则置顶。

当穿越了乱世的周期之后，丛林法则就不再适用于权力的传承，这个时候，稳定的继承秩序才能保证江山的稳定，所以，赵光义在初步完成一统大业之后就于995年四月，封三子寿王赵元侃为皇太子，保证了大宋政局的稳定。

满清在问鼎中原之后也通过对多尔衮的否定强化了皇权的权威，建立了稳定的传承秩序。

说白了就是，盛世需要制度的加持，乱世需遵从丛林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