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清作为独生女的焦虑是在母亲生病的那一刻被激活的。

1992年出生的济清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考到北京之前，她生活在安徽的一座小城市，从城东到城西还没她的大学校园大。研究生毕业后，她成为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软件测试工程师，工作很忙，一年只能回安徽一两次。“越往上走，身后就越来越远，家就在很远的地方。”

4年前，刚接到母亲确诊肺癌早期的电话时，她在公司的茶水间出神了很久，当即决定把母亲接到北京就医。在济清的意识里，老家不管找多好的医生，给出怎样的治疗方案，她都不会觉得安心。

母亲还没到北京，她就已经把女儿送到婆婆家，并且计划好要请几天假、去哪家医院、挂哪个医生的号、如何跟医生沟通。父亲年纪也大了，丈夫常年在各地出差，济清知道，所有的事情都要靠她了。

母亲到北京的第二天凌晨5点，冬日的城市还笼罩在夜色中。母女俩出现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门诊大楼，到处都是风尘仆仆赶来看病的人。济清眼底青黑，手里紧紧捏着的袋子上是显眼的红十字以及老家医院的名字。

在像迷宫一样的医院里，济清领着母亲走了一整天，去不同科室，做各种检查。一周后，她终于吃到了那颗定心丸：地方医院的诊断没问题，治疗方案也可行。

把母亲送上高铁后，往回走的路上，济清看着北京的车水马龙，更加坚定了留在北京的想法，“我拼命往外走，就是想自己的孩子以后可以不用面对这种处境。”

生活里经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年年初，看似寻常的一天，父亲忽然因为身体剧烈的疼痛被送往医院急诊。济清至今记得，堂哥发来的短视频里父亲脸色蜡黄，连眼白都是黄的。医生当即诊断为急性肝炎、肝硬化。“就一瞬间，一股凉气从头顶窜到尾巴骨。”

好在那次抢救及时，没有造成遗憾。

济清还是想让父亲来北京看病，但母亲先一步拒绝了，“他们觉得老家能治，不想折腾”。

她仍然不放心，同样北漂的同事给她推荐了京东健康的线上问诊服务。她在线上找到北京三甲医院的专家进行线上问诊，专门找了擅长肝硬化的主任医师。

很短时间内，医生发来语音，称济清父亲的情况不算严重，只要按时服用抗病毒药物，戒烟戒酒，肝脏就不会快速发生纤维组织增生。他还安慰济清，“人体肝脏有着强大的储备，只要整体肝功能保持在 25% 以上就够用了。”

济清悬着的心落了下来，“我之前连肝移植都想过了”。

按照医嘱，按时吃药很关键。但父母都有一套老观念“是药三分毒”。有段时间，济清的父亲会偷偷藏药，有一次她突击回家，抽屉里的药盒数目不对。“药是有数的，如果过了一段时间，药还有剩，那就证明他没照常吃。”

济清把剩下的药摆在桌子上，父亲支支吾吾，母亲跟着打圆场。

她掏出手机，翻出之前的咨询记录，找到上次的医生，再次问诊。她把医生的语音公放出来：“一般情况下患者不可以自己停药，尤其是有肝硬化的病人，如果自行停药，极有可能出现病情反复甚至出现肝性脑病，非常危险。”

济清也不确定父母是真的听进去了，还是被唬住了，总之后来，父亲按时服药，日子终于回到从前的宁静。

母亲不太对劲的信号是隔着电话一点点显现的。

30岁的黄琪在深圳工作，父亲早逝，母亲从学校退休后，独居在甘肃武威老家。往常两人每周六晚打一次电话，自从母亲出现更年期症状后，通话变得频繁，有时一天要打好几通电话，向她描述自己的不适。

黄琪网购了几样销量很高的更年期保健品寄回家，但情况并没有改善。从频繁通话渐渐变为不接电话。好几次，黄琪从深圳拨电话过去，都被挂断。

以前母亲会问她“最近工作怎么样？”“什么时候回家？”可那段时间，就算电话接通了，也很难聊几句，有时天还是亮的，母亲就说自己困了。

“我妈不是这种人。”在黄琪的印象里，母亲是学校里的教学骨干，教师活动上打头阵的人，连头发丝儿都透着西北人的爽利。

“明显感觉是病态的。”黄琪发现母亲的表现跟网上说的“抑郁”很像。她试着在电话里与她沟通，但发现越说越无力。她不理解母亲在想什么，搞不懂“一顿只吃一碗白米饭”是怎样一种心情。

黄琪只能靠推断梳理母亲的情况：一个精明能干的中学教师从讲台上退下来，失去生活重心，独自生活在发展缓慢的小城，每天多出来的大量时间，她都在干什么？为什么每次打电话都在聊深圳的事情？

隔着2600公里，母亲的生活呈现出一片空白。

黄琪决定请假回家带母亲看病。她到家那天，母亲正在洗澡，太阳能热水器里的水已经冰凉了，她不知道母亲洗了多久。

考虑到母亲处于更年期，黄琪先是给母亲挂了妇科，医生初步排除她患有更年期综合症的可能，建议她去精神科。在医院呆了大半日，她们终于拿到了“围绝经期抑郁症”的诊断，也就是“更年期抑郁症”，一种首发于更年期的精神障碍。

只有经历过的更年期抑郁的患者和儿女才知道，这个病对双方来说，都像一张灰色的网，怎么也逃不开。

为了按时陪母亲复诊，有三个月时间，黄琪频繁请假回老家，还因此耽误了重要工作。

在她的印象里，疾病到来的过程是劈头盖脸的。她后来决定把母亲接到深圳治病。母女俩挤在30多平的一居室里，抑郁症反复无常，黄琪很害怕某天开门看到母亲躺在黑暗里，自己也会被吸进去。

这样的生活只维持了一个月，母亲坚持回老家，声称深圳的生活不利于她的病情。黄琪只能暗地里拜托姨妈和母亲的老同事多找母亲聊天，体谅她的坏脾气。表达感激的礼盒一箱箱运进阿姨们的家。

转机发生在母亲回老家两个月后。母亲提出去兰州的大医院看病，她听说那里有位不错的医生。黄琪很支持她，认为母亲主动提出接受治疗是自救的信号，是好趋势。

但母亲相中的医生只在上午出诊，想挂上午的号，最晚就得十点到那里。这意味着母亲要赶清晨的动车从武威到兰州，中途还要换乘汽车。对于一个抑郁很严重的人来说，这条路显得过于艰苦了。

母亲只去了两次便不再提了，因为这样的路程会加剧她前一晚的失眠，让她很难出门。

“自救意识是需要保护的。”隔着手机，黄琪能想到的方式还是手机。她试着从京东健康上给母亲预约了一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第一次咨询时，黄琪专程回老家陪母亲一起接电话。心理咨询师问：阿姨，你觉得你活得委屈吗？黄琪看到，母亲的眼泪砸在裤子上。一直要强的母亲，一下子软了下去。

后来同样一位心理咨询师，她们一直约了12次，几乎每半个月一次，一次将近一小时。有时黄琪在家，但为了尊重母亲，她选择躲在自己的房间。她不清楚她们之间聊了哪些话题，但能隐隐听出母亲说了一大堆话。

黄琪知道，这是好现象。

通过京东健康在线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她和母亲就恢复了往常的通话频率，母亲在电话里说自己好多了，心慌的次数少了，白天睡得也少了，还会旁敲侧击地询问她的感情生活。像一个最普通的妈妈一样，电话里的母亲正在慢慢找回生机。

无论选择回家照护、远程照顾，还是把父母接到身边，看似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困境，实则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中小城镇独生子女的养老之困。当初百分之百的爱，变成了百分之百的责任。

有数据显示，80后、90后是我国独生子女最庞大的人群，他们在父母进入将养之年时，纷纷成为而立与不惑的主力军，所面临的养老压力前所未有。

另一数据则显示，过去20余年中，我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例逐年上升，2022年，每5个年轻人需要至少赡养1个老年人，预计到2050年，平均每2个年轻人赡养1个老年人。

独生子女们，已经全面迈进了独自为父母养老的时代，对于可以及时获得高质量的医疗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包括京东健康在内的互联网医疗手段，让独生子女帮父母寻求优质医疗资源的路径不断缩短，通过线上手段，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及时享受对应的问诊服务。

接下来的日子，对于独生子女来说，都是要依靠自己的，没有别人可以依靠，但并不意味着生活只剩下焦虑、无助、痛苦、甚至愤恨，破局的方向已经出现，互联网医疗的道路值得共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