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判决中的财产判项及财产刑的执行乱象，是实践中的“老大难”。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诈骗、盗窃等财产犯罪的被害人，往往他们并不关注被告被判几年，更关注自身如何挽回损失。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法释〔2014〕13号，下称《规定》）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中可能判处被告人财产刑、责令退赔的，刑事审判部门应当依法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应当及时查封、扣押、冻结其相应财产”。实践中，面对被告人转移赃款、挥霍赃款等“金蝉脱壳”，只要财产犯罪的钱款并没有留在被告人控制的单位或者被告人个人账户，只要钱款已经转给了案外人，往往从侦查机关到审判阶段，司法机关都不会去查封、扣押、冻结案外人财产。司法的普遍做法，导致被害人赢了官司，被告被绳之以法，财产损失却无法挽回。

对于这样的被害人来说，显然不是判决下达了、生效了，案件就结束了。相反，甚至追回损失才刚刚开始，还有漫长的挽损道路要走。即便侦查到审判阶段并没有及时查封、扣押、冻结被告人转移的赃款、同案犯分得的赃款赃物，在刑事执行阶段，还是可以依法向执行部门依法对接，合法挽损。

财产犯罪的被害人，为了追赃挽损，聘请律师担任被害人代理人参与诉讼十分重要。被告人将钱款无偿转让、还是消费、还款等，一般在案证据还是可以还原的。这原本也是侦查阶段一个十分重要的取证方面。律师担任被害人代理人，可以在审查起诉以后阅卷，积极要求检法两家协调侦查部门在下判之前就固定赃款去向，要求及时查封、扣押、冻结案外人涉罪财产。在下判后，也可以根据在案证据材料认真分析赃款去向，向执行机关积极申请追缴案外人获取赃款赃物。

对于在案证据已经能够证明，被告人用赃款买房买车买股票等，但却由案外人代持。如果案外人在明知钱款来源系赃款的情况下，原本涉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一些侦查机关“粗心大意”，对于案外人代持情形并未查扣到位，还需要根据《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被执行人将赃款赃物投资或者置业，对因此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予追缴”，要求在执行阶段由法院执行部门依法追缴。

根据《规定》第十一条“被执行人将刑事裁判认定为赃款赃物的涉案财物用于清偿债务、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追缴：（一）第三人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受的；（二）第三人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涉案财物的；（三）第三人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者违法犯罪活动取得涉案财物的；（四）第三人通过其他恶意方式取得涉案财物的”之规定，同案犯显然属于“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受”的情形。

司法实践中，并非每个同案犯都会到案，都会法办，尤其是从犯的情况。往往侦查机关并没有将未被法办的同案犯获取的赃款赃物查封、扣押、冻结。判决书上，也就不可能出现追缴该部分赃款赃物的判项。如果被害人不在执行阶段提出来，执行部门往往会忽略对该部分赃款赃物的追缴。显然，同案犯本应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办案机关基于“能说的、不能说的”各种原因未对其法办，已经是“网开一面”，如果没有将获取的赃物退出，这些人不仅犯罪没人管，还会因犯罪获利，这显然对被害人更不公平。

很多财产犯罪当事人实控多家公司。尤其是集资诈骗等赃款资金密集情况下，往往会将集资诈骗等方面的钱款转往自己的多家公司。实控人在多家公司之间的转账，往往只是挂往来，并没有实际的货物购销或借贷。被害人可以依据上述《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人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涉案财物的”规定，来依法申请执行机关向资金去向公司追缴。

当然，上述建议不仅仅对财产犯罪的被害人有利，在第二、第三种情况下，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对于已经被判刑的被告人来说，向案外人追缴，也是有利于其执行财产判项，最终有利于在监狱服刑改造减刑、假释的。

丁慧敏律师，执业于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清华大学刑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毕业论文评审专家、课外指导老师，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刑事风险防控中心特邀研究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医药卫生法学专业研究生校外兼职导师、湖北民族大学法学院兼职导师。

协助张明楷教授整理法学畅销书《刑法的私塾》；在《环球法律评论》《现代法学》《政治与法律》《人民法院报》《人民检察》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擅长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曾办理厅局级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五十余起及企业家行贿类案件（多起案件巨额核减涉罪数额）；办理多起诈骗类（多起不予定罪）、非法集资类（由集资诈骗改变定性为非吸等）、骗取贷款类、侵犯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类、走私类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重大案件，及上亿数额的民刑交叉类案件（作为民事案件被告实现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