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这个名字被赋予的标签往往是“武圣”“英雄”“忠义”等，而这些标签的来源，则大多来自脍炙人口、名垂千古的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关羽作为一名大将，固然有其风采夺人之处，这在《三国志》中已有所体现，但若放在《三国演义》中来看，其夸大、乃至于神化的程度又远远超过了正史，甚至出现了为了大力赞誉关羽而虚构的情节。
关羽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关羽形象之同
不可否认，《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都刻画了关羽有情有义的一面。
其在《三国演义》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如众所周知的“桃园三结义”就是作者为了展现三人的深厚情谊而增添的。
又如小说中描写关羽大义的关键情节——辞操归刘，关羽确实是心念刘备，放弃了曹操的优厚待遇，重寻旧主。
但小说中却在这里设下了伏笔，联系了后文描写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的情节。
这是关羽在“忠义”之间作出的艰难选择，犹如点睛之笔，展现了关羽忠义俱备的品质。
而在正史《三国志》中，“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描写了刘、关、张三人之间的深厚情谊；“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又描写了被擒于曹操手下后，得到优厚待遇却又一心只念旧主的忠心耿耿。
除了这种正面描写，原文也提及关羽轻视糜芳、士仁二人等事迹。
这些事件表现了关羽的忠心，也体现了关羽的自傲，从多方面描写了关羽这个人物。
其共同之处是，《三国演义》和《三国志》都把人物性格的重心集中在了重情重义这个特质上，从而突出了关羽这个人物形象的核心品格。
关羽形象之异
清朝学者章学诚认为《三国演义》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但在关羽身上，其虚构内容占的比例可能远不止三分。
因此，笔者将从其外部形象、主要事迹、他人评价和人物死亡四部分详细分析《三国演义》虚构和神化的部分。
从外部形象来看，《三国演义》中由点到面详细地描写了关羽的相貌，如从九尺身高开始写起，随后突出其面部特征，最后总结概括其奕奕神采。
相比较来说，在《三国志》中有关他相貌的描写却仅有“美须髯”三个字,可见除了他的须髯确实很美外，其余可能皆为虚构。
同时，小说家为了突出关羽其形象与性格与他人的不同，为了服务于整本小说人物形象的生动化和作者自身的审美取向和文学理想，更是夸张地虚构了关羽对自己美丽胡须的保养的片段，这在使人物性格形象鲜明的同时，很明显也失了真，缺乏了客观真实性。
同样，青龙偃月刀也几乎成了关羽的专属兵器，其他人都没用过或者不能用，但《三国志》中并没有出现“青龙偃月刀”这个名称，更没说它是关羽的兵器。
不过《三国志》中倒有两处与关羽兵器有关的记载，一是斩颜良的时候，二是单刀会的时候，然而只写其武器确实为“刀”，而是何材质，是何形态，都没有具体地阐释说明。
但翻看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东汉时期的兵器多是戟、矛之类，而青龙偃月刀约出现于南宋时期,小说家为了使武器与关羽这个人物形象的英勇善战相匹配，异想天开地用上了千年之后的先进兵器。
从主要事迹来看，相比《三国志》来说，《三国演义》的英雄事迹更多更杂，且大多带有传奇、夸张和神化的色彩。
《三国演义》中关羽的主要事迹有桃园三结义、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斩车胄、擒王忠、斩颜良、诛文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聚义等，而这些主要事迹都将关羽个人形象极力夸大，以贯穿始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来全方位地刻画和渲染。
而事实证明，小说家通过对这些事件进行极尽详细生动的描述来突出显现关羽形象，几乎取代了正史上真正的关羽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形象。
虚构过头，扭曲历史。
事实上，根据《三国志》中的《孙坚传》可知，华雄为孙坚所斩，而非关羽；而在《三国演义》中关羽“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震，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
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
小说家用正史中少用的侧面描写笔法来刻画其勇猛，然而事实上斩杀华雄的根本不是关羽本人。
夸张渲染的手法极为强化。
如《三国志·关羽传》中“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用一个动词“刺”描写了关羽斩颜良时的情形，简洁直白。
而在《三国演义》中此段描写便反转极大：
“关公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跑下山来，凤目圆睁，蚕眉直竖，直冲彼阵。河北军如波开浪裂，关公径奔颜良。”
“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刺于马下。忽地下马，割了颜良首级，拴于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
这一段连用了“起、刺、割、栓、飞、提”几个动词来形容关羽斩颜良之迅捷高效，其动作行云流水，不见一丝拖沓，不仅写出了关羽的神勇，更渲染出关羽那种无人比拟的上将气势。
从他人评价来说，《三国演义》中华佗和曹操称其为“天神”，在刮骨疗毒这一事件中就可见一斑：
“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
而在《三国志》中，华佗这一神医形象不复存在，甚至于只出现“医”这个字眼，自然也就缺少了他人对关羽形象的侧面评价。
华佗与“医”之间称呼的差距是切实存在的，虽然身份同样为医者，但华佗被赋予“神医”这一名号标签出现在世人眼前，这就与关羽“大将风范”相匹配，而不是一个无名无姓的“医”来见证关羽疗伤时谈笑风生的不惧模样。
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是借助神医之口更为突出了关羽之勇，也显得关羽之勇更具有说服力与可信度。
从人物的死亡来看，《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关羽之死因皆为被孙权斩落，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国演义》中，小说家出于个人意图甚至编造出关羽死后五次显灵的事件，给人的生老病死增添了虚构、神秘的意味：
第一次在王甫的噩梦中显灵；
第二次玉泉山显圣；
第三次魂魄附身杀死吕蒙；
第四次在曹操打开装有关羽首级的匣子时显圣；
第五次在刘备面前显灵，希望他起兵向孙权报仇雪恨。
这些带有神鬼论说法的、颇具奇幻色彩的描写同样增添了小说的传奇性，也夸大、神化了关羽的形象，从而循环往复、一咏三叹地强调了关羽的忠义和高傲，进一步丰富了关羽这个人物形象。
结语
综上所述，关羽在《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同少异多，而其异处产生又受多重因素的影响。
文学的演变终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流传过程必然会受时代背景、作者个人情感等不同因素的限制从而出现歪曲正史、妖魔人物的情况。
但是一个人物、一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以及艺术性需要被区分看待，同时也需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人与事应该被活生生地放在历史舞台去演绎，无论是真假虚实、善恶美丑，都在其特定的领域范畴发挥了它特殊的作用。
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读《三国志》能更清晰地领略真实的时代风物；从艺术审美角度看，读《三国演义》能更生动鲜明地欣赏平民化语境下塑造出的人物风采。
因此，在不同的语境下选择不同的类别去阅读，既不能因为演义的虚构而否认其艺术价值，也不能因为演义的趣味性而否认正史的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