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春荣

摘要：1930年冬，刚从军阀混战中脱身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调动十万国民革命军（即所谓“国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妄图一举“歼灭”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然而事与愿违，五天之内连吃两大败仗，损兵万余，折将数员，只落得铩羽而归。红军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自有红军在天时、地利、人和上的种种优势。而“国军”何以落荒而去，本文予以详细解读。

蒋介石素来视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及其部队为“心头肉”，黄埔系也一向以“天子门生”自居，瞧不起其他派系出身的将领及其部队。首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国军”，均非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系部队。而其中还有正规军和杂牌军之分，如十八师、五十师等有正式编制的，是为正规军；而新编第五师、新编第十三师等尚未正式列编的，即为杂牌军。这些部队由民国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身份指挥。鲁涤平、张辉瓒、谭道源都是前湘军统帅谭延闿的部下，谭延闿死后，由鲁涤平接掌而归顺蒋介石。由此可见，“进剿”军成份复杂，导致各部队参战心态各异、步调不一。

内部离心离德

蒋介石派庶系“围剿”红军，能灭红军固然好，即使两败俱伤，甚至庶系吃败仗而损兵折将也无妨。因而，“进剿”军中，有的想邀功请赏，不惜单兵独进，以取悦老蒋；有的不愿为蒋送死，而不肯拼命，乃至倒戈；有的隔山观虎斗，或退避三舍，但求自保，遂不听号令。

此外，鲁涤平拥兵自重，以权谋私；部将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以至不惜牺牲别人而保全自己。鲁涤平被委以“剿匪”主帅重任后，就想一举建树空前功业，进一步升官发财。他确定第十八师和五十师为“进剿”主力，因为这两师都是他从广东带出来的，让自己的直系部队担当主力，不仅自己更放心，还可使手下为自己争光添彩。然而，鲁的亲信张辉瓒是个威风有余却很少带兵实践的将领，难以服众。在南昌“剿共”军事会议上，张辉瓒和公秉藩就各自暗暗盘算如何抢夺攻占东固的头功。公部先占东固，而与张部发生误战，公秉藩更是愤而率部自由行动，脱离张的掌握。张也负气不再与公联络。

另外，在关键时刻，张辉瓒还不惜卖友求荣。他在龙冈被俘后，竟然向前来试探他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建言：红军下一步应去进攻第十九路军。甚至把第十九路军的情报都说了个清清楚楚。这些情报，跟红军得到的情报完全相符。[1]这件事也说明了“进剿”军中固有的离心离德现象之普遍。因此，张部在龙冈被围歼时，公秉藩部和第十九路军都未予增援解围，也就势所必然。

“进剿”军文过饰非、诿过于人的事也时有发生，致使军中弊端丛生，难以为战。1930年12月中旬，鲁涤平命令第一纵队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从永丰出发，新编第五师师长公秉藩从吉安出发，向东固进攻。规定十八师经九寸岭直攻，新五师经固陂、头陂侧击。新五师到达富田后，即侦知东固红军已撤离。12月20日，新五师九旅取道九寸岭，未经战斗进占东固，随即在周围山上布哨监视红军，防备反击。两个小时后，第十八师前卫工兵营到达东固附近，发现山顶有哨兵，疑为红军，即开枪射击。一场误战，双方各有伤亡。当晚，公秉藩抵达东固，听取九旅旅长王懋德报告后，“决定把第九旅和第十八师前卫误会的厮杀，说成攻占中央苏区东固的战况，分别报告吉安鲁涤平、南昌何应钦、汉口蒋介石。蒋介石复电说：‘该师将士用命，克奏肤功，实堪嘉赏，着即提高番号为二十八师，犒赏官兵两万元，以资鼓励’”[2]。鲁涤平虽不愿看到攻占东固头功被公秉藩抢去，却也无可奈何，只恨张辉瓒不争气—是他擅改行期，贻误战机。嗣后，公秉藩去十八师师部看张辉瓒，请示次日如何行动，张要公留在东固休息，由他率十八师进攻龙冈。显然，张急于将功补过，却冷落了弟兄。这也导致了他急难时无人相助的下场。

同年12月30日，张部戴岳旅开到龙冈约五六里处，先头团即与红军伏兵接战，双方相持不下。中午过后，红军陆续增兵，戴岳以正面兵力单薄，请求张辉瓒派兵增援。张仅派出一个团向前推进四里许，没有加入第一线作有力支援。戴岳再催无果，问身边的主任参谋练光枢是何道理。练说：“师长可能别有打算，如前线胜利，则一同前进，万一失败，则率其控制部队退守东固以自保，必不肯努力增援。”[3]此话虽非出自张口，却符合张的心理和处事之道。有这样的上峰，手下如何能甘冒矢石，为其用命？

“进剿”中央苏区的另一主力—第五十师，因与红军有过长期接触，知道红军的厉害，故不敢轻率冒进，但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法，对总部每日行进七十里的规定大打折扣，只日进二三十里，多至四十里。这也是他们自保之计，顾不得总部许多。

张辉瓒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进剿”中央苏区前任南昌警备司令，残杀革命志士最多，为鲁涤平最得力的直系左右手。他因此趾高气扬，威风八面。特务连是他的贴身御林军，装备精良，备受宠爱。其他部队官兵则相形见绌，待遇也差了许多，还时常受他打骂凌辱。因此其部下多说他很坏，后来以致于要求红军枪毙已成阶下囚的他。在龙冈战斗中，当红三军猛冲到张的师部时，他的警卫营营长早已集合全营以待，号兵吹敬礼号，全营举枪敬礼，欢迎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该营长“还毕恭毕敬地向黄军长报告，然后将缴出的枪整整齐齐地摆好。连他随身佩挂的蒋介石授予的‘自杀刀’也一并缴了”[4]。这固然是因该营长原是黄公略的部下，但也说明张辉瓒治军无方，难免众叛亲离。

外部丧失民心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5]谁能依恃民众，谁就能赢得战争；谁被民众所仇恨、抛弃，谁就必然覆灭。显然，在这一点上，“国军”远不及红军，他们得不到苏区民众的半点儿支持，反倒被民众愚弄、骚扰、掣肘和打击。因此谭道源才会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哀叹：“到赤区作战是黑漆一团，如同在敌国一样。”第十八师惨遭失败后也不得不承认：东固暨其以东地区，“所有民众，多经匪化，且深受麻醉，盖匪即是民，民即是匪，对于我军进剿，不仅消极的认为恶意，且极端仇恨，力图抗拒”[6]。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统御“国军”的国民党、蒋介石代表地主资本家的利益，不顾广大劳苦民众的死活。中央苏区的民众，绝大多数是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他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饱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是共产党、苏维埃、红军带领他们打土豪、分田地，翻身作主人。所以，该感谢谁、拥护谁、支持谁，苏区民众心里一清二楚。

“国军”对待苏区民众的行径极其恶劣，更加重了苏区民众对他们的不满和仇恨。比如富田事变发生后，张辉瓒的部队趁机占领了东固，为扑灭东固游击队和人民的革命火焰，他们杀人放火，村子被毁灭，数百人被屠戮。而在赣西北，“张辉瓒的三个师（旅）曾在那里烧过成千上百的村庄，把凡是有子弟参加红军的家庭满门抄斩”[7]。此外，一度驻防吉安的邓英师，其部“士兵有如盗匪，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邓英本人则嫖妓女，抽大烟，勒索富商大贾，吉安人对于他真有谈虎色变之势”[8]。“国军”如此到处播下仇恨的种子，他们还能依恃民众吗？还能不遭报应吗？

总而言之，“国军”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之所以惨败，关键还是失去了民心。

无从克服的深层次问题

《孙子兵法·地形篇》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恰恰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围剿”中央苏区的“国军”陷入了盲目境地。

首先是暗于知彼。在初次进行大规模“围剿”红军之前，“国军”多数不知红军底细，以为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土匪”，土匪还不是一打就垮？有趣的是，“国军”官兵对红军的这种印象，来自他们自己的宣传机器和“领袖”“总裁”。如1930年秋末，蒋介石挟中原大战余威，在柳河对谭道源说：“你马上开回江西去。江西之‘匪’羽翼未成，算是地方事件，问题不大，请你帮助咏安（鲁涤平别号）负责肃清”[9]。在南昌“剿共”军事会议上，蒋介石举国军第七十七师师长罗子雯“收复吉安”的例子说：“罗某能以一师之众，收复如此吉安重镇，可见消灭红军易如反掌。”他因此信心百倍地说：“红军的主力集结在东固，只要一举攻下东固，红军就完了。”[10]还没有同红军打过像样硬仗的“国军”各级指挥官，听了蒋介石这番鼓舞人心的话，不免志满气骄，看不起共产党和红军，以为可以手到擒来。于是，从统帅到众将官，一个个都嗷嗷叫，要克日荡平“匪巢”。

“国军”中也有被红军这颗“钉子”撞破头后，对红军开始有较清醒认识的。1930年2月，蒋介石调动他的得力部队—唐云山、邓英两个独立旅进驻江西，配合鲁涤平扑灭赣西南的革命势力。唐旅为“进剿”主力，占领了永丰、乐安后，向东固地区搜索前进。2月14日、26日，红四、红六两军及万余武装群众在水南和施家边痛歼唐旅，缴获大量枪炮弹药，唐旅全军覆没。这一下令敌人胆战心惊，顾此失彼，也给后来“围剿”中央苏区的“国军”提了个醒。“国军”第九路军参谋长谢慕韩和总指挥鲁涤平等，对红军的素质就有了相当高的估计。但他们仍然觉得双方在数量上和物质力量上，“国军”占绝对优势，红军远不是他们的对手。因而在围攻部署上，不待第十九路军后续部队集中完毕，即展开攻击军战略，导致张辉瓒师覆没。

当然，“国军”将领既便看到了红军的素质和数量，但他们看不到红军的士气。红军中的大多数官兵，都来自苏区，他们为保卫胜利果实，保卫阶级弟兄和家园而自愿当兵打仗；有的还满怀复仇的心情，要向杀害他们的亲人、毁了他们家园的敌人讨还血债。像黄公略的红三军，就是由饱受张辉瓒部蹂躏的赣西北农民和矿工组成的，他们对“围剿”苏区的白军，有着满腔仇恨一朝报的情绪。因而他们未上阵便摩拳擦掌，一上阵就猛打猛冲、势不可当。红军如此高昂的士气，使之能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这哪里会被“国军”知晓和理解呢？所以，他们对于在兵力和物力、财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还会败给红军，怎么也想不明白。

其次是暗于知己。蒋介石及其手下总是高估了自己，认为他们在兵员上、装备上、训练上、战略战术上等各方面，都比红军强过不知多少倍。但他们却不了解或不敢承认内部是如何离心离德、勾心斗角的；官长是如何虐待、克扣部下，部下尤其是士兵又是如何隐忍、伺机爆发的；黄埔系和其他派系部队间，中央和地方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如何暗流汹涌、不可调和的；还有他们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地位如何，民众对他们是爱还是恨，他们也不甚了了。总之，一个是高估自己，一个是报喜不报忧，又疏于做深入的社会调查，蒋介石及其手下就难以明于知己。不然，为什么公秉藩谎报战功，竟能得到蒋介石的钦电嘉奖、且予厚赐呢？为什么许多平日信誓旦旦效忠“领袖”“总裁”“校长”的部队，时机一到就倒戈起义呢？虽然种种怪象、乱象的出现，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暗于知己则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对于红军选择的战场（区）的天气和地形，“国军”也是缺乏深刻了解的。赣西南以山地丘陵为主，山脉、水系纵横交错，复杂多姿，往往让陌生人找不到头绪和归路。山林中雾气瘴气时时迷漫，更令外人望而生畏。加之山路崎岖，独木架桥，“国军”必经之路又常被苏区民众破坏，以致交通极为不便，大部队很难展开和相互呼应。这些地情，不为远道而来的“国军”所洞悉。退一步说，即使他们了解到这些地情，要让从未或少有来过这些地方的官兵立刻适应，也是难以奏效的。所以，“围剿”苏区的“国军”不免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

以上所述，应是“国军”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必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由于政治属性使然，这些原因又是他们自身的痼疾所造成的，因而也是克服不了的。三年解放战争下来，八百万“国军”灰飞烟灭，就是最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