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28日，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已经93岁的陶峙岳正式加入共产党。

也许是一个巧合，就在33年前，即1949年9月陶峙岳在新疆率部起义，9月28日，党中央毛主席、朱德对陶峙岳率部在新疆起义的壮举，复电表示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

眼见30多年的心愿达成，陶峙岳激动难耐，挥笔写了这样一段话：

“在有生之年，仍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在建设祖国、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中，竭尽绵薄之力。同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不辜负党对我的期望。”

其实，毛主席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有意在起义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选一部分吸收入党，当时中央新疆分局曾拟定了一份名单，陶峙岳的名字赫然在列。

1950年春，原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起义部队参谋长陶晋初都光荣入党，可陶峙岳这个起义的领导者的名字却并不在其中。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陶峙岳一生中最光辉的事迹，便是领导了新疆“九.二五”和平起义。

可在整个起义的过程中，也是历经了一番波折。

从其出身来看，陶峙岳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非黄埔嫡系出身，加上他又是原湘军将领，在国民党军中自然很难受蒋介石重用。

让陶峙岳第一次认清蒋介石面目，是在后来的济南惨案中。

1928年5月，蒋介石上台后，举行了第二次北伐，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打到了济南，陶峙岳率领的40军第3师驻扎济南，因日本侵略者不愿坐视英、美等国势力北上，因此在山东向北伐军发动进攻。

当时，蒋介石面对日军挑衅，一味选择退让，酿成了济南惨案，有上万中国军民遭到日军屠杀，中国政府派出的外交人员也被杀害。

陶峙岳所属的第三师第七团，也被日军强行缴械，这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是奇耻大辱。

“身为军人，却不能保家卫国，耻辱也。”

尽管后来在英美列强调停下，日本侵略者撤出了济南，可陶峙岳也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

不过，仅有陶峙岳一个人，是很难改变现实的。

蒋介石对陶峙岳并不信任，尽管他在国民党军之中的地位逐渐攀升，但其实很难掌握实权。

1938年9月，陶峙岳调第一战区胡宗南麾下第一军军长，不久后又被接连提拔出任第34集团军中将副司令，第37集团军总司令，河西警备总司令，可实际的兵权基本上都是在胡宗南手中。

陶峙岳在胡宗南手下郁郁不得志，被张治中察觉。

1946年4月，张治中出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陶峙岳也与同时受到张治中邀请，出任新疆警备司令，负责维护地方秩序。

应该说张治中的思想观念，给陶峙岳带来了很深的影响。

张治中是有名的“和平将军”，他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有着很深厚的友谊，后来主政新疆以后，曾照顾过在新疆受盛世才关押的大批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国共两党重庆和谈时，张治中又积极斡旋，从狱中释放了这些人。

当时、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将这一批在新疆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子女130多人护送回延安。张治中考虑再三，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陶峙岳。

陶峙岳本来就受张治中影响颇深，竭力主张和平，在接到任务后，立即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派出了可靠人员，将这些人一路安全护送到了延安。

这也是陶峙岳人生中第一次受中共的委托办事，但也正是因为这一举动，让陶峙岳收获了中共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誉，也促使陶峙岳思想观念更进一步的转变。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逐步的推进，国民党当局愈发日暮穷途，远在迪化的陶峙岳也关注着全国的态势。

特别是北平的傅作义宣布和平起义以后，给陶峙岳的触动很大。

陶峙岳也嘱咐部下：

“我们在与傅作义打交道的同时，还要想办法同中共的高层领导接触，尤其是彭德怀、王震这两位西北关键的共产党将领。”

显然陶峙岳不想打内战。

不过，当时新疆形势异常复杂，远不是陶峙岳能够做决定。

新疆的面积占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历史上一直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在近代史上，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专制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新疆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可新疆地区的反动势力异常庞大，在很多时候陶峙岳也有心无力。

当时，新疆的反动势力掌握着主要的军事权力，他们思想异常顽固，并不肯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另外还有一群泛突厥主义者，也掌握着不少权力，除此以外，还有乌斯曼匪帮被三区人民驱逐出境的乌斯满武装股匪。

以上势力在新疆盘踞，根深蒂固，短时间内根本得不到解决，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祸乱。

1949年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党中央也正式对西北野战军提出了要求，迅速消灭胡宗南以及马步芳等反动势力。

不过，因为新疆地处西北边陲，因此中央一开始是想推迟到1950年解放新疆。

只是随着全国局势的变化，新疆的情况愈来愈不容乐观。

美国驻扎迪化的领事包懋勋、马克南紧锣密鼓的与新疆省主要头目麦斯武德接触，策划民族分裂，妄图让新疆在动荡中宣布独立。

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毅然决然放弃原来的计划，决定提前解放新疆，并命令第一野战军向西北开进。

毛主席一开始就很关注陶峙岳在安定新疆过程中的作用。

在毛主席看来，陶峙岳是国民党军元老，资历老、威望高，而且在新疆党政军中具有绝对领导地位，因此，毛主席、周恩来委托张治中，经绥远向新疆发报，劝说陶峙岳努力维持新疆地方稳定，并在最关键时候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陶峙岳对此积极相应。

1949年2月，时任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发电给陶峙岳，要求陶峙岳只留下一个旅的兵力，将驻扎新疆的国民党军主力全部调回来，安排在长江沿岸加固。陶峙岳不愿意打内战，因此故意拖延，并拟了一份报告，借口大军行径戈壁滩，靡费万千，拒绝调任。

为了统一部队思想，陶峙岳还召集各部队军、师干部开会，尽管会上仍有不少顽固的反动派叫嚣：

“为党国而战！”

“效忠党国！”

陶峙岳坚决不为所动，而是写了四个字，展示给会场所有人：

“保国安边。”

之前我们提到过，新疆解放前的局势异常复杂，陶峙岳手中虽然握有十万大军，但所属各个部队并不受他直接控制。

当时，国民党军在新疆的部队有三个整编师，分别是整编78师、整编42师、骑兵第一师，以上3个整编师，除了整编42师师长赵锡光坚决反对内战，支持陶峙岳外，整编78师师长叶成、骑一师师长马呈祥和179旅旅长罗恕人都是顽固派。

叶成是胡宗南嫡系，而马呈祥是马步芳的外甥，以上两人所统领的部队，就占据新疆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这其中还要以叶成所统帅的兵力最多。

如果不先解决叶成、马呈祥等人，新疆和平将无从谈起。

1949年8月14日，就在兰州战役发起之前，时任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的寓所来了一个人——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

原来就在西野进军大西北间隙，中央特意派出代表团远赴苏联，同斯大林协商，当刘少奇谈及新疆问题时，斯大林对于中共提前解放新疆一事表示同意，并愿意支持，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代表团成员邓力群携带电台，经莫斯科、阿拉木图抵达伊宁，并在伊宁建立起了秘密电台。

通过邓力群的关系，陶峙岳、“三区”革命政府与中央以及西北野战军成功取得了联系，为后续的新疆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与中共取得联系的同时，陶峙岳仍然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的宣传新疆和平起义，争取了不少人的支持和同意，到后来，驻疆的国民党军部队中，绝大多数中下级军官多数都倾向于和平起义。

1949年8月19日，陶峙岳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义，邀请南疆警备总司令赵锡光会晤。

赵锡光是站在陶峙岳一边的，之前在商量部队调动的军事会议上，赵锡光就坚决反对将部队东调入关，无形中给予了陶峙岳很大的支持，在赵锡光给友人的信中，他还这样写了一句话：

“我们决不进关，不应挽救内战，不作任何派系的晒性品，我们将以严正的国防军自居，坐守新疆。以后东西既平，西北即可传檄而定，与共产党合作，那时将军队交给政府，我们解甲归田，做个太平世界的老百姓。”

不过，当时南疆部队兵力过于分散，一旦起义，各个部队不容易同时调动，因此陶峙岳与赵锡光商量后，定了三条和平约定：

一、等待人民解放军接近新疆时，即派员接洽，迎接大军进疆；

二、交出部队，解甲归田；

三、北疆由陶峙岳负责，南疆由赵锡光负责，稳住局面。

邓力群潜居在包尔汉公馆，尽管是秘密，可仍然被国民党特务察觉，据说当时新疆保密局的特务头子饶铁珊对包尔汉公馆实施秘密监视，意图暗杀破坏。关键时候，是时任新疆省保安副司令张凤仪识破了特务的阴谋，紧急派人对邓力群等人贴身保护，这才幸免于难。

当然，对新疆和平起义威胁最大的还是叶成、马呈祥等国民党顽固派，他们手中握有实权，一旦反抗，局势难料。

关键时候，陶峙岳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气，亲身赴叶成、马呈祥营地，单枪匹马劝说他们放弃兵权，只要肯答应，就保证他们在保有自身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安然离开新疆。

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人左右摇摆，游移不定，一开始还想裹挟陶峙岳，企图逼迫他率军进入南疆，但随着西北野战军大举进军，酒泉起义、西宁解放，叶成、马呈祥等人也意识到大势已去，无心恋战，只好答应陶峙岳的要求，放弃兵权离开新疆。

1949年9月25日，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人变卖了家产，仓皇逃离了迪化。

也就是同一天，陶峙岳以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的名义发出了起义通电，脱离国民党，接受人民革命委员会的领导：

“全军驻宁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与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至此，新疆迎来和平解放。

按照陶峙岳的想法，在新疆和平起义后，他就应该解甲归田了。不仅仅是他，就连赵锡光也是持同样的想法。

关键时候，是毛主席亲自出面，这才劝服陶峙岳打消了注意。

毛主席希望他们，能够为新疆的建设事业继续添砖加瓦。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除了从解放军各部队中抽调过去的300余名政工干部外，原有的军、师级别将领基本上未有变动，而其余下属的团、营、连、排、班干部之间，也只有晋升没有降职的情况。

陶峙岳任兵团司令员，赵锡光任兵团副司令员兼第九军军长，陶晋初任兵团参谋长。

党中央的一系列政策， 也让22兵团的许多官兵深受感动，短短几个月时间的改造学习，22兵团干部战士的思想就有了很大的提高。

1954年8月6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22兵团集体转业，与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陶峙岳仍任兵团司令员，同时兼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省政协副主席。

1955年9月，陶峙岳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不过有些意外的是，陶峙岳始终没有申请入党。

1950年初，中共新疆分局决定吸收一批够条件的人入党，当时包尔汉、陶晋初等起义将领都写了入党申请书，王震第一个就找陶峙岳商量，询问他对入党的看法。

可出乎预料的是，陶峙岳却苦笑着摇了摇头。

陶峙岳并非是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是认为自己半生歧途，不够格入党。

1952年，新疆军区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不少原来是起义干部出身的人，都担心自己在过去旧军队的经济问题被揪住不放，部队人心浮动，陶峙岳也为此感到担忧，他同王震主动聊了这件事，王震也很重视，将这一情况写成报告递到了新疆分局。

新疆分局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件事，决定对所有起义的干部划一条线：

“起义部队配备的政工干部到职前发生的问题，一律不予追究。”

起义部队的问题也就此迎刃而解，党中央毛主席后来得知此事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还对新疆分局因地制宜的策略进行了表演。

1952年7月，王震又一次找到了陶峙岳，谈到了入党的问题：

“你对中国共产党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要求？愿意不愿意入党？”

陶峙岳又摇了摇头：

“固所愿也，不敢请尔。”

尽管党组织经过充分的考察，认为陶峙岳已经符合要求，可以入党，可他始终认为自己做的很少，甚至是不够格入党。

可从领导起义的那天开始，陶峙岳便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其实按照党的政策，陶峙岳作为起义将领，是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便利条件的，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争取过。

陶峙岳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王震当时注意到，陶峙岳在乌鲁木齐住的地方又破又小，于是主动提出：

“你现在是我们国家的上将了，给你盖一栋像样一点的楼房吧。”

陶峙岳一听，立马摇头拒绝：

“不必花那个钱了，我住这里习惯了，兵团现在还很穷，还有好些职工住在地窝子里，省下钱给他们盖点住房要紧。”

虽然身居领导岗位，但陶峙岳始终与士兵同甘共苦，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

一次，陶峙岳到农七师视察，有干部注意到陶峙岳比之前要瘦的多，特意为他单独做了几道菜，但陶峙岳看见了，说什么也不肯吃。

1965年，陶峙岳在周围人的劝说下，终于克服了心里的障碍，第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的王恩茂高度重视，特意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报告：

“陶峙岳同志已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我们自治区党委准备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看了报告，二话没说批示了同意。

只是很遗憾，赶上了那个特殊的年代，陶峙岳的入党被一再的搁置。

一直到1982年5月，陶峙岳才又重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经中央商讨后，最终同意了陶峙岳入党申请。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陶峙岳以暮年入党，仍全身心的投入到祖国建设事业中，这份真挚让人不禁钦佩。

1988年12月26日，陶峙岳在长沙去世，享年97岁，王震听闻消息，悲痛不已，还专门撰文怀念这位战友：

“陶峙岳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爱国爱民的革命军队的高级将领。他率国民党军队起义有很大功勋;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领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屯垦戍边所创立的功勋是永垂不朽、丹青有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