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5月25日，毛主席和来访的英国前首相希思进行了会谈。两人也曾谈到了香港问题。毛主席指着邓小平和在座的年轻同志，意味深长地说道：“是他们的事情了。”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军本是有能力解放香港的。

但在拿下广州之后，毛主席却下令停止进军。多年后，我们才知道，毛主席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下了一盘大棋。

其实，解放广州之初，团以下的部队就有解放香港的准备，因为当时很多地方的国民党反动派都逃到了香港。所以，我们拿下香港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但在南下广东时，毛主席在做总体部署时就把香港撇开了，很多人都非常疑惑。但实际上，毛主席早已想好了对于香港的战略规划。

在香港那边，尤其是英国人和从大陆逃过去的一些人心里非常紧张。因为从鸦片战争开始，英国在帝国利益列强对我国的侵略破坏中是打头阵的，对中国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在我军南下渡过长江时，英国军队还出动了4艘军舰在昌江下游破坏我军的渡江行动。

为此，人民解放军总部点名英国首相艾德礼的名字。

中国与英国的积怨已久，所以在我军渡江战役胜利之际，向南推进之时，港英政府和在港的英国人心惊胆战，忐忑不安。为此，英国加紧调兵遣将，还把一支部队从马来西亚调到香港。

1949年夏季，解放军大部队挺进华南，英国首相艾德礼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香港局势。会后，他们迅速把驻港英军增加到了三万人，并调来一批作战飞机和舰艇。

就连英国内部的人都认为，他们的这些军队是无法阻止人民解放军的。

可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消息震动了整个世界。

与此同时，我国政府还宣布了，将审查中国历届政府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并根据条约内容予以承认、废除、修改或重新谈判。

这则消息一出，让英国人更加不安。

当然，他们也有着侥幸心理，抱着希望，幻想中国新政权对香港会有别的方式，或者会有更高明的方法来解决。

1949年10月14日，解放军占领广州，此时的香港气氛紧张。他们在等待着解放军进军香港的消息，却始终都没有音信。深圳北岸一片平和，让人很是喜爱。时任港督的葛量洪在那些日子很是焦躁不安，他也在等待着中共的进军。

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了香港的亲共报纸《文汇报》在北京新政权宣告成立前，曾发表过一篇《论中英关系与香港的前途》的文章。

他一字一句仔细阅读了起来。上面写道“香港如果在空前的好运之前惶惑起来，不积极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措施，这将是历史的不智。”

他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他意识到这是中共向港英当局发出的信号。他也在思考着如何积极回应中共。

很快，他们收到了周总理提出的三项条件：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第二，香港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只要他们遵守这三个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时间地维持现状。

艾德礼政府得知后，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指示葛量洪全面接受中方的条件，并与中方达成默契。英国政府还决定，不管美国怎么反对，他们都要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1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致电周总理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意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撤销对蒋介石集团的外交承认。

为何周总理在当初会主动和他们和谈呢？其实，毛主席对香港问题很早就有了规划和战略。

毛主席是不缺少收回香港的手段的，但他之所以不动香港，也是毛主席依据中国所处的环境和香港的特殊地位作出的一个战略性决策。

早在1949年1月，毛主席就和米高扬会话时，就谈到了香港问题。他说海岛上的事情比较复杂，必须要采用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基于解决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对于香港，毛主席在那时就有了战略打算，他说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尤其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

而在新中国诞生之际，毛主席就已经确定了对香港的特殊政策，维持香港现状，保持香港稳定。

毛主席和周总理决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动香港，是有多方面的考虑的。在冷战对峙的50年代，中国不可能通过和平方式收回香港，英国肯定会拉拢美国来防卫香港。

第二，当时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持香港现状，可以把它作为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通道。

第三，从政治上，我们的目标主要是解放台湾，香港也是保持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唯一通道。

除此之外，还有一层战略因素，那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英美之间的分歧争取美国，打破美国的封锁。

我们与西方的关系的改善，可以先从英国开始。而因为香港问题，英国急于和中国拉近关系。因此，周总理也说：“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高瞻远瞩，也为建国初期的我国争取到了不少利益，包括经济和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