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23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军委决定，解放军各总部、军区以及军兵种机关要“消肿”。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宣布了裁军的方案。

其实就在裁军的方案确定之前，已经有不少小道消息传出，比如铁道兵要裁撤，十一个军区要缩减为七个等等。

早在1985年3月，就有不少消息流传出，成都军区将要裁撤，合并到昆明军区去，一直到4月，全军各大单位参谋长到北京开会，商量的方案仍然是成都军区合并到云南军区去，毕竟在当时，昆明军区是唯一一个还负担有作战任务的大军区。

消息传出以后，对昆明军区影响不大，至少他们只要做好接收准备即可，但对成都军区的影响，那就大得多了。

当时，位于北教场的成都军区大院中，正准备兴建一座现代化的通讯情报中心大楼，因为即将裁撤的消息传出，这座大楼的建设工程几度出现反复，甚至就连已经挖好的地基都被填平了三次，又三次重新复工。

人心惶惶的局面，对时任军区司令员的王诚汉、政委万海峰造成了很大压力，他们竭尽全力稳定人心，确保各项工作有序顺利的推进。

不过，在王诚汉的心里，对于成都军区的去留问题，一直有着一个深入的思考。在维护军区稳定的同时，王诚汉也召集了不少人手，来论证成都军区究竟是去是留的问题，按照时任云南军区政委谢振华的话来说就是：

“在定案公布之前，一种‘到底鹿死谁手还很难说’的想法仍在大家脑中萦绕。”

就在五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前，王诚汉、万海峰召集一起来参会的成都军区军务部部长刘国斌、干部部部长程功明、干部部处长李德义开会，决定在军委开会定下方案之前，给中央提出建议，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终在李德义执笔下，写了一封《关于昆明、成都军区合并后定点问题的几点想法》的建议信。

这封信在当时以王诚汉、万海峰的名义，被送到了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以及军委副秘书长杨得志、余秋里、张爱萍和洪学智。

几乎所有人都没想到，就是这一封建议性，改变了中央军委原来的计划。

王诚汉是上将军衔，不过不是1955年9月被授予的，而是在1988年被授予的，当时他正任军事科学院任政委。

本来按照王诚汉将军自己的打算，成都军区与云南军区合并以后，他就正式的退下来，安享晚年。毕竟到1985年，王诚汉已经68岁，年龄也不小了。而与他搭档的政委万海峰，是开国大校，比王诚汉还小三岁。

因此，成都军区与昆明军区合并，老将军竭力要保留昆明军区，并不是为自己考虑，而是出于为国家战略而考虑。

王诚汉是老红军出身，参加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原突围时，王诚汉是“皮旅”一团团长，皮旅从中原突围后，先是到了华东解放区，皮旅改称华东军区一纵独立师，王诚汉任独立师一团团长兼政委。

1947年12月，皮旅划归晋冀鲁豫军区战斗序列，与太行军区所属的独立第一、第二旅合编为华北军区十三纵，独立师改称第37旅，王诚汉任旅长。

1949年1月，全军统一番号以后，华北军区十三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1军，37旅改称181师，王诚汉任师长。

当时，第一野战军整体兵力虽然已经扩充了不少，但仍然无力负担解放大西北的重任，中央为了加强第一野战军的实力，在太原解放后，特意将原本隶属于华北军区的两个兵团被划归第一野战军下辖，参与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在西北的国民党军企图垂死挣扎，趁华北军区两个兵团尚未到之际，胡宗南伙同马步芳、马鸿逵纠集17万大军，企图反扑西安、咸阳。

为了实现全歼敌军的重任，彭老总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指挥一野第一、第二兵团放弃泾、渭三角地区，并下令给华北兵团，加快进军速度。并要求还在太原的61军181师3天内就从太原赶到西安。

王诚汉接到命令的一刹那，立即加快行军速度，一路飞奔。

1949年6月11日晚至12日凌晨4时，181师已经尽数抵达咸阳。

在彭老总诱敌深入的战略下，马继援率领的马家军三师一旅进展迅速，至6月12日中午，已经抵达了咸阳附近，被181师派出的侦察部队撞了个正着，应该说从整体兵力上来看，当时咸阳的181师一个师，要与马家军率领的三师一旅对抗。

劣势兵力之下，王诚汉指挥181师充分发挥皮旅能征善战的特点，抵挡住了马家军数次进攻。从6月12日下午4时一直到6月13日晚12时，马家军始终无法突破181师的防御。

咸阳阻击战大获成功，马家军损失惨重，不得不狼狈后撤，更关键的是，随着华北兵团进入大西北以后，国民党军在兵力上的优势已经彻底不复存在。

6月14日，咸阳市各界群众齐齐走上街头欢迎解放军，并送给181师一幅锦旗“百战百胜”。

就连后来彭老总得知181师的情况后，也不由得赞叹了一声：

“六十一军咸阳战斗打得好。”

王诚汉也凭借咸阳阻击战一战成名。

建国后，61军划归西北军区下辖，王诚汉率领的181师后来被划归60军，走上抗美援朝的战场，不过，考虑到大西北贫瘠的环境，中央决定，除了第一军以外，西北军区所属部队均裁撤，因此到1952年7月，61军的番号被正式撤销。

1955年9月授衔时，王诚汉被授予了少将军衔，并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4年8月，王诚汉调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当时西藏军区属于大军区，一直到1968年才被调整为正军级。不过在当时，西藏军区的正副主管，均是高配大军区副职。

1969年3月，王诚汉被调入成都军区，任副司令员，主管军区的作战以及后勤工作。之后十几年时间里，为成都军区的现代化建设， 王诚汉复出了极大的心血，特别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王诚汉顶住了压力，做了许多有益的建设工作。

不过，话又说回来，成都军区是根据国务院1955年2月对全国军区划分的决定，新成立的大军区，贺炳炎为首任司令员，几十年以来的风风雨雨，到1985年说裁撤就裁撤，对于许多人来说，心里都是很难接受的。

王诚汉作为军区司令员，又在这个地方工作了几十年，自然是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只是在当时，王诚汉并没有考虑个人问题，而是纯粹出于公心考虑，新成立的军区设在云南是否合适？

一连几天的时间，王诚汉始终夜不能寐。

当时，中央军委已经下达了王诚汉的免职命令，他马上就要退出领导岗位，这些问题他其实可以不用管，可为了国家考虑，王诚汉认为，自己有必要站出来。

“新的军区指挥机关定在云南不合适。”

王诚汉在军区领导机关小范围内，提到了对这件事的看法，并得到了部分人的支持。

1985年5月，王诚汉赴北京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也就是在会议前，王诚汉找到时任军委副秘书长的洪学智：

“有关这个问题我还能不能再提意见？”

洪学智听了他的想法以后，也认为说的很有道理，于是表态道：

“你有什么建议与看法，可以大胆提出来，不对还可以再改嘛！”

王诚汉不仅找了洪学智，还找了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大家聚在一起，集思广益，热烈的探讨这个问题，而李德生、尤太忠也从自己的角度，阐释了他的观点。

集合了这些观点以后，王诚汉召集了当时在北京出席会议的成都军区干部，商量如何向中央军委提出意见：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能像小孩子放炮仗一样，又爱又怕。看准了的事情，只要对全局有利，就要敢去做。”

起草完《关于昆明、成都军区合并后定点问题的几点想法》以后，王诚汉连夜印了几份，交给了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王诚汉在这封信中，详细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大军区的定点应该考虑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交通、通信等历史因素与发展情况。要有利于作战指挥，便于组织部队向其他战区机动。因此在设置上不宜靠前。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位置、还是西南战区的作战指挥，亦或是后勤物资保障来看，定点成都都更为合适。另外，从利用现有军事设施来看，成都到昆明、西藏的交通、通信设施都比较完善，尤其是成都到拉萨一线经过30多年的建设，公路、通讯、仓库等都很完善，有利于减少新的投资。

王诚汉不仅提交给中央这份报告，还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申明自己的观点。

也因为王诚汉一再建议，引起了中央军委高度重视，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在考虑了实际情况后，也认可了他提出的建议，因此修改了裁军方案，将昆明军区并入成都军区。

据说王诚汉的这一建议，光是从取消开通昆明到拉萨的通讯线路这一项，就为国家节省了上亿元的资金。

在确定方案以后，成都军区、昆明军区又联合成立了精简整编协调小组，王诚汉又积极参与到协调小组的工作中，到1985年8月，协调小组的工作基本完成以后，王诚汉又积极建议中央尽快撤销协调小组。

值得一提的是，昆明军区撤并入成都军区时，两个军区的军政主官其实年龄都已经不小了。

原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谢振华两人相比于王诚汉、万海峰年龄都要稍大一些。

万海峰是四人中年龄最小的，当年也65岁了，但在两大军区合并以后，出任了新的成都军区的政委，他也是两大军区军政主官中唯一留任的，一直到1987年才退居二线，进入中顾委。

张铚秀到1985年已经70岁，那年到北京开会，原本带去的方案是接收成都军区的方案，万万没想到的是，最终军委会议的结果是撤销昆明军区，尽管老将军的内心十分伤感，但对中央的命令却坚决表示服从。卸任昆明军区司令员以后，张铚秀进入中顾委，正式退居二线。

谢振华在昆明军区撤并以后，还在中央指示下组织了一个“昆明军区善后办公室”，当时中央对谢振华将军的安排是到军事科学院工作，但谢振华考虑再三，还是决定退出一线领导岗位，他对同他谈话的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讲：

“我愿意把位子让给较年轻的同志，对我的工作就不要再考虑了。昆明军区精简下来的大批干部，我有责任把他们安排好。我愿回去与大家共同努力，完成昆明军区最后一段光荣的历史使命。”

谢振华心里其实很清楚，军队精简整编以后，下一步工作就是全面恢复军衔制，如果那时他还能留在一线，必然会被授予军衔，而且是授予上将军衔，而过去曾被授予军衔的人，无论是什么军衔，退出领导岗位之后将不在授予。

毫无疑问，谢振华是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

两位将军正直无私的个性，也让人不禁心生敬意。

王诚汉完成中央交付的任务后，其实也准备退居二线。

尽管从年龄上比，王诚汉比谢振华将军还小还小一岁，但毕竟年岁已经不轻。事实上，在被安排出任军事科学院政委之前，王诚汉已经过了两个月离休的生活。

1985年10月，王诚汉赴北京解放军总院检查身体，就在住院期间，时任总政治部总干部部部长李继耐上门探望，本来王诚汉也意味，李继耐只是礼节性的上门探望，不料这次他却猜错了。

李继耐是代表组织上来找王诚汉谈话的。

“军事科学院的领导班子准备调整了，军委与总政想要安排你到那里担任政委。”

王诚汉吃了一惊，时隔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录中称：

“意想不到的新使命。”

可当时王诚汉的第一个念头仍然还是退出领导岗位，他诚恳的对李继耐说：

“我已经退休好几个月了，还是另选年富力强的同志去做这个工作吧！”

王诚汉自然想不到，自己之所以被安排到军事科学院，是邓小平亲自点的将。

军事科学院是五十年代初由叶剑英建议中央建立起来的，叶帅是首任院长兼政委，为了加强军事科学院的力量，中央选调了一批具有丰富经验和阅历的将军到军事科学院中任职，其中还包括粟裕、王树声两位大将。在后来十数年的时间，军事科学院常年拥有上将军衔的将军七八位之多，在当时同为大军区单位中，没有哪一个能够和军事科学院相比。

对于到军事科学院任职，王诚汉自然有自己的担忧，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常年以来担任的就是军事主官，担任政治主官的时候很少，没有经验，另外一方面，自己也不熟悉军事科学院的工作。

李继耐兼王诚汉如此坚持，也只好将他的意思上报给了中央。

可这一次，中央仍然不改变原来的想法。

不久之后，李继耐又到医院探望王诚汉，并直截了当的告诉他：

“军委已经决定了，选一个老同志到军科带班，还是决定你去。”

见中央已经决定，王诚汉也不好再拒绝。

1985年11月，王诚汉正式出任军事科学院政委兼党委书记，并在岗位上又工作了五年。

值得一提的是，到1988年，我军恢复军衔制以后，王诚汉被授予了上将军衔，一同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还有他的老搭档——万海峰将军。

五年的时间，王诚汉对军事科学院的建设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当时军事科学院的研究才刚恢复，对外交流很少，是王诚汉上任后，力主同世界各国交流，促进了我国军事科研的发展。

1990年4月，王诚汉从军科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

这年8月，王诚汉到北戴河疗养，碰上了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刘华清盛赞王诚汉军科的贡献，并毫不吝惜的夸赞：

“老王啊，你对军科院是有大功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