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整理郭沫若遗物时，翻出一堆信件，看后便自尽而亡，这是为何

1957年的一个深秋午后，余立群独自坐在书房里，手中翻阅着刚整理出的一叠泛黄信件。窗外的梧桐叶片片飘落，而她的内心却在翻涌着无法平息的波澜。这些信件，来自她早已故去的姐姐于立忱之手，收信人却是她深爱了大半生的丈夫郭沫若。信中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秘密，让这个曾经坚强的女子再也无法承受。为何这些信件会让余立群如此震撼？信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这个文坛泰斗的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感纠葛？

一、命运的交织

1892年，郭沫若出生在四川乐山沙湾镇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在那个男女大防甚严的年代，十七岁的郭沫若被迫接受了一场由家族安排的婚姻。这场婚事的女主角是张琼华，一位来自邻县大户人家的闺秀。

1909年农历十月，在郭家老宅举行了这场注定无疾而终的婚礼。婚前，郭母曾向郭沫若描绘张琼华是位知书达理的才女，擅长诗词歌赋。然而，当郭沫若见到张琼华的真容时，发现事实与母亲的描述大相径庭。张琼华不仅没有半点才女气质，反而是个目不识丁的农家女子。

婚后的郭沫若始终无法接受这桩包办婚姻。婚礼仅过五天，他便以继续学业为由返回成都，留下新婚妻子独守空房。即便寒暑假回家，他也总是借故避开与张琼华见面，宁可睡在厢房的长凳上也不愿与她同房。

1913年，郭沫若考入成都高等医学堂。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大量新思想，并对＂五四＂时期的进步思潮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段求学经历不仅开阔了他的视野，也坚定了他追求自由恋爱的决心。

1914年春，郭沫若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公费留学日本的机会。临行前，他曾回乡省亲。面对张琼华，他始终无言以对。这一别，便是数年。在东京，他以＂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生的身份开始了新的求学生涯。

在异国他乡，郭沫若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两个女人。一位是来自日本名门望族的佐藤富子，另一位则是因病来日就医的于立忱。这两段感情，为他的人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埋下了日后悲剧的种子。

与此同时，远在四川老家的张琼华依然过着深闺独守的生活。直到1919年，郭家才正式向张家提出和离。这场维系了整整十年的婚姻，最终以一纸休书画上了句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做法无疑是对传统礼教的一种挑战。

张琼华后来回到娘家，过着平淡的生活。而郭沫若则在东京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文学生涯，并在那里邂逅了他此生最重要的两段感情。这场被迫的婚姻虽然结束了，但它对郭沫若日后的感情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他此后复杂的情感经历埋下了伏笔。

二、姐妹情深的伤痛

1920年春天，郭沫若与于立群相识于东京。那时的于立群正在东京女子大学求学，而她的姐姐于立忱则因病来日本就医。三人因文学爱好而结缘，常常在东京的咖啡馆畅谈文学与艺术。于立忱与郭沫若志趣相投，两人不仅共同翻译欧美文学作品，还一同参与创办文学社团。

在东京的日子里，于立忱的病情时好时坏。每当她病情加重时，郭沫若都会前往医院探望。1921年冬天，于立忱的病情突然恶化。在她病榻前，郭沫若向她表达了爱意。这段感情虽然短暂，却极其炽热。于立忱的病房成了他们相会的秘密场所，两人在那里分享诗歌，讨论文学，谈论理想。

1922年初，于立忱的病情有所好转。她决定回国休养，临行前将妹妹于立群托付给了郭沫若。谁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同年夏天，于立忱因病情复发去世，年仅二十七岁。

于立忱去世后，郭沫若与于立群的关系逐渐亲密。1923年，两人在东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于立群将姐姐的遗物整理成册，其中包括了大量书信和手稿。这些信件中，有许多是郭沫若与于立忱的往来书信。

然而，这些信件中还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除了与于立忱的通信外，还有郭沫若与另一位日本女子佐藤富子的书信。佐藤富子是东京一个显赫家族的千金，与郭沫若相识于1918年。两人曾有过一段隐秘的感情，而这段感情与于立忱在世时有所重叠。

更令于立群震惊的是，在这些信件中，她发现郭沫若不仅与姐姐于立忱保持着亲密关系，同时还与佐藤富子往来密切。在给于立忱的信中，郭沫若表达了深切的爱意；而在给佐藤富子的信中，他又许诺了婚姻的承诺。

1924年，佐藤富子突然造访于立群的住所。这次会面揭开了更多尘封的往事。原来，在于立忱生病期间，郭沫若仍与佐藤富子保持着联系。他向佐藤富子承诺，一旦于立忱病故，就会与她结婚。然而，郭沫若最终选择了于立群。

这些交织的感情纠葛，如同一把利剑，深深刺痛了于立群。她不仅要面对亡姐的往事，还要承受丈夫感情不专一的事实。1957年，当她再次整理这些信件时，往事如潮水般涌来。这些年来积压的痛苦终于爆发，最终导致了她的悲剧性结局。

在这些泛黄的信件中，记录着一段跨越国界的复杂情感，也见证了那个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这些信件不仅是一份情感档案，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三、隐秘的情书内容

在这些尘封多年的信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封署名于1921年11月的长信。信中，郭沫若向于立忱详细描述了他们在东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在银座一家名为＂咖啡天堂＂的西式咖啡馆，当时于立忱正在阅读歌德的《浮士德》德文版，这令郭沫若印象深刻。信中还提到了两人共同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往事，以及他们在上野公园漫步时的谈话内容。

另一封信件显示，郭沫若曾在1922年春天，趁于立忱病情稍好之际，带她去箱根游玩。他们在富士山下的温泉旅馆住了三天，期间郭沫若创作了一首和歌，歌咏富士山的雄伟与爱情的炽烈。这首和歌的手稿也被保存在信件中，字迹工整，显示出作者当时的用心。

在给佐藤富子的信件中，语气则完全不同。1920年12月的一封信中，郭沫若用流畅的日语向佐藤富子倾诉对日本文化的热爱，并表达了想要定居东京的愿望。信中还提到了佐藤家在轻井泽的别墅，那里曾是他们幽会的秘密之处。

更为惊人的是1922年3月的一封信。当时于立忱正在医院治疗，而郭沫若却在信中向佐藤富子许诺，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与她共结连理。信中还详细规划了两人未来在东京的生活，包括在哪个区购置房产，如何经营一家小型出版社等。

在于立忱去世前两个月的通信中，内容变得格外沉重。一封日期为1922年5月的信件记录了于立忱对死亡的预感。她在信中提到了自己的诗集《流水集》的出版事宜，并叮嘱郭沫若照顾好妹妹于立群。

同期，郭沫若给佐藤富子的信件却充满了对未来的规划。他提到要带佐藤富子回四川老家，让她见识中国的山水。信中还附带了一张手绘的地图，标注了从成都到乐山的路线。这份地图的背面，竟是给于立忱的一首诗的草稿。

最令人震撼的是一封未寄出的信。这封信写于于立忱去世当天，信中郭沫若向佐藤富子表示，他必须暂时照顾于立群，请她再等待一段时间。然而就在同一天，他又给于立群写了一封充满柔情的安慰信，承诺会永远照顾她。

这些信件中还包含了大量文学创作的讨论。于立忱与郭沫若探讨过歌德、海涅等德国作家的作品，而与佐藤富子则多谈论日本古典文学。有趣的是，在某些时期，郭沫若会同时与两位女子讨论同一部作品，但表达的观点却各不相同。

信件的内容跨越了1920年到1922年这段关键时期，记录了这段复杂情感关系的方方面面。除了书信本身，还保存了大量照片、票据和纪念品，见证了这段跨国的情感纠葛。这些细节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历史图景，展现了那个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和情感追求。

四、最后的日记与书信

1957年10月15日，余立群在整理郭沫若的书房时，发现了一个上锁的红木箱子。箱子里除了已知的信件外，还藏有一本黑皮日记本。这本日记始于1922年，恰是于立忱去世的那一年，内容直至1926年戛然而止。

日记的第一页记载着于立忱临终前的场景。当时，东京正值樱花盛开的季节，医院的窗外飘落着粉色的花瓣。于立忱在弥留之际将一个檀木首饰盒交给了郭沫若，并嘱咐他将盒中物品在适当的时候交给妹妹于立群。这个檀木盒子也在红木箱中被发现，里面装有于立忱生前最后的遗物。

在日记中，1923年9月1日那天的记载格外详细。那是关东大地震发生的日子，郭沫若记录了他如何在废墟中寻找佐藤富子的经历。当天，他先是确保了于立群的安全，随后便冒着余震的危险前往佐藤家的宅邸。所幸佐藤富子只受了轻伤，但其家族却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大部分财产。

1924年的日记透露出更多隐情。那年春天，佐藤富子突然造访于立群的住所，这次意外的会面导致了三人关系的彻底破裂。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当天的对话内容，佐藤富子出示了郭沫若此前写给她的承诺书，上面清楚地写着结婚的约定。

在1925年的一篇日记中，郭沫若记录了他与佐藤富子的最后一次见面。地点选在了银座的一家咖啡馆，正是他当年与于立忱初次相遇的地方。这次会面后，佐藤富子选择远赴欧洲留学，从此再无音讯。

红木箱中还保存着一叠未寄出的信件。这些信大多写于1925年至1926年间，收信人都是已经去世的于立忱。信中，郭沫若详细记述了他与于立群的生活，以及对于文学创作的新见解。特别是1926年2月的一封信，他提到即将出版的新诗集《女神》，这本诗集中有多首诗歌都暗含着对于立忱的思念之情。

箱子底层还藏有一份手稿，是郭沫若准备在于立忱忌日发表的悼文。文章写于1926年，但最终并未公开。悼文中除了回忆两人在东京的点点滴滴，还提到了于立忱生前未完成的文学梦想。她曾计划翻译一部德国现代戏剧全集，还想创作一部描写东京留学生活的长篇小说，这些愿望都随着她的离去成为永远的遗憾。

这些珍贵的文献最终被余立群发现，成为揭开这段复杂情感真相的关键证据。这些泛黄的纸张不仅记录了一段跨越国界的情感纠葛，也见证了那个特殊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图景。每一封信件，每一页日记，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属于那个时代的故事。

五、历史真相的另一面

1958年春，一位年迈的日本老妇在东京西部的寺院中交给寺院住持一个布包。这位老妇正是佐藤富子的母亲，而布包中装着另一批尘封多年的书信与照片。这批材料的出现，为这段历史揭开了新的面纸。

在佐藤家保存的信件中，1921年的一封信格外引人注目。信中郭沫若向佐藤富子坦白了于立忱的存在，并表示这只是一段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然而，同一天写给于立忱的信中，他却表达了截然不同的情感。这两封写于同一天的信件，见证了这段感情的复杂性。

佐藤家的资料中还包含了大量照片。其中一张拍摄于1922年春天，照片背景是富士山下的一家温泉旅馆。照片中，郭沫若与佐藤富子并肩而立，而就在同一个地点，仅仅相隔两周，他也曾带于立忱来此游玩。这家温泉旅馆的账单至今仍完整保存在佐藤家的文件中。

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份1923年的婚约书。这份用日文书写的文件上，清楚地记载着郭沫若与佐藤富子的婚约内容，包括具体的结婚日期和家庭安排。文件上还盖有佐藤家的家徽印章。然而就在这份婚约书签订的同一个月，郭沫若却与于立群举行了婚礼。

在佐藤家的资料中，还发现了一份1924年的医院诊断书。原来，佐藤富子在得知郭沫若与于立群结婚后，一度病倒住院。这份诊断书揭示了她当时的身体状况，也印证了这段感情对她造成的影响。

1925年，佐藤富子离开日本前往欧洲。在她的行李中，保存着一本手写的日记。日记记录了1920年至1925年间发生的诸多细节。其中提到，1922年于立忱病重期间，郭沫若曾多次在医院与佐藤富子秘密会面。而这些会面往往发生在他探望于立忱之后。

佐藤家的档案中还包含了一份未完成的小说手稿。这是佐藤富子计划创作的一部以留学生活为背景的作品，书中细致描绘了当时东京留学圈的生活状态。手稿中的人物虽经过艺术加工，但其中的情节与现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957年，当于立群发现郭沫若书房中的红木箱子时，佐藤富子已在巴黎定居多年。她在巴黎开设了一家东方艺术画廊，专门展出中日艺术品。直到1975年去世，她始终保存着这些往事的证据。这些材料最终由其母亲捐赠给东京的寺院，成为这段历史的另一面见证。

这批新发现的资料，与此前于立群所掌握的信件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这段跨国情感的完整图景。它们不仅记录了个人的情感纠葛，更反映了那个特殊时代中日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这些泛黄的纸张，见证了一段在战争阴影下的复杂情感，也记录了早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