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中央军委正式调任韩先楚将军，自福州军区转至兰州军区，担任司令员一职。依据惯例，韩先楚将军甫一到任，即对兰州军区进行了全面且细致的视察。在此过程中，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要问题在于，兰州军区各部队的饮用水质量严重不达标，远低于国家既定标准，长期饮用无疑会对官兵们的健康状况构成潜在威胁。其次，部分步兵营、步兵连在军事训练上表现出了明显的消极态度，战士们在日常训练中敷衍塞责，而相关干部则对此视而不见，这种懈怠态度直接导致了考核时的表现欠佳，令人堪忧的是，如此状态的部队如何能够承担起保卫国家和人民的重任？更为严重的是，兰州军区的政治运动过于频繁，部分同志过分沉迷于批斗与所谓的“革命”之中，完全忽视了本职工作，这一状况严重阻碍了军区的正常运作。

韩先楚将军对此深感愤怒与不满。他在福州军区任职期间，始终坚持对各部队高标准、严要求，无论是作战训练还是后勤保障，均一丝不苟，任何懈怠行为都将受到严厉惩处。而兰州军区作为我国西北地区的核心军政枢纽，其战略地位至关重要，承担着保卫西陲、抵御苏联南下的艰巨任务。因此，军区各部队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和昂扬的斗志，随时准备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战。

为了彻底扭转兰州军区的乱象，韩先楚将军决定实施一场全面而深入的改革与整顿，他强调要严抓作风和纪律建设，对任何违规行为都将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坚决予以惩处。

彼时，兰州军区的政委一职由冼恒汉将军担任。冼将军生于广西，于1929年投身革命，历经风雨，曾担任连、团政委等职务。在1934年的长征途中，他在率部攻打湘黔交界处的龙家寨时，不幸被流弹击中胸口，导致左半边肺叶严重受损。面对这一突发状况，警卫员建议立即将其送往后方医院救治，但冼将军却坚决拒绝，坚持带伤指挥作战，直至将敌人彻底击溃后，才同意接受医疗救治。

抗战时期，冼将军在八路军一二零师教导团担任政委一职，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武装培养了大量基层骨干干部。1940年，他奉命返回延安，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南泥湾地区，通过积极开展生产运动，实现了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目标，这一壮举成功地打破了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在解放战争时期，冼恒汉担任西野一纵政治部主任，紧随彭德怀将军转战陕甘宁地区，立下赫赫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冼恒汉长期致力于西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他先后主导了剿匪、土改及镇压暴恐等多项重要运动，有力维护了西陲地区的稳定，为陕甘宁人民营造了一个安宁祥和的生产与生活环境。可以说，冼恒汉在兰州军区犹如一棵“常青树”，享有极高的声望与威望。

然而，在兰州军区的整顿问题上，冼恒汉对韩先楚的做法持保留意见。他认为，兰州军区有其独特的实际情况，不能简单地将福州军区的模式照搬过来，这种做法被视为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以供水问题为例，兰州与福州在水资源条件上存在显著差异，兰州多地仍需依赖蓄水池收集雨水，水质难以达到国家标准。此外，政治运动的重要性高于日常军事训练，也是出于当时国家动荡局势的无奈之举，兰州军区难以置身事外。

韩先楚则以其雷厉风行的作风著称，一旦决定便不再更改，无论面临何种困难都必须坚决执行。这种态度直接导致了韩先楚与冼恒汉之间的激烈冲突，双方各抒己见，争执不下。为了顾全大局，冼恒汉最终决定主动申请调离兰州军区，将军政大权交给韩先楚一人裁决。

中央军委在得知此事后，迅速采取行动，派遣总政部副主任徐立清将军前往兰州军区进行调解。在徐立清的撮合下，双方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既加强了兰州军区的战备能力，又兼顾了当地的实际情况，避免了“教条主义”的倾向。冼恒汉也因此得以继续留在兰州军区担任政委，继续为军区的建设与发展贡献力量。

动荡结束后，韩先楚因身体状况不佳，主动申请退役并返回北京定居。晚年的他过着安逸、悠闲的生活。1986年，韩先楚不幸离世，享年七十三岁。他的骨灰被迁回湖北老家安葬，实现了落叶归根的愿望。

而冼恒汉则继续在兰州军区担任重要职务，为军区的稳定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他曾涉足对刘少奇同志及彭德怀元帅的批判活动，鉴于此，在动乱平息之后，他受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隔离审查，直至1981年，经党中央特别宽恕，他才重获自由。

在晚年，他享有大军区正职干部的退休待遇，其日常生活与医疗保健均由国家妥善安排。然而，冼恒汉并非安享清闲之人，为充实晚年时光，他在居所周边开辟了一亩田地，精心栽培各类瓜果蔬菜及花卉。每当金秋时节，他会将丰收的果实与亲朋好友共享。遗憾的是，1991年，他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八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