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余天云，开国上将李聚奎有过这样一段不寻常的回忆：

“特别使我永远难忘的是长征后期，我从红一方面军调到红四方面军第31军任参谋长时，当时的红31军军长余天云曾想假借擦枪走火把我干掉。时任93师政治委员的叶成焕同志（后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772团团长，38年牺牲）得知了余天云的企图后，向余天云严正指出：这是犯罪行为，不能这么干！我才得以幸存。”

先简单介绍一下余天云：1933年6、7月份，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大整编。此次整编中，四方面军的4个师扩编为四个军，这4大军长分别是王宏坤上将、何畏、余天云、王树声大将。其中余天云为红30军军长，李先念为政委。

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余天云调任31军军长，政委是詹才芳中将，参谋长是从红一方面军调来的李聚奎。余天云因此和李聚奎有了工作上的交集。

一个红军的军长，想要“假借擦枪走火”，打死一个军级参谋长，被下属的师长发现后制止，这个故事听起来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但事实上，此事并非个例。开国将军们关于余天云的类似回忆还有很多。

据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开国上将）回忆，余天云身边的警卫员、通讯员几乎都挨过他的。一个通讯队100多人，全部都被他打过。还有一次部队行军，走山路时，马匹脚下打滑，把余天云摔了下来，他不问原由，就朝着马夫开枪，把马夫打成了重伤。

余天云不仅打士兵，而且欺凌同事，上面的李聚奎就是一个例子。傅钟上将说，有一次，余天云和红30军政治部主任张成台（1946年牺牲）发生了意见分歧，争论的时候，余天云抬手就给张成台一个耳光，以至于张成台坚决要求调出红30军，不再和余天云合作。

余天云当红30军军长时，开国中将杜义德是他麾下的红89师政委。在一次战斗中杜义德负伤入院，出院后被调到了红31军任职。得知杜义德调走，余天云没有任何温情，找到杜义德就说：“你调到31军了，得把30军的枪还给我。”

杜义德一下就明白了，余天云是看上了自己的那把20响快慢机驳壳枪。他对余天云说：“这支枪是我自己缴获来的，凭什么交给你？”余天云说：“枪是30军，不是你的，你不交也得交。”

杜义德反驳说：“枪是红军的，怎么是30军的？我豁出去不当这个政委了也不交。”

最后，余天云命人强行把杜义德的枪下了，还找到张国焘告状。最后，杜义德被撤了职，快慢机变成了长筒步枪。

余天云还和开国上将郭天民有过一次冲突。那是余天云在红军大学当学员的时候，郭天民是学校的老师。有一天，郭天民去上课，余天云就问他今天讲什么内容，郭天民说讲防空。余天云轻蔑地说：这个不用你废话，飞机谁不认识，不过那样而已。我们四方面军可不像你们一样怕死。气得郭天民课也讲不下去了。

和郭天民有着同样经历的，还有开国上将彭绍辉。当时彭绍辉也在红大教书，余天云当着同学们的面嘲讽他说：一个撤了职的破参谋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什么军事理论，老子不学习照样打胜仗！

余天云当红30军军长师，政委是李先念同志，两人的合作就很不愉快。有一次，红30军攻打一个山头，打了很久没有打下来，大家都为之心焦之际，余天云却还不忘慢悠悠地阴阳怪气：“李政委，你上去给他们上上劳动课，山头就攻下来了。”

余天云不仅不服自己的战友，同事，甚至连自己的上级都不放在眼里。在红大期间，他排场很大，上课时都要带着好几个警卫员给他放哨，校长刘伯承批评他，他完全不买账，还夹枪带棒，阴阳怪气，气得刘伯承下令缴了余天云和他的警卫员的枪。

根据另一本书记载，余天云甚至不服朱老总。有一次，红31军的一个团长周时源出于对朱老总的尊敬，把自己在一次战斗中缴获的骡子送给了他。余天云听说这件事后勃然大怒，下令让几个人去把他打了一顿。

当然，余天云能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军长，绝对是有能力的。张国焘晚年对他还影响深刻，称他是“游击天才”，““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军长”。

在鄂豫皖时期的柳林河战斗中，四方面军以2万人马对战卫立煌的8万之众，战斗打得昏天黑天地，全部的部队都投入了一线。这个时候，一股敌人直插了进来，指向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所在的指挥所。当时指挥部的力量严重不足，敌人又攻势迅猛，几个首长都亲自拔枪射击了，工作人员甚至开始焚烧文件……

千钧一发之际，余天云凭借敏锐的嗅觉，带着一队人马杀了进来，硬是给指挥所解了围。如果不是他的到来，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已经在战斗中被一颗子弹击穿了左肩。

余天云打仗，可以说是有勇有谋，指挥过塔山阻击战的开国中将胡奇才，对余天云这位曾经的上司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有指挥才华。还有开国中将刘昌毅，他也说过余天云好话，但这是因为他当年被错抓后，是余天云跑去给他说情，下令放了他。

当军事才华是一回事，“军阀作风”是另外一回事，二者并不冲突。最为一个高级指挥员，余天云的能力是够格的，但作为一个人民军队的指挥员，余天云就明显处在及格线以下了，这应该也是大家的普遍的认识。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我们可以想象，正是余天云的这种火爆性格导致了他后来的悲剧。

余天云的这种作风，在刘伯承这里是绝对不能容忍的。1935年12月16日，刘伯承在《红炉》上发表文章《余天云的思想行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怎样去继续开展反他的斗争？》对余天云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余天云不仅不服，甚至公然掏枪，一时间激起千层波浪。

张国焘得知此事，跑到红大对全体师生讲话，严厉训斥了余天云的错误，并把他关进了禁闭室。加上陈昌浩力捧的何畏趁机对余天云展开报复（余天云很不满自己是学员，而何畏是红大政委，曾和自己属下私下联系，仗着酒劲要打何畏，吓得何畏到处躲藏），再加上余天云的妻子刘伯新因为枪杀牧民牦牛，被下令枪毙，余天云对未来彻底了失去了信心。

1936年4月，他在路过一座铁索桥时，故意翻身从担架滚下（当时余天云很不配合，不愿骑马，也不愿意走路，战士们只能让他坐担架，抬着他走），落水自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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