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柳州、桂林

三城省会之争夺

莫文骅、张云逸、陈漫远

张运逸、叶帅、莫文骅

1949年7月底，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张云逸接到北京来电，要求其进京接受新任务。

8月初，张云逸从济南抵达北平。 此时，解放大军向长江以南进军，两广解放在即，高层决定成立华南分局，叶帅任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做好两广解放的接管工作，中央决定下派张云逸主持广西大计，任命为广西省委书记；加紧筹建广西领导机构和迎接广西解放的各项工作。

张云逸为广东海南人，早时长期在广西革命工作，懂广西话，熟悉地方工作，与广西各界多有交往，由他来主政广西，可谓知人善用。

此时年近花甲的张云逸，已在军旅生涯征战40余年，饱经风霜，身体虚弱；主席看着风尘仆仆，饱经沧桑的张大将军，心有怜惜，要求张云逸在京城休养，参加完新政协会议及开国大典后再赴广西。

镇南关

1949年11月6日，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四十万人，兵分三路向广西进军，军队进展神速，敌军望风披靡，12月11日，五星红旗插上了镇南关，广西全境宣告解放。

张云逸入主广西时的身份是，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广西政协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一身。

广西解放，百废待兴，首要任务是定省会。

在京之时，张云逸与主席就广西问题进行了交流。

主席高瞻远瞩，在广西省会的定夺上，料到定会有来自各方不同的选择，主席的意见是省会应设在南宁市。对此张云逸的看法一致，同时他也是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入主广西时，直奔南宁而来。

广西解放，百姓欢呼喜悦，重建工作任重道远，设置省会也是一项百姓敏感与争议的问题，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说起省府之争，没有哪个省份如广西这样多城的选择，有南宁、柳州、桂林三个城市提上议程，堪为传奇。

得知父母官张云逸到达南宁，桂西南63个县的代表已做好准备，联名写信给这位首任长官，要求把省会定在南宁；看到代表的热情支持，张云逸也是积极前去参加了他们的会议，并告知主席立省会在南宁的决定时，大家欢呼鼓掌，欣喜若狂。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解放后，南宁处于一座破败的小城，人口10余万，全市当时的工业只有“半截烟囱，一根火柴”之说，即一座设备简陋，不能正常发电的水电厂和一座火柴厂，铁路不通，交通不便，运输成本普增，经济水平与城市建设远远落后于省内的柳州、桂林。

南宁，1912年民国成立时至1936年期间，一直是广西省会城市，之后李宗仁、白崇禧主政广西时把省会城市迁往桂林。

桂林，位处广西东北部，是桂系军阀统治的省城，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柳州，位处广西中北部，已有2000余年的建城史，为广西历史文化名城，地处枊江的上游，时有湘桂、桂黔铁路交汇处，公路四通八达，水陆交通便利，是广西的经济文化中心，做省会城市，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呼声最高的城市。

从各方面的定位考虑，南宁作为省城硬件都远远落后于兄弟城市柳州、桂林。

选南宁为省会的消息传出后，桂北数十县代表向省委请愿，要求将省会设在桂林或柳州。

党外人士省政府副主席李任仁、民政厅长杨东蒪表示应首选桂林，次之柳州。李、杨二人在桂林与省委副书记何伟和第49军军长钟伟谈了他们的主张，钟伟表示同意二人的意见，何伟致电张云逸表示认可他们选择桂林的意见。

张云逸认为省会定夺后不能轻动，并亲自与他们谈话后，均表示接受组织的决定。

而更多的省军政干部也提出了质疑南宁省会的问题，包括陈漫远（省委第一副书记兼政府第一副主席）、黄永胜（省军区第一副司令）、李天佑（省军区第二副司令）、吴法宪（省军区第二副政委）、彭明治（省军区第三副司令）、雷经天（省政府副主席）、贺希明（省政府秘书长）等，这些都是久经沙场的各方将领，也是张云逸筹备广西机构时亲点的份量级人物。

他们联名要求将省会定在桂林或柳州。看来，这些熟悉广西区域工作的领导者，对定立省会于南宁的“反感”也是有备而来，力量之大让张云逸始料不及。

同时，上一级的领导机构中南局的邓子恢（中南局第三书记）、谭政（中南军区第三政委）均支持省会定在柳州，此时的关键人物叶帅也没有反对；邓子恢为此特别给张云逸写信一封，希望他考虑省会设在柳州的事宜。

看来机构内部大家对省城定在柳州的呼声最为高涨，桂林次之，南宁没有看好。

张云逸与省委几位领导商议后，决定省会还是设在南宁不变。

张云逸表示，如未得到主席新的指示，省会设在南宁不变，并分别给邓子恢、叶帅写信表示设在南宁的优势。

当时定省会在南宁已向社会公布，随意改变会失去民心，另外从大局考虑，当时与越盟在工作上的关系较多，在南宁较为方便。

在张云逸的坚持下，南宁、桂林、柳州省会之争终于定夺，以坚持主席的远见而落定南宁。 也成为建国初时张云逸主政广西的一段佳话。

直至今日，南宁已发展为北部湾城市群的核心城市。

参考资料：《张云逸传》、《张云逸年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