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坚守睢阳城以抵抗叛军期间，张巡凭借着高超的战术手段以及视死如归的忠君爱国精神，以数千士兵坚守睢阳城十月之久，多次重挫叛军、斩杀敌将，大小身经四百余战，叛军无法破城，只得将城池围得水泄不通，意图饿死守城士兵。

士兵们只得捉鸟捕鼠，啃树皮、煮皮甲、吃纸张，最后发展到为了不让守城士兵饿死，从而杀妾食子、吃城中妇孺等令人发指的事件。而历代后世封建王朝不乏对此忠君报国的行为大加赞赏，唐朝不必多说，宋朝尊张巡为“保仪大夫”，清朝张巡塑像还被请入太庙之中，与历代先王共享皇家祭祀。

那么，这种精忠报国，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通过杀害同胞来抵御外敌的做法，在伦理上是否具有合理性，在现代的社会中又能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反思与启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说到忠就不得不提孝。“忠”的概念是从“孝”而来，而追溯“孝”可谓是源远流长，早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字，这也就是说，在公元前11世纪以前，华夏先民就已经有了孝的观念。在远古氏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最为紧密的便是血缘关系，而也正是这种最为原始，最为自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孝”文化埋下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至春秋时期，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第一位全面系统整理论述了“孝”文化的人。在其《孝经》中，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

孔子认为为人子女，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法则，是人们应该身体力行的。因为不仅“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父母也是孩童来到世间第一个建立的社会性关系。

而对于这种人力无法改变的关系，其实应该是抱着一颗“敬”的心，从而外在的表现便是“孝”。正如在《论语·为政》里，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此一个“敬”字，实为精辟。

“忠”从“孝”而来，自然也要秉持“敬”之精要。古代为了团结氏族成员，充分发挥血缘与亲情在维持氏族生活中的作用，增强内部凝聚力、认同感与归属感，便有了对祖先的祭祀，有了追念与崇拜祖先的活动。礼记曾有云：“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忠于祖先便由此转化而来。

当后世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渐兴起，儒学逐渐被定位官学之后，孔子的忠孝思想逐渐趋向于教条，而不是情感所发。“忠”包含的忠诚、忠君，忠诚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但在原始社会没有君王，而到了封建社会，君王是为天子，上天之子，是抽象化的生灵万物在人间的具象化代表。

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因为这种孝道的外延，封建统治阶级从维护其统治和宗法秩序的需要出发，大力提倡和宣传忠君思想，其核心便是臣民要绝对服从君王。

然而“忠”在一开始，是就臣民与君主关系而言，而并不是片面的绝对服从君主，“忠”本是指的“中心”是一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一种本着自己的内心，去帮助别人，成就别人的仁爱之心，是一种相互的动态关系，而不是单方面的接受和顺从。

孔子曾说“君使臣之礼，臣事君以忠”，从此可以看出不是单方面的顺从，忠应当是一种对事对人的应有品德和行为准则，因为它必然要通过人事才能表现出来。其对象较为广泛。

那么回眼望去，张巡殉国，其内心深处秉持的理想道德，便是忠君报国的伦理大义。在其心中，君王就代表了天下正统的大义所在，是真正具有合法性的正义的代表，是家国天下百姓生灵抽象的人格具象化的代表。

“既食君禄，当尽君事”，这种封建伦理的思想观点已经深深地刻印在了诸多文武士大夫的内心之中，张巡也正是怀着这么一颗精忠报国、视死如归的赤胆忠心，用自己和将士百姓的生命，守护了其内心“忠”的大义。

于今而言，“忠”不应当仅仅是目标聚焦在一人之身上，而应当广泛的在待亲、待师、待友、待君都应该忠（尽心），当然这种忠并非无原则的忠。

忠作为众多美德之一，受着人类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中不断变化而变化的节制，这么来看张巡殉国所尽之“忠”，未免有堕向狭隘单一的忠君之“忠”的嫌疑。而真正忠的大义之所在，应当是既不拘于时空，也不拘于地域，推之古今而公行，放之四海而皆然。

“仁”本在先秦的一些典籍中写作成“上身下心”，很明显仁是身与心关系的范畴问题。即身形与情感方面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仁”的范畴。东汉《说文解字》中曾解释“仁”：亲也，从人从二。所以“仁”也可以是归结为一种人与人之间诸多关系的范畴。

而“仁”学所诞生的大时代，也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亲亲之家族血缘模式无法继续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时代。是孔子首先系统的归纳了“仁”学，他重周礼推出仁，推己及人，虽然是站在了“士”的阶级立场，但他诠释了“礼”的内核，也就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被真正的确立了起来。这才有了后来各个朝代，无数的仁人志士的为国为民。

这种“仁”不是某种神秘而狂热的，而是冷静的现实的。是用一种合乎理性的智慧来引导、满足、节制人的情欲的“仁”，是一种理性上的践履，在天道和人道之中能取得某一种均衡。“仁”在论语中是由多维度，多层次的展开发挥的。

但是孔子一般不直接说“仁”是什么，正如老子一般不直接说“道”是什么一样。这个“仁”是具有开放性的，会随着时空转变而不断的自我完善的范畴，任何只要是停留在片面文字上的理解，都会难免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出现瑕疵与漏洞。

“仁”所具有的核心内容，主要是由三个大的方面。首先便是以“爱人”为“仁”，孔子的意思很明显，仁是一种由内心而发的一种情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正是这种爱人的情感，构成了“仁”的文化内核，以人的情感而发。

这种爱人、同情人、关切人的一系列的感情都指向了“仁”的主旨。当然这里的仁爱是有差等的爱，而绝非平等普世的爱。孔子主张泛爱众，与基督教的博爱，墨子的兼爱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爱有差等是人之常情，也是人类的理性所决定的。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可见应该先自爱，爱自己的身与心，爱和自己关系最亲近的人，然后再根据客观的情况推而广之，所谓“爱亲”—“爱人”—“爱万事万物”。然后是方法上，为仁由己，推己及人才是“仁”所能长久实行的一以贯之之道。简而言之，便是忠恕二字。

忠便是积极的爱人，而恕便是消极的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恕的最好的诠释。毕竟人和人在内心感受上还是存在差异的。积极的爱别人，帮助别人固然是好的，但也要看对方是否赞同，条件能力是否允许。

所以“忠”是较难做到的，而“恕”是可以终身行之的，即忠恕近于人。最后是克己复礼为“仁”，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也就是说仁爱的外在表达形式是礼。礼是一定社会的规范、秩序和制度，是用来节制人们的行为。

调和个人与社会的各种冲突，协调人际关系的手段。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哪个朝代，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都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要前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然，礼乐是要以“仁”作为核心，没有仁的礼乐，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教条，虚伪的仪节。

孔子曾曰：“人不仁，如礼何？人不仁，如乐何？”，强调了礼乐是仁的外在表达，而不能是假仁假义的形式。它们应该是一种辩证相互影响的关系，从而建立起一种内在的道德，再通过实践礼乐而有所教养，同时再反作用于“仁”的开放式完善。

因此，张巡的杀妾飨军，在现在看起来是令人发指，无法理解的行为。而在当时的历史观念的制约下，就是可以被理解的。

在封建的意识形态中，普天之下的所有一切都是上天之子所掌控的，而且封建社会中人与人非但在权力经济上处于不平等的状态，更是在人格上也处于不平等的状态，贵族血缘子女出生，天生就高人一等，更别说小妾、丫鬟，这样的社会角色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地位，是接近任人宰杀的牲畜，是接近可以买卖的物品，也是接近权贵为达到目的的工具。

睢阳被围数月，粮草断绝，形势危急，张巡不得已杀了自己的妻妾，分给将士吃，张巡此举是为了带个头，此后张巡军吃了三万人，先是女人，再是小孩，最后是老人。

从这些举动来看，张巡的所作所为似乎毫无儒家的仁爱所言，俨然就是一个丧尽天良、毫无人性的国家战争机器。但是把眼光放到一个更加具体的情景之中，其实就会发现“杀妾飨军”之中是体现着“仁”的精神。

《论语·卫灵公篇》曾有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因为人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生命的意义便在于应当践行上天赋予内心的道德使命。孔子曾言：“朝闻道，夕死可矣”。“泛爱众”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众”的范围，但从儒家倡导的推己及人的思路来看应该是指的所有一切生灵百姓。

这也说明了当大范围的仁爱于小范围的生死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是主张杀生以成仁，舍生而取义的。到城破之时，城中只剩下数百余人，是真正的人间地狱。

不过如若像历史《旧唐书》所说那般，“所食人口两三万，人心终不离”。这表明了城中之人都是真正的仁人志士，能够明白国破家亡的死更胜于苟且偷生的活，都是自愿慷慨就义，杀身成仁的。这又是真正的万众一心、大“仁”所在。

如果不然，那么未免张巡所作所为有愧于后世历代嘉奖敬奉，商丘的张巡祠恐也难以长久安在。不过分开来说，就他个人而言，他的精忠爱国，可称得上是中华民族永垂不朽的英魂。是担得起“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英雄的名号，受之无愧！

对于张巡为了抵抗叛军所做的“忠君殉国”与“杀妾飨军”，当下社会中从中最能吸取到的伦理价值取向便是“忠恕之道”和“仁义之举”。

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脉相传，所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精髓自然也会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而融于世界文化之中。“忠恕之道”作为全球伦理的重要精神资源，将会在获得持续的国际社会的认同中将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普及开来，这种历经千年积淀的伦理价值观念，将在当下重新被我们所发现和创造性认知。

这种忠恕之道，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促进共同发展，以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远大深刻的意义。从思维角度而言，“忠”强调了从自己本体的感受，进而推论出自己的言行对于他人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也会得到他人的正面反馈，这种双向的互动便是当代的“尽忠”。

当自己对别人尽忠之时，自己所欲的，多半他人也会共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要忠于自己本心之所想，忠于共事贤人之所失，更忠于百姓之所得。

而“恕”则从另外一个方向去印证了“忠”的道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正是要求自尊、自爱，从而尊人、爱人。把自我于众人同等看待的同理心，自己所不希望的，一定是在自己内心里消融掉，而不是向外发泄给别人。

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的氛围，才可以促进社会的安定发展，维持社会的稳定有序。不同于“忠”的多向互动，从而难以周全，“恕”是一种单向本心运动，是可以终生践履的。

另一方面，对于“仁义之举”也是在当代具有新伦理价值取向的。“仁爱”所遵循的道德理论是推己及人，对于某些仁人志士舍弃自己的生命去践行自己所坚守的价值取向的这种行为，可能光用“仁”的内涵是没有办法充分概括容纳的，只有“义”才具有了超越感性情感的道德评价，实现一种“生不为苟得”、“患有所不避”的舍生取义的境界。

在对于爱国精神，烈士舍身保家卫国，维护正义的当代新世界伦理价值取向具有重大的意义。正是因为心中满怀仁爱之情，才可以由此诞生出舍生赴死之义，以牺牲小情小爱去保全大仁大德。才可能有所谓“杀身成仁”与“大义灭亲”。

这对于外在强制性保护世界秩序的稳定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内在作用，王师之义、仁者无敌！张巡的事迹，促使我们在当代领悟到，人与人相处能够尽孝尽忠，推己及人、忠恕之道。人与社会相处，生能仁爱天下，死能安心取义、无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