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三星进入印度多年，目前他们在印度主要有两个制造基地，一个在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主要制造手机；另一个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金奈市（又名钦奈，原名马德拉斯）西部小镇斯里佩鲁姆布杜尔，主要生产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占三星在印度120亿美元年收入的20%~30%。

2024年9月9日，在印度工会中心（CITU）的带领下，该工厂1000多名工人举行罢工，对资方提出的要求如下：

I）要求在未来三年内将员工的平均月薪提高一倍，从当前的大约2.5万卢比（约合人民币2114元）增加到6.1万卢比（约合人民币5129元）；

II）要求将每周的工作时间从当前的6天48小时减少到5天35小时，即每天工作7小时，每周工作5天；

III）要求公司为员工子女提供学费补贴，每年5万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4204元）；

IV）如果员工去世，其家属应有权接替其职位。

除了增加工资、缩减工作时间等常规罢工要求外，职位世袭是不寻常的要求。

目前，该罢工还在进行，三星方面不能满足工人们提出的要求，最后可能造成该工厂的关停。

发生罢工的工厂位于南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该邦执政党不是印度总理莫迪所属的全国执政党印度人民党，而是地方政党德拉维达进步联盟，该党以社会正义和平等、保护和推广泰米尔语和达罗毗荼文化为号召。在邦议会中，数个印共派别也拥有议席。

细想一下，职位世袭的要求可能与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有关：

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一个历史悠久且复杂的社会分层系统，它起源于印度教，但对印度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种姓制度将人们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这些等级包括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此外，还有达利特，他们处于种姓制度之外，受到严重的社会歧视。

种姓制度的四个主要等级在地位、权利、职业、义务等方面有严格的规定。婆罗门是祭司和学者，拥有最高的种姓，主导与神沟通，享有特权和权力；刹帝利是战士和统治者，为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吠舍是普通的雅利安人，主要从事商业和农业；首陀罗为劳工和服务人员，则处于社会最底层，从事各种卑贱的工作。

除了这四大种姓，还有大量的第五种姓，称为不可接触者，又称贱民或达利特，他们多从事最低贱的职业，如清洁工、拾荒者等。贱民在印度不算人民，不入四大种姓之列。

种姓制度的细分非常复杂，四大种姓之下还有成千上万的次种姓（Subcastes）和亚种姓（Jatis），这些细分的种姓和亚种姓通常与特定的职业或地区有关。这种细分使得种姓制度更加复杂化，也使得种姓之间的界限更加明确。

在种姓制度的影响下，很多职业是世代相传的，如理发匠、屠夫等职业可能已经数十代相传了。

印度尽管在法律上已经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它在印度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社会互动。种姓身份可以影响个人的婚姻选择、职业机会和社会地位。

三星这种外企员工，虽然可能是最底层的流水线员工，但对比印度其他职业，肯定是好职业，在其员工的心理肯定被认为是新的次种姓或亚种姓，争取争取是能世代相传的。

印度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较大，目前的印共虽然碎成几十个派别，但在印度的某些邦内还有影响，甚至是执政党。

在20世纪，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和我国有子女顶替就业制度，类似职位世袭。

子女顶替就业制度，又称接班顶替，是指在父母退休或退职后，其子女可以顶替空下来的名额，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工作的做法。

这一制度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的一种重要方式。

1953年，当时的政务院劳动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对因工死亡或因工残废完全丧失劳动力的工人职员的直系亲属，在企业需要人工作时，应尽先录用。

1956年，劳动部发出的文件中首次提出了允许职工退休后招收其符合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的想法。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遭遇三年困难，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要求压缩城镇人口，大量精减职工。在这个过程中，职工退休、子女顶替参加工作作为鼓励城市中老、弱、残职工退休的一种政策全面实施，并逐渐作为一种就业制度确立、延续下来。

20世纪80世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子女顶替就业制度逐渐显示出其不合时宜的一面。80年代末，接班顶替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然，目前在某些条件优越的国企中，变相的接班顶替还存在，如“萝卜岗”招聘等，三代或四代烟草人、电力人为人诟病。

2024年8月5日，孟加拉国前总理哈西娜倒台，逃亡印度，起因是为20世纪70年代孟加拉国的“建国英雄”的后裔预留公务员名额所致。

看来职位世袭目前看来弊大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