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
这是一幅描绘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著名油画。画面上中国受降主官正襟危立，一副胜利者姿态；日方代表毕恭毕敬，弯腰递交降书。画作场面宏大，氛围肃穆，令人震撼。但非常遗憾，这让人解气的场景与事实有较大出入。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在东京湾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正式向同盟国签降，这是日本战败投降的重要标志。但是，对中国人来说，意义更大的还是日本向中国签降。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典礼在南京举行，地点设在黄埔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方司令部。受降主官是中国战区统帅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日方代表、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在投降书签字。
南京签降仪式地点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礼堂（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
签降仪式9月9日9时开始，这是精心挑选的时间，寓意为“三九良辰”。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会场。
中方受降代表5人：
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陆军一级上将
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海军一级上将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二级上将
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肖毅肃陆军中将
空军作战指挥部参谋长张廷孟空军上校
日方投降代表7人：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陆军大将
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陆军中将
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海军中将
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陆军中将
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陆军少将
第三十八军参谋长三泽昌雄陆军大佐
中国派遣军参谋小笠原清陆军中佐
应邀前来观礼的外宾及中国官员、中外记者共计405人，其中中国军官219人，中国文职官员51人，中国记者52人，同盟国代表47人，外国记者36人。中国军政要员有汤恩伯、王懋功、贺衷寒、李明扬、郑洞国、冷欣、廖耀湘、蔡文治、彭孟辑、谷正纲等，外国来宾有美国陆军少将麦克鲁、准将柏德若、海军少将迈思斯、英国海思少将以及法国、加拿大、苏联、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军官多人。
垂头丧气的冈村宁次率日本投降代表步入投降仪式会场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整个签降过程中，凡中方交给日方的文件，包括日军降书中文本两份、何应钦签名后的日军降书一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及命令受领证，均由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递交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日方交给中方的文件，包括冈村宁次的证明文件、冈村签字后的日军降书两份、冈村签字后的命令受领证，均由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送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也就是说，冈村宁次没有直接与何应钦面对面交接文件。
何应钦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
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盖章
在签降过程中，冈村宁次在《中国战区日军向中国政府投降书》上签字、盖章后，由小林浅三郎将两份降书持至受降席前，以双手呈递何应钦。
在中国政府关于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程序中，并没有文字规定何应钦是用双手还是单手接过日方呈递的降书。但是按照惯例接受敌方降书不用起立答礼，仅单手接过降书即可。但何应钦竟起立答礼，并以双手接过。不知何某是事先想好这样做的，还是临时的“现场发挥”。也许，这是所谓的“以德报怨”思想在作崇。
小林浅三郎(右)向何应钦呈递降书
从这张日方代表递交降书的现场照片来看，开头那幅油画的场面太理想化了：何应钦并没有正襟危立，日方代表也没有那么大角度鞠躬，反倒是何应钦上身倾斜的角度还要大些。这张照片，很多媒体上误传为冈村宁次向何应钦递交降书。其实不然，这是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小林浅三郎与冈村宁次外形上确实有些像，都是光头、戴眼镜，但小林浅三郎的军上衣是立领，佩带穗带（参谋带），而冈村宁次的军上衣是翻领，露出白衬衣领，无穗带。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在受降仪式上却留下了三处令人质疑的地方：
其一，为什么不是战争罪魁冈村宁次亲自递交降书，而是由他的参谋长小林浅三郎送呈的，整个签字过程他都是坐在自己座位上（油画上他与小林浅三郎站在中方代表桌前）；
其二，冈村宁次没有当场献刀，而是事先准备好根本没有带刀到现场；
其三，在接受降书时作为胜利者的何应钦的腰弯得比小林浅三郎还低，显得诚惶诚恐，真看不出是谁向谁递交降书。
何应钦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出了名的亲日派，早在1935年7月就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的秘密协定）。
关于何应钦的弯腰，日本人坚持认为，“老朋友”何应钦是在答礼。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小林总参谋长向何总司令呈交时，前后共敬礼三次。中国方面对此均不回礼。这恐怕也是出自美军的建议。但是，在第三次小林总参谋长呈交降书敬礼时，何总司令却不由得站起来作了答礼。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厚品格，不禁想到：毕竟是东方道德！”
中国方面则认为，是中方的桌子太宽了。当时，为了显示中国胜利者的身份，中方使用的桌子很宽，以致于何应钦不得不上身前倾去接降书。不过，即便是桌子宽，那也应该是日方代表前倾递交降书，而不是何应钦弯下腰往前去够。这小林浅三郎也是良心大大的坏了，他身体微微前倾，手就是不往前伸，等着你何应钦伸手来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日方对于签字投降从根本上就缺乏诚意，而只是出于无奈。
本来，作为战胜国，中方对整个签降仪式的环节、会场的布置都做了精心的准备，以展现中国人胜利者的姿态。仪式开始前所有日方代表均被要求剃光头发，以示战败。
按规定日方投降代表全部光头
此外，日方代表除了冈村宁次外，不得将帽子摆放桌上，必须拿在手中，而中方代表的帽子均放于桌上。此外，座椅的布置也是别出心裁，日方代表的座椅是布包椅，而中方代表是皮包椅；中方桌子的宽度是日方桌子的几倍，就是让你递交降书时身体必须前倾，这都是有意安排的。但是，谁曾想到，这精心设计的戏剧性场面，竟让何应钦一个临时发挥给演砸了！
从这张南京日本签降仪式现场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出，中方的桌子比日方宽许多，帽子也摆放在桌上。
按理说中国赢得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应该挺直腰板正气凛然地接受战败国递交的降书，投降的日本应该弯腰鞠躬，向中国谢罪才是。何应钦为何比呈交投降书的小林浅三郎弯腰幅度还大，甚至比战败国代表的头还低。当时成为热点，引来媒体猛烈批评，各大报纸对何应钦腰杆子不硬口诛笔伐。舆论认为，何应钦起身接降书是毫无气节、向日本人低头之举，有“媚日”之嫌，有损国格。作家李敖曾公开撰文批评何应钦说：“国民党何应钦的腰有媚骨”，“怎么你打赢了战的人的腰弯得比这个打败了的还多呢？”
在熊宗仁《何应钦传》有着这样的描述——对于整个受降仪式，何应钦处处以宽容的姿态、朋友的立场为冈村宁次等人着想。会场的布置，为避免威胁感，他曾经提议采取圆桌的方式。但美国代表提出异议，认为如此则受降者与投降者处于平等地位，故才改了长方形，受降者在上，投降者在下，对立而坐。按事先拟定的程序，规定日方投降代表前后要向何应钦行三次礼：到会场举行第一次，小林代冈村向何应钦呈交投降书时行第二次礼；冈村等人退场行第三次礼，何应钦对此均不应答礼，但当看到小林呈递降书时，何应钦竟然站起来作了答礼……对于何应钦这种有失中国陆军总部受降主官身份的举动，盟军顾问团事后曾提出抗议，但何应钦对此并不理会，反讥笑西洋道德观与东洋道德观终究不一样。
那么，何应钦所谓的“东洋道德观”是什么呢？以德报怨吗？你处处为日本投降代表着想，怎么就不考虑下中国人民的感受。你代表的不是你自己，而是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
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日本首要战犯、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原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无罪释放”。
50年代初，何应钦访日拜会了他的老朋友冈村宁次。冈村设宴招待，在宴会上盛赞何应钦是“对日本了解最深的人”，“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知”，尤其对蒋介石、何应钦在日本战败后的“以德报怨”感激涕零。说到激动处，冈村宁次竟然失声痛哭，何应钦也热泪盈眶，唏嘘不已。这亲日派的嘴脸暴露无遗！
个人关系事小，国家利益为大。不管何应钦与冈村宁次关系如何，在接受日本降书这样大是大非问题上，何某不顾民族大义，把个人感情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做出令人作呕有损国格的举动，必须受到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