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四川枪决女特务，西南工委副书记写信救人，救下了谁？

在1951年的一个寒冷清晨，四川昭化县的刑场上，一位身着旗袍的女子静静地站着。她曾是当地备受爱戴的女教师，学生们都亲切地称她为＂王老师＂。然而就在几个月前，一纸调查令揭开了她尘封已久的秘密：这位知书达理的女教师，竟是一位身份特殊的军统特务。

当地群众无不惊诧：她究竟是怎样的人？为何一个出身富贵的大家闺秀会成为特务？更令人不解的是，在她即将被处决的前夕，一封神秘的信件送到了昭化县长的案头。这封信的作者，为何是当时位高权重的西南工委副书记康乃尔？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往事？

从大家闺秀到多国留学生

1914年的四川昭化县，王家大院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这个出生在富贵之家的女婴就是王化琴，她的父亲王连山是当地颇有名望的实业家。王家在昭化县拥有数座工厂，与地方军阀也有着密切往来。然而，与其他地主不同的是，王连山始终秉持着济世助人的理念经营家业。

王化琴自幼在私塾接受启蒙教育，除了传统的四书五经外，她还特别钟情于新思潮书籍。在那个知识女性稀少的年代，王化琴却有机会接触到了完整的新式教育。1920年代初期，她进入了昭化县最好的女子学堂就读，在这里，她不仅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还开始学习英语。

1928年，14岁的王化琴考入成都女子中学。在这所当时四川最负盛名的女校里，她遇到了改变她一生的两件事：一是接触到了更多的进步思想，二是开始系统地学习外语。当时的成都女子中学聘请了多位留洋归来的女教师，她们不仅教授语言，更向学生们传播了国外的先进理念。

1932年，王化琴前往上海继续求学。彼时的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在这里激烈碰撞。在上海，王化琴开始自学法语和德语。她每天清晨四点起床，在租住的阁楼里苦读外语，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短短两年时间，她就掌握了英、法、德三门外语。

1935年春，在父亲的支持下，王化琴踏上了东渡扶桑的留学之路。在日本求学期间，她亲眼目睹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也深切感受到了中日之间的实力差距。在东京帝国大学旁听期间，她开始系统学习日语，并接触到了大量描写明治维新的历史著作。

然而，留学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当时的日本社会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日趋恶劣，王化琴和其他中国留学生经常遭受歧视。她们在求学过程中，既要克服语言障碍，又要应对重重困难。尽管如此，王化琴依然保持着顽强的求知精神，常常废寝忘食地泡在图书馆里。

到1937年年初，王化琴已经能够熟练运用英、法、德、日四国语言。她不仅能够阅读这些语言的原版书籍，还能用这些语言进行写作和演讲。这段留学经历为她后来的人生轨迹埋下了伏笔，也为她日后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各种身份转换提供了便利条件。

从日本归国到投身军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消息传到日本后，在日留学的中国学生纷纷决定回国。王化琴放弃了在日本继续深造的机会，随即踏上归国之路。8月初，她抵达上海，恰逢淞沪会战爆发。

在上海期间，王化琴结识了军统特工处的一位负责人张明远。张明远发现王化琴不仅精通多国语言，还熟悉日本社会文化，便向她提出了加入军统的邀请。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王化琴接受了这个改变她命运的邀请。

1937年底，王化琴进入军统特工处上海站工作。她的第一个任务是担任情报翻译，负责翻译从日方截获的密电文件。在短短三个月内，她就完成了数十份重要军事情报的翻译工作。其中一份情报揭示了日军准备在徐州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计划，为国民政府及时调整防御部署提供了重要参考。

1938年春，随着日军占领范围的扩大，军统上海站被迫向内地转移。王化琴被调往重庆总部，在那里，她遇到了军统特工总部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康乃尔。康乃尔当时担任军统特工处第四科科长，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他对王化琴的语言才能和工作能力十分赏识，将她调入了自己的部门。

在第四科期间，王化琴开始接受系统的特工训练。除了基本的密电收发、暗号使用外，她还学习了伪装技巧、反跟踪方法等特工技能。王化琴表现出色，很快就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情报员。她曾经利用在日本求学时建立的人脉网络，成功获取了多份重要情报。

1939年秋，军统决定在四川建立一个秘密情报网。考虑到王化琴的家乡背景，上级决定派她回到昭化县，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情报工作。于是，这位曾经的大家闺秀，以＂王老师＂的新身份重返故里。

在昭化县女子中学，王化琴担任英语教师。她用心教学，深受学生爱戴。然而在教书之余，她还担负着收集当地军政信息的重任。利用王家在当地的人脉关系，她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通过这个网络，她不仅掌握了大量军事动向，还获取了不少社会舆情信息。

1941年至1945年间，王化琴以昭化县为基地，多次完成了上级交办的特殊任务。她曾经成功策反了一名在川北活动的日本特务，使其成为军统的双面间谍。此外，她还协助破获了多起汉奸案件，为肃清敌特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化琴并未离开军统组织。她继续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但工作重心转向了收集当地社会动态。这一时期，她与康乃尔保持着密切联系，定期向其汇报川北地区的情况。然而，随着时局变化，这段经历最终成为了她难以摆脱的枷锁。

命运转折与身份暴露

1949年12月，四川全境解放。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王化琴面临着重大抉择。与许多军统特工不同，她没有选择随国民党撤退台湾，而是留在了昭化县继续担任教师。她认为自己的特务身份已经成为历史，新的时代应该翻开新的篇章。

1950年初，昭化县开展镇反运动。起初，由于王化琴在当地声望极高，加上她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支持态度，地方当局并未怀疑她的身份。然而，事情在1950年8月出现了转机。一位曾经在军统工作过的人员在被捕后交代了王化琴的真实身份。

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当地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经过缜密调查，专案组掌握了大量证据。调查显示，王化琴不仅是军统特工，而且在1945年后仍然保持着与军统系统的联系。专案组在她的住所搜查时，发现了一部短波收音机和多份手写的情报记录。

1950年9月15日，公安机关对王化琴采取了强制措施。消息传出后，整个昭化县震动。特别是女子中学的师生们，无人能相信那位温文尔雅的王老师会是一名特务。当时的学生回忆，逮捕那天，王化琴正在上课，她从容地放下粉笔，跟随公安人员离开了教室。

在关押期间，专案组多次对王化琴进行审讯。档案记载显示，她在审讯中态度较为配合，主动交代了自己1937年至1949年期间的特务活动。她详细说明了自己加入军统的经过，以及在昭化县建立情报网的具体情况。这些供述为专案组查清其他涉案人员提供了重要线索。

1951年初，专案组完成了对王化琴案件的侦查工作。案件材料显示，她在军统期间共发展下线30余人，建立了覆盖川北地区的情报网络。虽然1949年后她没有继续从事情报活动，但由于历史原因和政策规定，她仍然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

3月1日，昭化县人民法院对王化琴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庭审持续了整整一天，旁听席上坐满了当地群众和她曾经的学生。面对法庭讯问，王化琴承认了全部指控。她详细叙述了自己的特务经历，同时也提到了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打击日本特务所做的工作。

3月15日，法院作出判决，认定王化琴犯有特务罪，判处死刑。这个判决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许多了解她的人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为她求情。一些学生甚至给当地政府写信，讲述王老师在教书育人方面的贡献。然而，按照当时的政策，对于重要特务分子，处置必须从严。

在等待执行死刑的日子里，王化琴始终保持着镇定。据看守人员回忆，她每天仍然保持着教书时的习惯，清晨准时起床，打扫牢房，然后阅读或者写东西。然而，就在处决日期临近时，一封来自重庆的信件改变了她的命运。

康乃尔的援救信

1951年3月25日，一封盖着＂西南军政委员会＂印章的信件送达昭化县政府。这封信的发件人是时任西南工委副书记的康乃尔，收件人是昭化县县长张守信。信中详细阐述了王化琴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贡献，特别提到了她协助破获的几起重大间谍案。

这封信的出现令当地政府十分重视。康乃尔在信中提到，1938年至1945年间，王化琴曾经协助军统特工处成功破获了多起日本特务案件。其中最重要的是1943年＂川北特务案＂，她成功识破了一个潜伏在四川的日本特务组织，使得十多名日本特务被捕。这个案件的成功，有效打击了日军在川北地区的情报网络。

康乃尔在信中特别强调了王化琴在1944年＂广元站案＂中的表现。当时，日军特务机关派遣了一名精通四川方言的特务打入广元地区。这名特务伪装成商人，准备窃取川陕铁路的重要情报。王化琴通过细致观察，发现了这名特务的破绽，并设法取得了其信任。最终，在她的协助下，军统成功将这名特务抓获，并缴获了大量情报资料。

信件还提到了王化琴在1945年初协助破获的＂成都电台案＂。她利用自己精通日语的优势，成功解译了一批截获的日军电报。这些电报揭示了日军准备在四川布建新的情报网的计划。根据这些情报，军统及时采取行动，挫败了日军的图谋。

康乃尔在信中指出，王化琴虽然是军统特工，但她的工作主要是针对日本特务。在抗战期间，她始终站在抗日的立场上，为打击日本间谍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她在1949年后选择留在大陆，没有随国民党撤退，这也显示出她对新中国的认同。

信的末尾，康乃尔以个人名义为王化琴求情。他表示，在军统工作期间，王化琴从未参与过针对共产党的行动。相反，她多次表达过对进步力量的同情。他建议当地政府在处理这个案件时，应当充分考虑她在抗日战争中的特殊贡献。

这封信引起了昭化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县长张守信立即召开会议，重新讨论王化琴案件。会议认为，康乃尔提供的情况确实是重要的新证据，需要认真对待。随后，张守信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并建议重新审查案件。

4月初，四川省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前往昭化县，对王化琴案进行复查。工作组调阅了大量档案材料，并走访了相关知情人。通过深入调查，康乃尔信中提到的情况得到了基本证实。特别是关于＂川北特务案＂和＂广元站案＂的细节，在军统留存的档案中都有详细记载。

工作组在复查报告中指出，王化琴的确在抗日战争期间做出了积极贡献，她的行为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考虑到这些特殊情况，建议对其从轻处理。这份报告随后报送给了上级机关，等待最终决定。

改判入狱与后半生

1951年4月20日，昭化县人民法院根据上级指示，对王化琴案进行了改判。考虑到她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特殊贡献，以及留在大陆的表现，法院最终将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这个判决结果很快送达给了王化琴。

王化琴被转移到四川省绵阳监狱服刑。在监狱中，她被安排在女子监区从事劳动改造工作。监狱的档案记载显示，她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不仅完成劳动任务，还利用自己的知识教其他犯人识字读书。由于精通外语，她还被监狱指派负责整理外文书籍和文献资料。

1959年，由于表现突出，王化琴获得了减刑。她的刑期从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这次减刑给了她重获自由的希望。在此后的服刑期间，她更加积极地参与监狱的各项改造活动。档案显示，她曾经协助监狱翻译了大量外文技术资料，为监狱的生产工作做出了贡献。

1962年，中央政府开始对部分历史遗留案件进行重新审查。王化琴的案件再次被提起。考虑到她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以及服刑期间的良好表现，有关部门决定再次给予减刑。这一年年底，她的刑期被减至十五年。

1964年，王化琴被转移到成都市第一监狱。在这里，她遇到了几位同样因历史原因入狱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在劳动之余交流学术问题。监狱的工作人员回忆，即使在艰苦的监狱环境中，王化琴仍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的风度，经常帮助其他犯人解决文化学习上的困难。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监狱的政策随之发生变化，王化琴的处境一度变得更加困难。但她仍然坚持完成监狱布置的各项任务。直到1970年，她终于刑满释放。出狱时，她已经56岁。

获释后，王化琴被安排在成都一家印刷厂工作。她负责校对外文书籍，工作认真负责，很快就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1973年，单位考虑到她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将她调到了资料室工作。在那里，她开始整理和翻译各类技术资料。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王化琴的专业才能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她被调到成都市外文出版社，担任翻译工作。在这个岗位上，她翻译了多部外国文学作品和技术资料。同事们回忆，即使年过花甲，她工作时仍然一丝不苟，经常加班加点完成翻译任务。

1980年，王化琴正式退休。退休后，她居住在成都市区的一间小公寓里，偶尔还接一些翻译工作。她的晚年生活十分简单，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和写作。1985年，她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回忆录，记录下这段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1989年，王化琴在成都去世，终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