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随着《文化苦旅》横空出世，余秋雨，一个默默无闻的戏剧研究学者，开始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走进大众的视野。通过《文化苦旅》一书，余秋雨以独特的视角，清奇的文笔，收获了大批粉丝。这本书的畅销、爆红让余秋雨由一个学者一举升格为备受瞩目的文化大师。

在此之后，余秋雨辞去了自己在校内的职务，着力于写作和考察。在此后的数年时间内，余秋雨达到了一个创作的井喷期，相继写出了《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畅销作品，这些作品让余秋雨在文化圈内“名利双收”。

余秋雨几年时间内积累下来的这些“名”、“利”让他的身价水涨船高，当然，站在高处也就意味着要受更多人的瞩目。因此，在余秋雨享受掌声和鲜花追捧的同时，也有人发出了质疑的声音，而第一个人却是余秋雨曾经的一位忠实读者。

2003年6月，资深编辑金文明发行的一本名为《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的书籍出版，在学界和读者圈内引爆了一场关于“炮轰”余秋雨的舆论。很多人难以置信，书的作者金文明作为余秋雨早期的忠实粉丝，何以要“炮轰”自己的偶像呢？

金文明用“爱之深，关之切”这六个字作为回应。金文明表示，自己在90年代就接触过余秋雨的散文，并且非常欣赏余秋雨的文字风格，拜读他的作品已久。直到有一天，他偶然在余秋雨的《山居笔记》中发现了一个错处，余秋雨在《十万进士》一文中将“致仕”二字作“为官上任”之意来用，但是这两个字的实际意义指的是“告老还乡”。

对于金文明来说，这是余秋雨犯下的一个较为低级的错误。金文明身为《咬文嚼字》月刊的编辑，天性细致严格，自然对文学作品中的这些错误有着天然的敏感。在此之后，金文明又陆续在余秋雨的作品中发现了不少文史方面的差错，并细心地将这些有失偏颇的地方全部做了记录，刊发在《咬文嚼字》的刊物上，寄送给余秋雨。

金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希望余秋雨能够关注到这些“失误”，面对自己喜爱的作家，他十分希望余秋雨能在原来的基础上纠偏。但是等了很久，金文明都没有收到余秋雨本人的反馈，只等到了余秋雨助理寄来的一封信，内容大意是：以后不要再寄来这种刊物了。

回想起这段经历，金文明表示，余秋雨无疑不喜欢他的这一类“考辨”。不过因为工作的特殊性，金文明曾给很多大学者大作家的文字“提过醒儿”，包括刘大杰，钱钟书，王蒙、李国文等作家……但是还没有遇见过余秋雨这种“拒谏”的。对于余秋雨的“计较”，金文明还是比较失望。

金文明的意见虽然没有得到余秋雨的重视，但是却率先在读者群里得到了响应。1998年，《咬文嚼字》的编辑部收到一名叫做徐如顾的读者的来信，信中委婉指出了余秋雨的散文集《秋雨散文》中几处不符合史实的描述。编辑部随后将这封信转交给了余秋雨。

一段时间后，余秋雨那头这次终于有了回音。刚从墨尔本回国的余秋雨写下了一封名为《答徐如顾先生》的回信，但是信的内容却让金文明相当失望。余秋雨通篇都没有谦和改错的意思，而是一直在为自己的错处做辩护，内容犀利，惹人不适，其中有一段如下：

“我认为，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不错，但是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没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

正是这样一句话，深深刺痛了金文明的心，作为一个古文学的爱好研究者，他不明白余秋雨先生作为一个大家，为何要如此打击一个年轻人的积极性。

同年，文化圈紧随其后发生了一件事，再一次刷新了金文明对余秋雨的看法。当时，余秋雨的《霜冷长河》还未发表，市面上却已经出现了盗版，余秋雨在愤怒之余写下一纸檄文——《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余秋雨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一个人在大街上遇到抢劫，正要奋力追抓盗贼，突然横向里冲出来两个蒙面人，拦住被盗者说，有重要的历史问题需要盘问。”

在金文明看来，余秋雨的这篇文章是在含沙射影地暗讽那些评判过他的读者，将这些人归为他打击盗版之路的绊脚石，但是事实上，二者并无关联，于是金文明也开始为年轻读者高调发声，不过还未想过要著书。直到有一次，金文明的朋友给他讲了一个由偏误而起的尴尬教学案例。

朋友告诉金文明，上海曾经出版过一本《余秋雨散文赏析》，编者在《文化苦旅·道士塔》一文中发现了余秋雨将甘肃学台“叶昌炽”写成了“叶炽昌”，属于常识性错误，编者将其改正，但是未注明是作者的错处。因此，当一个中学老师用这本书给学生授课，讲到“叶昌炽”时，学生们纷纷举着原版《文化苦旅》对老师加以 “驳正”，老师只好尴尬地表示，以原著为准。

这个教学案例让金文明一下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担心更多的文史知识错误会以这样的方式以讹传讹，流毒甚广，于是在朋友的鼓励下，金文明整理了自己几年时间内的“纠偏卡片”，并将2003年最新版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等全部买回家，花了3个月时间校对，写下了这本《石破天惊逗秋雨》。

金文明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中指出了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三本散文集中的126处差错，7个有待商榷之处，每一处指正都有史料佐证，全书22万字，引用古籍高达170种，可见金文明在背后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校对与考证。

其中，金文明将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的文史差错分别在 “人物史事考辨”、“时、地、书、名考辨”、“职官旧制考辨”和“文词音韵考辨”四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和批驳，例如把唐代的吕洞宾说成是道家的始祖，把金圣叹说成了大明的忠臣，把娥皇和女英说成舜的女儿等。

除此之外，金文明认为余秋雨在众多文史错误中还犯了最忌讳的穿凿附会型错误。例如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的名篇《寂寞天柱山》之中，为了强行证明自己的观点，表明李白、苏轼、王安石都大家都与天柱山有缘，不惜在地名、情节、想法、诗句上牵强附会地加入各种不实的联系，将这些谬误的史实一传再传。

对于金文明的这些指责，余秋雨发声表明自己并不喜欢《咬文嚼字》杂志，而金文明则是 “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认为这是金文明变相在找茬。对于这次的“炮轰”事件，圈内有人同情余秋雨，对他犯错表示理解，认为金文明是在借势炒作；也有不少人站队金文明，夸赞其治学严谨，是在对中国文化负责。

其实在我看来，余秋雨和金文明之争，在本质上还是一场创作的艺术性和知识性之争。自从《文化苦旅》问世以来，余秋雨无疑开创了“大文化散文”的新途，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在文学创作上的失误在所难免，这在总体上并无损其创作的贡献，但是我认为在对待错误的态度上，余秋雨大可不必太过“爱惜羽翼”。

而对于金文明这样一个《辞海》和《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者而言，严谨治学是他的使命，这一点毋庸置疑。金文明此番的发声与“纠偏”之举，其实也是在为所有的文学创作者拉响一个关于“严谨”的警钟。

我认为在任何一个文学兴盛的年代里，我们都既需要余秋雨，也需要金文明这样的大师，只有这样，我们更多的文化才能在一种不偏不倚的正向发展中维持其“枝繁叶茂”的健康状态。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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