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民谊 图片来自网络

抗战胜利后，汪精卫系统的“干将”们分别受到清算。褚民谊就是其中不那么“出名“的一位。

有些不了解内情的人甚至还为褚民谊打抱不平，认为褚民谊之所以也被清算，完全是因为他和汪精卫夫妇的亲属关系而受到了株连。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绝非如此！

在抗战后被处决的这些原汪精卫系统“干将“中，各有各的罪行。只不过有的人是明晃晃的在作恶，而有些人则把他们做的恶隐藏得比较深，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罢了。褚民谊就是这样一位。

如果说，褚民谊没有攀上汪精卫、陈璧君夫妇，他或许会凭借着自己的资历和学历也能混得不错。

要论派系，褚民谊和张静江、陈其美等人都是湖州人，这一派虽然不是广东人，但在广州的实力也不容忽视。

要论资历，褚民谊在1906年就加入了同盟会，1912年担任同盟会总干事长。

要论学历，褚民谊不仅有过留日的经历，而且还在法国拿到过药学学士和医学博士学位。

以这种资历和学历，只要褚民谊自己不作死，至少也能混个委员干干。

可褚民谊却因何撇开了张静江等人投靠了汪精卫呢？

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后，原同盟会的人员纷纷辞职，不愿意在袁世凯手下当官。

汪精卫本来是想要在袁大总统手下谋个一官半职的，可他却不能这么干。

汪精卫在出狱后就一直住在袁世凯家中，并和袁世凯的长子结拜为异姓兄弟，在实际上已经投靠了袁世凯。这也是汪精卫本来是南方人，却在南北和谈的时候成了北方代表的原因。

汪精卫的做法引起了部分老同盟会员的不满，如果继续留在袁世凯手下当官，恐怕他的政坛资源将流失殆尽。因此，汪精卫就以要和陈璧君去巴黎旅行结婚为由辞去了官职。

袁世凯也很大方，见汪精卫要走，就批了五万银元的路费，算作对汪精卫为其效劳的补偿。

而此时，张静江、吴稚晖、李石增、蔡元培和褚民谊等人也在法国，并且创办了一所里昂中法大学，褚民谊担任副校长。

如果褚民谊就这样和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在一起，或许也不会有日后发生的事情了。可时间一长，褚民谊却发现，张静江、吴稚晖等人过于守旧，而且脾气古怪，讲的都是大道理，对于个人的实惠和关心远不如汪精卫夫妇。

汪精卫夫妇 图片来自网络

汪精卫虽然也是大佬，但对人和蔼可亲，而且还善解人意。而且，陈璧君还做媒把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许配给了褚民谊。由此，褚民谊就成了陈璧君的妹夫了。

1924年，褚民谊学成回国，担任了广东大学的代理校长。1932年，担任了“行政院”要员，终于当上了“大官”。

抗战爆发时，刚卸任职务不久的褚民谊担任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和中法技术学校医学研究部主任。如果褚民谊就此脱离政坛，老老实实做他的医学领域，也不失为一条道路。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沦陷。

由于当时国府想要营造出一幅上海还在国府控制中的假象，就把许多银行、学校都留在了美、英、法租界，并且留下了部分官员在上海继续履职。这也是在抗战时期，上海会被称为“孤岛”的原因。

而褚民谊当时正担任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和中法技术学校医学研究部主任，自然也就被留在了上海。

其实，这对于褚民谊来说是好事，毕竟他没和汪精卫等人混在一起，也没有参与过什么所谓的“低调俱乐部”。

1938年12月，汪精卫叛逃，并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敌。而此时，褚民谊也没有得到汪精卫夫妇多少重视，除陈璧君给褚民谊寄送过一张刊登了汪精卫《艳电》的报纸外，再无其他联系。

可随着汪精卫在河内遇刺，褚民谊开始害怕了，他害怕自己因为是陈璧君妹夫的原因受牵连，就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份与汪精卫夫妇断绝关系的启示，这就引起了陈璧君的不满。

在汪精卫夫妇看来，褚民谊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都是他们夫妇提携之恩，可没想到，自己夫妇落难，褚民谊竟然如此薄情寡义。

可世人都被褚民谊骗了。褚民谊本就是一个利益熏心且不甘于寂寞的人，他之所以在民众前面做出姿态，要和汪精卫夫妇断绝关系，其实就是为了保命。如果真的和汪精卫断绝了关系，他哪里能够得到地位？

果然，不久之后，褚民谊见风头已过，就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当时，日伪特务组织76号的头面人物李士群、丁默邨等人想要和汪精卫集团拉上关系，可一时间找不到既有关系，又有资格的人出面牵线搭桥。

恰好，76号的大特务汪曼云认识褚民谊。见汪曼云求到自己头上，褚民谊非常热心愿意帮忙，他写了两封推荐信，一封是给汪精卫的秘书林柏生的，另一封是给陈公博的。

虽然后来汪曼云并没有联系到林柏生和陈公博，而是联系上了周佛海和梅思平，但褚民谊为日伪和汪伪牵线搭桥的事实却是确凿的。

褚民谊家庭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39年，汪精卫来到上海。可汪精卫觉得，自己一直在日军的保护之下，有损于他的“荣誉”，就萌生了想要在上海拉拢和他臭味相同的人组建属于自己的势力的想法。

由于褚民谊久在上海，无论是人头还是地头都熟悉，汪精卫夫妇就秘密召见褚民谊，让他代替汪精卫出面拉拢一些立场不坚定分子为其效力。

褚民谊见汪精卫夫妇如此“不计前嫌”，自然是满口答应。

果然，在褚民谊的拉拢之下，一些蒋系上海党部的人员纷纷投向汪精卫，蒋系党部摇身一变就变成了汪系党部，汪精卫从此在上海站住了脚，褚民谊也因这个“功劳”，一跃成为了汪系的核心人物。

从此之后，褚民谊的“官运”开始亨通起来了，陆续担任一系列伪职。

日本投降后，作为汪系的核心人物，褚民谊自然也逃脱不了被逮捕的命运，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制裁。

1946年3月17日，江苏高检传讯褚民谊。4月15日，江苏高院庭审褚民谊，列举了褚民谊的5大罪状：

其一、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组建伪府、担任伪职。

其二、参预签订伪条约。

其三、实行对同盟国宣战。

其四、允许日本人在占领区设立公司，统制行政、交通、粮食、矿产，供敌军所用。

其五、主政广东期间，征收关税，补助日军费用。

褚民谊不服，开始自辩。他先是吹捧汪精卫的所作所为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举，后又把汪精卫的品格称之为“仁人君子”，紧接着话锋一转，褚民谊开始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核心观点是，既然汪精卫的所作所为都是一切为了国家，那么，作为追随者，他的一切自然也都是报效国家，不仅不是罪人，而且还是英雄。

他还列举了在担任伪部长的时候，曾经做过收回租界的好事。

其实，日本所谓的交还租界是因为日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惨败，英、法、美三国见中国部队作战英勇，主动提出要把租界归还中国。日本见势不妙，为了继续拉拢汪伪，也只得有样学样，把租界归还。

褚民谊把这份功劳记在自己头上，可谓是往自己脸上贴金。

对于法庭把他列为汪伪集团的核心人物，褚民谊表示不满。

在他看来，他所担任的伪部长，在汪伪集团中只不过排在第十二位，前面还有五院的十位正副院长和“内政部长”，然后才能轮到他，哪里能称得上是核心人物呢？

褚民谊的说法恰好和他之前所说的自己是“国家英雄”自相矛盾，既然都是“国家英雄”了，谁不想排名靠前一些呢？难道是害怕立功受奖太多而故作谦虚？

褚民谊的种种狡辩激起了旁听席的愤慨，在其答辩过程中，不时遭到嘘声以及痛斥。

褚民谊虽百般狡辩，可铁一般的证据却揭露、证实了他的罪行，褚民谊自知难逃一死，却仍保有一丝幻想。

1946年4月25日，高院判定其“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 刑，褫夺公权终身。”

法官的话音刚落，刚才还在强作镇定的褚民谊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过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

当时，也可能是褚民谊没有回过神来吧，对法庭的判决表示没有异议。可在下庭后，褚民谊却突然表示，要由他的妻子陈舜贞出面提起上诉，申请复判。

陈舜贞上诉的理由是，褚民谊在担任伪职期间，都是一些虚名，根本没有实际权力，而且在担任伪部长期间所涉及的签订各种条约和对盟国宣战等，都没有本人的签字。日本投降后，褚民谊在广东主动保境安民，把权力上交给国家等等。

三个星期后，陈舜贞的上诉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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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舜贞不甘心，在褚民谊的授意下，再次提起上诉。这一次，上诉的理由是褚民谊曾经保护国父的“灵脏”和文献立有大功，足可抵罪。

不得不说，褚民谊这次上诉的理由确实给法庭带来了一定的麻烦。

孙先生逝世时，遗体运往北平协和医院，在取出内脏后，遗体做防腐处理。

孙先生的遗体运往南京安葬后，内脏一直保存在协和医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美两国互为宣战国，美国人开办的协和医院被日本人接收，孙先生的“灵脏”就落入了日本人之手。

1942年3月，时任汪伪部长的褚民谊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作秀机会，就来到了北平，把“灵脏”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回来，交由中山陵保管。

为了让这件事成为自己的“功绩”，褚民谊在南下期间大肆宣扬，各路记者们也一路报道。随后，褚民谊又来到孙先生在上海的故居，把孙先生的手迹一并运送到南京保存。

就在民众等待对褚民谊处决的消息时，高院突然发布了一份裁定书，认定陈舜贞的上诉属实，褚民谊在保护国父“灵脏”和遗著这件事上“不能谓无功”，有再审的理由，获准再次进行审判。

新闻媒体得知此事后，也详细介绍了当年的情景，对褚民谊是如何与日本人交涉，如何从日本人手中获得“灵脏”以及文献等也做了详细报道。

这下子，褚民谊高兴了。看来，自己获生有望了。

没没过多久，褚民谊就失望了。

原来，负责审理褚民谊案件的检察官李曙东等人，向高院提出了抗诉。

李曙东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条：

其一、效忠国父，不在“灵脏”之奉安，而在遗嘱之遵守；不在著作之保留，而在遗教之奉行。

其二、褚民谊与汪精卫等人勾结，所作所为与国父遗嘱有违，是为不忠。

其三、领还“灵脏”、手迹等行为，是其笼络民心，从而达到其破坏抗战的目的。这种伎俩，自古以来不乏其人。

因此，原来判定的结果没有任何错误，申请重新审理此案毫无理由。

得知此消息的褚民谊大惊，他对妻子陈舜贞说，为今之计，要想保住性命，只能去找蒋氏。

经过一番运作，陈舜贞终于得到了蒋氏的接见。

陈舜贞一见蒋氏，二话不说，便在蒋氏面前长跪不起，连声哀求，求蒋氏饶过褚民谊一命。

蒋氏见状也很尴尬，在良久之后才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了“拟可从轻议处”六个字，并嘱咐道“交给江苏高院，不能告诉外边任何人。”

得到赦书的陈舜贞千恩万谢，回去之后就把这份赦书交给了褚民谊的女儿，让她赶紧到苏州去交给江苏高院。

褚民谊的女儿也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把这张救命的赦书放在手提包内，用手牢牢抓住，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

可就在火车临近苏州的时候，褚民谊的女儿心态有些放松了。她把手提包放在旁边的座位上，活动一下因紧抓手提包而僵硬的手指。可就在她活动手指后想要拿起手提包的时候，却抓了个空，手提包竟然丢了。

褚民谊女儿大惊，左右寻找，都不见手提包的踪影。

那么，这个手提包究竟哪里去了呢？难道是因为褚民谊女儿一路上都紧抓手提包，使得贼人误认为包内装了贵重物品而被盗？还是蒋氏变卦，派人把手提包偷走了？

如果是前者还好说，如果是后者，那就不是丢了，而是“丢了”。

事情究竟如何，至今仍是个谜。

1946年8月15日，高院发布裁定书，否决了江苏高院提出的重审褚民谊一案的申请。

8月23日，褚民谊在狱中刑场被处决。

令人好笑的是，在死亡的那一霎那，褚民谊竟然还做了半个“白鹤亮翅”的动作，似乎在与陪伴了他一生的太极拳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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