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已八十九岁高龄的太上皇乾隆突然病发并于当日驾崩于养心殿。登基四载的嘉庆,也真正接手了已延续百年的“盛世”,直面属于他的皇朝。
清朝虽然在乾隆手中达到了顶峰,但是在他好大喜功的折腾下也变得破败不堪。国库收入不足、人口膨胀土地矛盾尖锐、官员贪腐横行、河患频繁发生,波及多省的白莲教大起义也已持续多年……
为挽救危局,嘉庆也祭出了改革的大招,打出了“咸与维新”的旗帜。但是历史证明,盛世的幻境还是破灭了,是嘉庆的方法不行么?
嘉庆提倡“崇俭黜奢、勤政务实”,并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在做皇子时就很节俭,太上皇驾崩后他又谕令各地停止进贡玉、瓷、字画、古玩等物件,并颁发一系列谕旨,严刹乾隆朝后期形成的奢靡之风。
对于朝堂因迎合乾隆而形成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风,嘉庆也非常反感,逮住机会他就要打压整治一番。
例如嘉庆四年,久旱的浙江下了一场雨,浙江巡抚玉德照常上奏朝廷拍皇帝马屁。诸如仰皇帝圣德,天降甘露云云。嘉庆训斥其“此等奏报,不可粉饰”。第二年云南部分地区水灾,巡抚江兰对灾情避而不谈,却拿其它地方的收成吹嘘说事。嘉庆将其革职,并谕令各省督抚再有粉饰太平者必予以严惩 ……
在日常处理朝政上,嘉庆也和那个当甩手掌柜的太上皇完全不同。天不亮就起床批阅奏折,早膳后例行召见军机大臣询问国事并处理重要政务,然后继续批阅奏折 …… 颇有点雍正复生的味道。
除此之外嘉庆还裁减冗官、严查地方钱粮亏空、治河赈灾、体察民情(完善京控制度)、减免赋税等等。但是最重要,也最能说明嘉庆新政目的的还是“惩办和珅”。
嘉庆对于乾隆宠臣以及权臣和珅的恨,是不用过多说明的。但是他最恨和珅的地方却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并不是贪腐。
在太上皇在世,嘉庆还拿和珅没办法的时候,他就问过军机大臣吴熊光,“和珅可有不臣之心”。吴熊光却劝嘉庆放心,他认为和珅没这想法。因为想谋朝篡位的人必然要收买人心,和珅只顾捞钱而且捞得天下怨声载道,所以他不会谋反。
嘉庆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和珅针对皇权切过“一刀”。
军机处是清朝的一个特色机构,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皇帝更为高效的行使皇权。最初朝堂的奏折首先送达皇帝处,皇帝批阅后将自己的意见告知军机。军机处再将皇帝的旨意完善并具体化,最后通过“廷寄”和“谕旨”这两种方式来具体实现皇帝的意图。
和珅执掌军机处后,要求奏折在上呈的同时誊抄副本送至军机处。提前获知相关信息,既可以尽早准备相关事宜,协助皇帝更高效地处理政务;也可以揣摩圣意,给出迎合乾隆意图的建议。另外尽早知道相关信息,提前准备也便于在乾隆面前邀功或避祸。
虽然这么做会让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更为轻松(这也是乾隆默许和珅违规的原因)。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军机处的权力被扩大了,或者说皇帝被分权了。
还有个让嘉庆愤怒或者说害怕的地方是,和珅利用军机处权力挟制官员为自己谋利。
军机处处理奏折不同于朝堂其它部司政务流程的一个地方是“保密”。原则上在针对奏折形成“廷寄”或者“谕旨”前,军机处不得向外泄露任何消息。但是很多事情,对于相关责任人来说,提前获知朝廷、皇帝态度又是事关官运甚至性命的。
例如任内亏空或失职,被动等待皇帝发怒和提前请罪补上亏空、上缴议罪银,其结果是完全两样的。
和珅则利用自己掌握军机处以及掌握信息的优势,通过这些机密事项从官员们身上牟利。以至于军机处外常常活跃着各色官员,他们以禀报公务为由,前来探听、“购买”消息。到了乾隆后期很多奏折,皇帝都还没有批阅,朝堂官员们已心知肚明了。
另外官员们也会通过行贿军机的方法,让军机在某些事情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建议”,进而去影响皇帝的处理态度。
这不仅仅是损害了朝廷、皇帝的威权,不少事务由于官员们提前知情并串联、准备,常常被折腾的不了了之,这实际上也降低了皇帝对官员们的掌控,损害了皇权。
因此嘉庆所谓的“咸与维新”,实际目的是想重新收拢在乾隆手中变得有点松散的皇权。
在擒拿和珅的当天,嘉庆发布上谕要求各部官员以及各省督抚,今后奏折不得再提前送至军机处,“俱应直达朕前,俱不许另有副封关会军机处”。并且嘉庆多次警告官员们,不得将所奏之事提前告知军机大臣。
嘉庆五年,扳倒和珅的功臣广兴在投递奏折时另行咨文送到了军机处。嘉庆就一点面子也没给,将他降为四品京官并取消了他直接上奏的权力。
同时嘉庆也再次强调了军机处保密的重要性,“军机处为办理枢务,承写密旨之地,首以严密为要。军机大臣传述朕旨,令章京缮写,均不应泄露”。不过嘉庆也明白靠说是管不住的,为此他弄出了老方法“互相监督”。
嘉庆派御史至军机处坐镇,专职监视军机大臣、章京们是否泄密,发现问题随时都可以上奏。同时军机处的人也负有监视这些御史们是否守则、守职、窃密的义务。
规范了军机处日常工作的细则。例如要求军机大臣只可处理当日谕旨、其它部司官员不得前往军机处回事或问询、不得将文件带回家中处理等等。
嘉庆也不动神色的降低了军机大臣对军机处的控制。主要方法是将招纳军机章京由军机大臣推荐改为考试选拔,以此弱化军机大臣对众章京的影响。另外将具体书写“谕旨”的权力划给了军机章京,军机大臣只负责向皇帝提供建议。
嘉庆四年,以容易滋生弊端为由,将刚进军机处帮忙的成亲王永瑆又赶出了军机处,并就此弄出了王公不得入军机的祖制。这么折腾的目的就一个,弱化军机大臣的地位。
嘉庆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将皇权再次重聚于皇帝手中,然后嘉庆就心满意足了。因为他的执政理念其实不是“维新”,而是“守成”。
早在乾隆四十八年,还是皇子的嘉庆随乾隆巡福陵时就写了不少守成为主题的诗,“守成继圣王,功德赡巍峨”、“尝祭思开创,时巡念守成”、“展礼珠丘思不匮,守成常念拓基难”……
嘉庆六年二月,嘉庆在上谕中称“列圣旧章,自当恪守”。嘉庆十六年,天子亲作《守成论》系统的阐述了他的守成思想,这一思想也发展成了其后道光、咸丰时期的国策。嘉庆守成的原因很复杂,概括下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成规都是先辈殚精竭虑而得的经验教训,后世子孙没有道理不恪守,而且“新政”实际效果不见得就比成规强。二,唐宋以来的历史证明,倡导改革的君主都没有好下场。三,“守成”是敬天法祖、勤政爱民。
在嘉庆看来守成很符合儒家“法先王”的传统,而搞“革新”首先就是不把创立规制的先祖们放在眼里,心中若有此念,哪里还有不亡国的?
其实嘉庆很理智的发现了问题,两千多年来各皇朝最多也只能对自己修修补补,而没有能力去真正“革新”。因为皇朝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和加强皇帝集权,各皇朝沉淀下来的规章制度(祖制)也都是为这个服务的。变革这些旧制、祖制实际是在变革皇帝和他的集权,而自己“革”掉自己,这基本是不可能做到的。既然“革新”不现实,那么选择守成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但此思想主导下的新政,无论怎么折腾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因为这意味着官吏选拔、政务处理制度、国库管理、农商政策等等全部都不能变革。无论做什么都只能治标,涉及“本”的都是不能改变的。因此嘉庆的“新政”也就不能迟滞清朝大步走向衰落的步伐。
其实嘉庆还算是好的了,他的儿子道光那才是真“辛苦”。殚精竭虑三十载,衣服都打补丁又能如何呢?虽然皇权稳固,但也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皇朝跌入深渊。
明朝后期是由封建社会转型资产社会,资产阶级代表东林党是最大的势力,保皇派魏忠贤也仅能维持皇权的苟延残喘,崇祯没了魏忠贤的帮助,那就是完全的被社会抛弃。崇祯的罪过是跟虚君的时代潮流对抗,输光了还宁死不南迁,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动荡。如果能南迁到资产阶级大本营,皇权虽正式落幕,但明朝也就正式完成资本社会的进阶。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