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卓英 图片来自网络

1941年3月，已经沉寂了近1年的赣北战场似乎有了一些大战即将来临的迹象。

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接连不断地收到了他安插在南昌、九江和南浔铁路上的坐探传回的情报。

南昌的坐探报告，鬼子近期调动频繁，南浔铁路北上火车的窗口总能见到日军的人枪，而南下的火车，则车窗紧闭。

而且，鄱阳湖水面出现了日本军舰，有大批的日军从鄱阳湖上岸。

南昌坐探传来的情报，立即就在南浔铁路坐探那里得到了证实。他们报告，在夜间，他们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察觉到南下的火车车身沉重，而北上的火车则车身轻浮。

紧接着，九江的坐探也发来情报，说在夜间，日军严令市民要关门关窗，不得窥视。但他们还是通过声音得出了判断，日军有大部队正在通过。

不得不说，罗卓英的情报工作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主要得益于这批坐探都是从江西省保安团中抽调出来的，他们都是江西人，甚至就是南昌和九江本地人，因此，他们隐藏在民众中，让日军根本无从查起并且屡屡传递出重要情报。

罗卓英综合情报得出判断，日军在近期一定会有大动作。可日军的攻击方向究竟在哪里呢？

鉴于此，罗卓英召开了参谋会议，让大家各抒己见。

通过对情报的分析，第十九集团军参谋处长梁启霖语出惊人，上述敌情与“一战”时期“坦能堡会战”德军调动的情况完全一致。

见众人不解，梁启霖接着解释，日军北上在窗口露出人枪，完全是故意迷惑我军的假象。南下火车的车身沉重，必定是满载部队和装备。

因此，梁启霖得出判断，日军在南昌的部队近期必定会有大规模进犯的企图。

确实，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确实要想从南昌调兵进攻长沙，可又怕从南昌调兵后，南昌兵力空虚，因此才想出了先打位于赣北的罗卓英，尽可能的消耗第十九集团军的实力，使其无法在日军进攻长沙时予以援助的办法来。

至于北上的火车故意露出人枪，南下的火车重载，也是为了实现这个意图而故布疑阵。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园部和一郎调集了第33师团、第34师团，又加强了第20混成旅团，共计5万余人的兵力。

日军的部署是，这三路日军兵分三路，先在高安以东地区歼灭中国部队第70军和第49军，然后会师上高，歼灭第74军。

对于日军的攻势，罗卓英以高安为核心，在高安前后分别设置一线和二线阵地，节节阻敌，予敌以消耗，主要目的在于诱敌深入，待到将日军引诱至上高附近的三线阵地时，再予以围歼。

1941年3月15日，日军以上高为目标发起进攻。

南路，以第20混成旅团为主力，向赣江和锦江的中间地区进攻。

中路，以第34师团为主力，沿着湘赣公路前进。

北路，以第33师团为主力，从安义县城出发，攻击前进。

对于发起此次战役的突然性，园部和一郎还是有把握的，在他看来，他的那套瞒天过海的把戏定会瞒过罗卓英。

可他却不知，他的计策早就被罗卓英识破，并作出了针对性的部署。

战役打响后，北路的第33师团行动神速，可随即就遇到了麻烦。

原来，江西的地形远非湖南、湖南可比。湖南和湖北虽然也有山地，但大多数都是丘陵地带，道路也相对宽阔。可江西则不同，多的就是崇山峻岭，而且道路崎岖狭窄。即使有几条公路，也早就被破坏殆尽，根本无法行军。

因而，第33师团虽然在战斗发起时虽然行动神速，可走着走着，队列就由四路纵队变三路，三路变两路，以至于只能一路纵队行军，这就严重拖慢了行军速度。

步兵还好说，起码能走路，可对于炮兵来说，江西的山路简直就是个灾难。因此，在战斗打响后，日军炮兵根本就发挥不出作用，反而成为了累赘。

就算是日军炮兵强行推进到一线，发挥的作用也不大。因为炮兵在作战时，对地面的目标或者高度不超过400米的山地发起攻击，作用是明显的，可对于普遍高度都在千米以上的江西山地，炮兵基本没用。

因此，第33师团受阻于第70军的预备第9师和19师，迟迟打不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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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反应也很快，见炮兵派不上用场，立即从武汉抽调一个空军飞行团加入战场，以空军代替炮兵进行火力支援，这才打开了局面。

此时，日军中路和南路也已突破第70军107师防线，向上高合围而来。

罗卓英虽然事先洞悉了日军的企图，并且做了针对性的部署，可他却没料到日军这一次动用了一个飞行团的力量来进行火力支援。

他也是宿将，也知道炮兵在针对高海拔的地势发起轰击的效果并不大，因此对70军能守住防线较长时间抱有乐观情绪，但却忽视了日军空军的力量，没有事先做好防空部署，这是罗卓英的一个失误。

这个失误造成了整个防线的部署开始动摇起来了，因为第70军仅守了一天。而第49军和72军这两支部队的任务是向赣江以东出击，准备在日军撤退时进行反包围的，部队还在运动中，根本无法回援。

因此，罗卓英只能调动部署在上高地区的三线部队第74军紧急奔赴第2道防线。

第74军军长王耀武接令后，立即命令李天霞的第51师派出一个团推进到高安、独城附近，掩护全军侧后，57师和58师全部展开，在杨公圩一线占领预设阵地，与日军展开激战。

此时，罗卓英并未在一线，而是在吉安公干，副总司令刘膺古还滞留在南岳，仅有参谋长罗为雄在一线指挥作战。

可是，这位罗参谋长经历过的大战不多，仅有的几次大战身边都有罗卓英在指挥，他仅是起到策划作用，并未负直接指挥责任。可这次，正副两位主官都不在，大事都由他一人负责，他就有些吃不住劲了。

听闻前线战事吃紧，70军在一天之内就被日军击破，罗为雄脸色铁青，吓得那些小参谋们都离着他老远，生怕受到责骂。

好在薛岳还是很了解他的，他知道自己这位保定六期的老同学没有经历过多少战阵，因此在半夜给罗为雄打电话壮胆，说日军此次来犯，是惯例的“扫荡”战，打了就会回去的，你不用害怕云云。

但薛岳还是不放心，又把罗为雄怯战的事情告诉了罗卓英。罗卓英吃了一惊，立即连夜赶回了上高。

而就在这时，前线突然送回了一份从日军身上缴获的地图，地图上清晰的标明，此次日军的进攻路线图只标注到了上高，再往西，没有任何标注。

如此一来，问题出现了。日军这份地图究竟是真是假呢？

如果这份地图的路线图是真的，那么就意味着日军此次发起的是“扫荡”战，是会打了就走了。因此，中国部队就不需要在上高与日军展开决战，只要撤出上高就可以了。反正，日军也不能长期占领上高。

可如果这份地图是假的，上高就坚决不能放弃。因为自上高以西，不仅道路没有破坏，而且无阵地可守。日军占领上高后，便可以沿着公路直趋长沙。

因此，在3月17日晚上，第十九集团军的各级参谋人员围绕着这份地图展开了讨论。

第十九集团军黄副参谋长认为，缴获的这张地图是真的。他判断，日军此来是“扫荡”战，因此不必死守上高，而应先行撤退，待到日军撤退的时候在予以追击，定会获得战果。

可少校参谋蓝介愚却认为，黄副参谋长做出的这个判断是被缴获的这张地图给迷惑了，他坚持认为应该死守上高。

他的理由是：

其一、日军自15日出兵后，以每日30公里的速度进兵，已经人困马乏，而第74军刚加入战场，锐气正盛，又以逸待劳，定会在上高击败日军。

其二、即使这份地图是真的，可日军在占领上高后，就一定不会改变作战计划吗？日军之前也不是没有这么干过。

如果放弃了上高，日军就会沿着公路直取长沙，到那时，定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听了蓝介愚的话，罗卓英深受触动。可此时，第74军参谋长陈瑜却支持黄副参谋长的意见，力主从上高撤退。

蓝介愚很清楚陈瑜为何要支持黄副参谋长，因为要在上高与日军展开决战，74军是主力，定会遭到很大损失，作为74军的参谋长，哪里会让自己的部队置于险地？

可这个话蓝介愚却说不出口，要是说了，他就会成为74军的众矢之的，日后如何在部队立足？

可要是不反对，又失去了军人的责任。想来想去，蓝介愚认为，还是要先做通罗卓英的工作。

而要做通罗卓英的工作，就要先驳斥撤退论，然后才能谈及战术。

可在他罗列了十大理由反对撤退论的时候，却遭到了罗卓英的斥责：“我们怎样打！”

这下子，蓝介愚明白了。

罗卓英说“我们怎样打”，其实就是同意了他反对撤退的观点，之所以用斥责的口吻和他说话，是因为他那一番驳斥撤退论的话已经得罪了很多上司，罗卓英是用斥责他这种方法来保护他。

而询问“怎样打”，是来征求作战方案，这不是同意他的观点又是什么？

蓝介愚很清楚，罗卓英之所以没有明确表态固守上高，关键在于赣江以西的兵力不足。70军已经被击溃，收容部队也需要时间，仅用一个74军来对战日军两个半师团，罗卓英信心不足。

就在此时，蓝介愚突然想起同事刚刚告诉他的一个消息，那就是49军的26师此时已经来到赣江西岸，完全可以把26师调过来作战。

于是，蓝介愚就出了一个点子，要把26师调过来攻击正与74军作战的第20混成旅团作战。

罗卓英当时还没没反应过来，可黄副参谋长却明白了，他立即提出方案，上高方面主守，将第26师调过赣江，由后面攻击第20混成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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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子罗卓英反应过来了，见困扰自己多时的兵力不足问题被解决，不由得大喜过望，他拍着仍然眉头紧锁的参谋长罗为雄的肩膀说：这样打，包赢！

见自己的点子被罗卓英接受，蓝介愚再次提出建议，鉴于军情紧急，按照传统方式下命令容易耽误事，就建议罗卓英特事特办，由黄副参谋长草拟命令，参谋处长梁启霖用电话通知各参战部队。

命令刚下达，变故又发生了，74军的参谋长陈瑜来电话，表示坚决反对固守上高。

他之所以出尔反尔，应该是得到了王耀武的授意。王耀武虽然善战，但固守上高的代价是很大的，很有可能会造成74军伤亡惨重。

陈瑜虽然仅是一个军参谋长，但由于74军的特殊地位，在第十九集团军的参谋人员中，他并没有把参谋长罗为雄和黄副参谋长放在眼里，因此语气强硬，很有一副说一不二的架势。

可陈瑜随即就遭到了罗卓英的斥责。陈瑜虽然傲气，但在罗卓英面前还是不敢造次，只能乖乖听命行事。

至此，第十九集团军的作战计划已定。

果然，在26师加入战场后，本来一路强攻的日军有了后顾之忧，攻势开始减弱，战场局势开始好转。

可就在这时，第9战区长官部突然发来电报：岳阳前线发现第33师团一个联队的番号。

听了消息后，罗卓英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看来，日军的企图还真的是要在占领上高后进犯长沙。

如果不是蓝介愚坚持不放弃上高，那大局危矣。

既然战场形势已经非常清晰，罗卓英下令，抽调在赣江东岸的施中诚100军立即西渡赣江，会同第26师夹击日军中路的第34师团。

100军到来后，日军中路的第34师团吃不住劲了，有被中国部队合围的趋势。园部和一郎得报后，立即从第20混成旅团抽调了一个联队的兵力南下。同时，武汉的日军飞行团再次出动，炸断了中国部队架设在锦江上的浮桥，切断了锦江南北两岸的联系。

浮桥被炸断后，74军的三个师被日军分割，首尾不能相顾，顿时陷入危局。

在此危急之时，74军参谋长陈瑜再次动摇，他建议王耀武立即撤出上高，否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可罗卓英是何许人也？他早就预测到，在74军遇到危机的时候，陈瑜会向王耀武提出要撤出上高的建议，因此，在战斗危急的时刻，他派出了第十九集团军的总参议张襄来到了74军，名为慰问，实为监督。

王耀武也是个明白人，见张襄到来就明白了罗卓英的用意，立即给罗卓英打电话，表达了要固守上高的态度。

荣誉和骂名其实就在一念之间，如果王耀武立场稍微动摇，听了陈瑜的建议撤离了上高，恐怕也就再也不会出现那支拥有“飞虎”旗的虎贲之师了。

当然，罗卓英也没有闲着，他知道74军吃紧，在打完电话后，就把集团军的特务营增援给了王耀武。

当时，战斗虽然处于胶着状态，但形势却逐渐有利于中国部队。因为上高方向的中国部队每多坚持一天，就会增加一个师的援兵。而日军的兵力已经用尽，再也无力增援了。

就在双方在上高战场反复拉锯的时候，赣江东岸的第49军两个师，由修水南下的第30集团军72军由东、西两面向敌侧背急进，已经对敌军形成包围态势。

直到这时，日军此次出战的主将第34师团长大贺茂终于意识到了不妙，向园部和一郎请示后，日军开始撤军。

中国部队随即发起追击，日军无心恋战，纷纷夺路而逃。

战场的局势是千变万化的，就在罗卓英指挥部队对日军穷追猛打之际，战场突然发生了变化，日军第33师团的一个联队突然出现在战场上。

可能有人会问，此次日军北路的第33师团为何仅在战役的开始阶段打了一下子，然后就突然销声匿迹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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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第33师团本来是要调到华北作战的。可按照日军的惯例，一支部队被调走之前，都要出击一次。而第34师团长大贺茂正是利用了这个惯例，才请求园部和一郎发起一次进攻。

他的如意算盘是，33师团被调走后，虽然第20混成旅团被调来，但战斗力哪里能够与一个师团相比？这就意味着过去由两个师团防守的地域将有一个半师团来防守，因此他才建议园部和一郎在33师团撤走前来一次突袭，尽可能的歼灭对手，为自己日后减轻一点压力。

33师团也很清楚，这次出击就是例行公事，因此也没太放在心上。因此，当33师团的先头联队出现在岳阳的时候，就相当于已经完成了作战任务了。

这个时期就是罗卓英等人在商议是否从上高撤离的时期，如果不是蓝介愚以一个小参谋的身份力排众议，坚持要固守上高的话，第34师团和第20混成旅团在占领上高后很有可能会直取长沙与第33师团合流。

正是由于蓝介愚建议固守上高，才使得第34师团和第20混成旅团陷入了困境，耽误了和33师团会合的时间、

33师团本来就是为了应付差事来的，见34师团未到，自己也不想过于损伤兵力，因此就撤离了战场。

可谁也没想到34师团和第20混成旅团被打得这么惨，园部和一郎只得命令33师团再次加入战场解围，这才发生了33师团的一个联队突然出现在战场上的局面。

在33师团这个联队的接应下，大贺茂才算是突出了重围。

此役，中国部队获得了全胜。

1941年4月1日，日军全部撤回原阵地。

可此次战败，日军是需要有人负责的，但是，园部和一郎为了逃避罪责，就开始捏造战果，说日军从上高的撤退是“已经占领了上高县城，达到了歼灭‘重庆军’的目的，才收兵撤回南昌的。

可随即他的谎言就被日本大本营戳破，园部和一郎以“不乏小聪明，但缺乏大智慧”被解职，由阿南惟畿接任。

只有第34师团参谋长是个“实在”人，见战败之责实在无可推脱，只能“引咎自尽”了。

此役，小参谋蓝介愚的点子起了大作用，盘活了战局，罗卓英自然也忘不了他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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