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大奎；文：老刘

2011年深秋，在成都某医院病房里，我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外飘落的梧桐叶，心中百感交集。20多年前，我退还给他5元的打牌钱，结果他却还了我一份“天价”的人情。

1985年10月，我带着满腔的热血和豪情，从宜宾市翠屏区白沙湾街道入伍，成了一名光荣的汽车兵。此后五年，我一直驰骋在川藏线上，战天斗地，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这些，都成为了我永恒的青春记忆。

在新兵连中，我遇到了比我大两岁的刘国强。他是84年兵，在老兵连队当副班长，这次被抽调过来当班长，看得出来上级对他还是很看重。不出什么纰漏的话，等到我们下连队后，他就会荣升班长。

我们班都是城市兵，在吃苦耐劳、纪律服从性上都要差一些。刘国强并没有仗着资历老，强压新兵，而是以身作则。他总是起得最早，训练刻苦，擦枪、叠被、擦鞋样样都做得一丝不苟。

有一次我们进行野外拉练，我因为体力不支，掉到了最后。刘国强搀着我走完了最后三公里，他一路上不停地鼓励我：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了。因为我的拖后腿，连带着他也受到了批评。我心里过意不去，而他却说大家是一个团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下连队后，我被分到了刘国强所在的班。不出意料，他被提任为班长，除了完成日常任务外，还有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尽快让我们这些新兵适应连队生活，掌握驾驶技术。

在他的悉心教授下，我们四个新兵很快适应了部队生活。因为家庭条件还可以，所以大家花钱都有些大手大脚。刘班长看到后有些不悦，严肃批评了我们略显奢靡的生活习惯。他郑重告诫我们：在部队里，生活作风很重要，不要让自己显得太另类。

刘班长家庭条件很困难，他是家中的老大，还有三个弟弟妹妹在读书。尽管家境困难，但他从不抱怨，每月都将大部分津贴寄回了家。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可得将弟弟妹妹供出来。

1988年冬天，赶在大雪封路之前，我们终于从昌都赶了回来。因为这次任务完成得漂亮，连队破天荒报了三个三等功上去，没想到竟然被批准了。团部还要求，立功的三人前去做汇报。

这三个人分别是三排的排长（赵振亮）、刘国强班长，我。由三排长带队，我们从雅安赶往成都蒲江的团部，做了报告领了奖章后，住进了招待所。

赵振亮排长是双流县人，性格活泼，军校毕业生。我们在房间里待着无聊，这时候赵排长不知道从哪摸出一副长牌，说闲着也是闲着，我们打会儿牌吧！

当时连队为了调剂业余生活，周末时也会有战友打牌，但严禁打钱。所以大家都只是犹豫了一下，就在房间里打起了长牌。

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打钱。但打了几圈后，赵排长按捺不住了，说道：这样打没意思啊，一点劲都提不起来。要不咱们打小一点，2毛钱一盘怎么样？

刘班长第一时间反对，说这违反了纪律。赵排长却不以为然，笑着说道：咱们这又不是赌博，就是娱乐娱乐，也不伤和气。你们总不该这点小钱都舍不得吧？

他是领导，话又说到这了，我和刘班长也不好推脱，就硬着头皮打下去。没想到那晚上，我手气极佳，而刘班长的手气差得很，最后就他一个人输了七八块钱，光输给我的都有五块钱。

刘班长手气差，牌技也不行，再打下去肯定会输得更多。我看这样下去不行，以自己身体不舒服为由，结束了牌局。事后，我将刘班长输给我的5元钱退还给了他，他脸色涨得通红，问我是什么意思，是感觉他输不起吗？

我搂着他的肩膀，真诚地说道：班长，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我的情况你也知道，多五元少五元，没什么影响。但你的钱都是计划好的，每一笔都有大用。输给李排长的钱，咱不好说什么？但输给我的钱，我退给你，你就权当我给弟弟妹妹们买东西了，好不好？

看到我一脸真诚的样子，刘班长接过了钱。他向我郑重其事地说道，这个人情他记下了，以后一定还我，我也并未放在心上。就凭刘班长对我的帮助和关照，这五元钱又能算什么呢？

1989年，刘班长在体检时被查出得了肺水肿，他无法再执行任务了。他非常失望，本来他一心想要转志愿兵，这下希望破灭了。当年年底，他选择退伍回了老家。而我，则在家人催促下，91年选择了退伍。

退伍后，凭借着开车的手艺，我进入了巡场的珙泉煤矿上班。得益于那几年煤矿生意的火爆，我也挣到了钱，和妻子张芸组建了幸福的小家庭，有了儿子。

而刘班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回家后没多久，先是母亲病故，二弟和人打架，致人伤残，人被抓了，还得要赔偿一大笔钱。不得已，刘班长在家待了两年多时间，便去广州闯荡去了。此后，他在南方打拼，我们也渐渐失去了联系。

我这边好景也不长，1998年煤矿开始走下坡路，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我咬咬牙，拿出多年积蓄，于2000年买了一辆货车，干起了个体运输。

刚开始，生意确实还可以。但在2003年，我被人设局欺骗，损失了几十万。这一记闷棍，让我的生活陷入了困顿。不但积蓄全打了水漂，将车卖了，还欠下了十多万的外债。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一时手足无措，我开始整日愁眉不展，有时还会借酒浇愁。张芸起初很支持我，总是耐心地开导我。她说，日子总会好起来的，我们一起努力。

可是，生活的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原本温柔体贴的张芸，在艰难的日子里变得暴躁易怒。我们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多，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就吵得不可开交。

最糟糕的是，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对未来失去了信心。有时候，我会想起在部队的日子，那时的我是那么自信、坚强。可现在，我却像是一只迷失的蚂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

我们的婚姻终于在2006年走到了尽头。离婚那天，张芸哭得很伤心。她说，她曾经深爱过我，可是生活的压力让我们都变了。

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我独自抚养孩子，靠给别人开车维持生活。2010年，我终于还完了债务，总算无债一身轻，可以稍稍喘口气了，但生活却未放过我。

2011年5月份，我总是感觉食欲不振，吃东西卡嗓子。一开始我也没当回事，以为是咽炎发作或者是上火了。但时间稍长之后，情况越来越不对，我已经吃不下东西了。

我到医院去检查后，诊断结果犹如晴天霹雳，我竟然得了咽喉癌。虽然是早期，但任何疾病只要沾到了癌字，都会让人心底发寒。

此时儿子刚成年，正在成都上大学，一旦我有个不测，他又该怎么办？我偷偷写好了遗书，装作若无其事地继续工作。

儿子放暑假回来了，他看我精神状态很差，便起了疑心。他偷偷在家里翻到了我藏起来的遗书，以及我的诊断结果。我们父子俩抱头痛哭，儿子坚持一定要让我去医院治疗。在和妻子离婚后，我和儿子相依为命。虽然我是个失败的父亲，但却是他唯一的亲人。

我本不愿劳烦亲戚朋友帮忙，但在儿子的恳求下，还是逐个联系了周围的人，借钱去看病。这段时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体会得明明白白。

但就在这时候，我竟然意外接到了老班长刘国强的电话。

刘班长第一句话就是：大奎，想找到你的联系方式可真是难啊！你的情况我知道了，来成都吧，这边的医院我帮你联系，费用不用担心，我给你想办法。

听完刘班长的话，我心里堵得慌。收市后，儿子陪着我到了成都华西医院。

也是在这里，我见到了二十年未见的刘班长。他虽然穿着依旧普通，但气场和神态，明显有上位者姿态，看来这些年他过得不错。

刘班长帮我联系了专家，经过仔细诊断，做了各种检查后，医生告诉我已经发展为中期了，需要马上做手术。扣除掉医保之后，个人自费保守估计得10万往上。

听到这个数字，我也彻底死了心。这笔钱家里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来的，就算东挪西借，勉强凑够了，万一到时候没治好，岂不是人财两空。

刘班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轻松地说道：能治就行，就怕发展到晚期，拿钱也治不好了呢？

说完他拿出一张卡，递给了儿子，吩咐道：卡里有20万，小智，你保管好，到时候就用这里的钱缴费。

我连忙推辞，刘班长却大手一挥，说：“大奎，这钱可不是直接给你的哦，你好好养病，病好了过来给我开车，这钱就从你工资里扣。”

这时候，我才知道刘班长这么多年的经历。

1992年，他去了深圳，凭借会开车的手艺，找了一份货车司机的工作。后来老板看他为人忠诚可靠，调他当了私人司机。这老板是开货运公司的，跑深圳到香港的专线。刘班长跟在他身边，见了不少世面，也积累了一些本钱。

1998年，刘班长回成都创业，自己买了车跑单帮。他为人正直大气，又见过世面，慢慢组织了一些个体司机，组建了货运部，后来转型为物流公司。经过10多年的打拼，他已经事业有成，身价不菲。

听到他一五一十讲述过往，我心里既为他高兴，又感到一丝苦涩。自己的起点比他高，可为何生活过得一地鸡毛，如此悲凉呢？

刘班长看我情绪低迷，鼓励我道：“大奎，你忘了咱们跑川藏线时，所吃过的苦头了？那时候咱们战天斗地，可啥都不怕。这病听起来吓人，但医生说治愈的希望很大的。你不要灰心，好了咱一起干。”

可能是看气氛比较低沉，他又笑着说：“你还记不记得我还欠你5元钱呢？你看我都一直没找你还。所以这笔钱你也不要有压力，还不上就欠一辈子。”

刘班长的话，又将我的思绪拉入了当年在招待所，打长牌的那个夜晚。我知道他说这话，是要宽我的心。我紧紧拉住他的手，苍白的语言似乎也难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在医院的日子里，刘班长经常来看我。他还叫了一些一起当兵的战友过来，和我聊天开导我。

万幸手术做得很成功，恢复得也很好。出院后，我迫不及待要跟刘班长一起干。本来他还想让我休养一段时间，但我实在待不住了，最后给我安排了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

半年后，我的身体彻底恢复，我又摸上了方向盘。不过这次，我心里不再像之前那么悲观，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期待。

这份战友情，这段军旅岁月，将会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无论未来如何，我都会带着这份宝贵的记忆和情谊，继续前行，直到生命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