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大业九年（613）六月，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于黎阳，不久兵败身死。杨玄感起兵与隋炀帝进行的政治改革密切相关，因为改革势在打破北周宇文泰建立的“关中本位政策”，侵害了以杨玄感为代表的一批关陇集团重要成员的特权利益，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尖锐而复杂的矛盾。

建立隋王朝的核心力量是所谓的关陇集团。按陈寅恪先生的意见，关陇集团乃是北魏分裂成东、西魏后，以宇文泰为首的割据关陇的军阀势力，推行“关中本位政策”，融合胡、汉因素，以鲜卑族、汉族军事贵族为核心，结合关陇地区豪强势族熔冶而成的。宇文泰控制的西魏及其后取而代之的北周政权，为团结关陇力量，稳固统治基础，完成统一大业，继承了魏晋以来的五等爵制，并发展为一整套特殊的勋官制度和军事制度，用高爵重赏来奖功劝业，获得了很大成功。西魏、北周时期，高官显宦和各级将领，几乎都拥有不同等级的封爵和勋号，享有贵族的特殊身份，获得了世代为官的门荫特权。由此，他们不仅具有“官有世胄，谱有世官” 这一门阀士族的本质特征，而且形成了“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的关中本位特色，构成了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

隋王朝就是继西魏、北周之后，由隋国公杨坚为核心的关陇集团建立的第三个王朝。杨玄感便出身于隋代最显赫的关陇世家大族。其父杨素与隋文帝杨坚同属弘农华阴，爵封楚国公，既是隋朝开国元勋，又是辅佐隋炀帝得以登基称帝的头号功臣，权倾朝野。杨玄感“以父军功，位至柱国，与其父俱为第二品，朝会则齐列。……初拜郢州刺史，……后转宋州刺史，父忧去职。岁余，起拜鸿胪卿，袭爵楚国公，迁礼部尚书。”其兄弟子侄也都沐恩受荫，获得不同的封爵和勋官，多位居列卿或刺史将军。在关陇集团中，杨氏家族在隋初是最有力量和地位的。

由于统一的实现，隋王朝的统治由北方扩展到了全国，统治集团中，除关陇集团外，又增加了北方山东门阀士族和江南门阀士族。政治地位的差别，加上门阀士族集团之间传统与特点的不同，也就产生了各不相同的特殊利益和要求，从而演变为不同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例如，关陇门阀士族与山东门阀士族之间针对选官任职是否区别清浊、“甄别士流”问题发生过激烈斗争，江南门阀士族更是为维护其利益和争取政治地位策动过大规模的叛乱。这些斗争，虽然最终以关陇集团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但引起斗争的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同时，门阀士族与力量日益增长的庶族地主之间的矛盾斗争也在发展。

而作为矛盾的主要一方关陇集团凭借其特权及强大的力量，力图长期把持朝政，也不可避免地与皇权发生矛盾和斗争。如杨素功高震主，隋炀帝虽然倍加尊崇，但“内情甚薄”，大业二年（606）杨素病重，炀帝虽派医赐药，却“恒恐不死”。杨素死后，虽为之立碑铭，“以彰盛美”，背地却说：“ 使素不死，终当夷族”。其中反映的就是这种矛盾发展的尖锐性。因此，统一后如何加强中央集权，削弱门阀士族特权首先是关陇集团的特权和力量，整饬政治，协调各方矛盾和利益，以扩大统治基础，就成为隋朝最高统治者必须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隋文帝时期在这方面已开始考虑并有所动作，但并没有系统推行，北周以来的封爵勋官制依然施行，关陇集团的核心地位得以继续保持。而到了隋炀帝时期，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进行政治改革的有利条件开始出现。史称“ 炀帝即位，多所改革”，其中除机构改革设五省、三台、五监、十二卫、十六府外，重点在封爵勋官制。“三年定令，品自第一至于第九，唯置正从，而除上下阶。罢诸总管‚废三师、特进官。……其朝之班序，以品之高卑为列。品同则以省府为前后，省府同则以局署为前后焉。”这些重大改革举措的相继出台和实施，直接关系到“关中本位政策” 及关陇集团的既得利益能否如前维持，也是促使矛盾斗争趋向激烈的动因，需要深入地了解。

早在大业二年（606）七月，“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这就是要改变单纯论资排辈、计考增级而升擢的旧制，重在提拔德才兼备实绩突出者，以提高官员的整体素质与能力，这既是整饬吏治的开始，也是政治改革的前奏。大业三年（607）四月，隋炀帝颁布新律令，在官制机构改革中，将封爵勋官制放到了重点位置上。关于封爵制，“开皇中，置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为九等者，至是唯留王、公、侯三等，余并废之。”这一改革不仅是一个等级简化的形式问题，而且意味着今后获得封爵将成为困难的事情，这不仅堵塞了许多人取得门阀士族资格的捷径，而且也使原来的许多封爵拥有者能否继续享有封爵成为了问题，而失去封爵便意味着失去令人尊崇的地位和利益。

关于勋官制，“凡都督以上，至上柱国，凡十一等，及八郎、八尉、四十三号将军官，皆罢之。并省朝议大夫。自一品至九品，置光禄……等九大夫，建节……等八尉，以为散职。”勋官制改革的实质，是实际上废除了勋官制。按原制规定，勋官系散实官，虽然同担任实职的职事官有所区别，但只要列入朝籍便能参加朝会，支取朝廷俸禄，遇事则可优先回授文武职事官。此项改革，将勋官与散官同列，便成了单纯的荣誉称号。如此，原先勋官很高的命品及相应尊崇的社会地位都大大降低。加之品秩简化，机构改革，这势必将剥夺勋官荫庇子孙及藉此授职进阶的特权。

大业五年（609）二月，规定原西魏、北周官“ 不得为荫”。次年二月，又颁《谨封爵诏》，称：“近代丧乱，四海未一，茅土妄假，名实相乖，历兹永久，莫能惩革。……自今已后，唯有功勋，乃得赐封。仍令子孙承袭。”这一措施乃是对开皇以前所颁赐的全部封爵加以重新甄别，大都予以废除，而新授封爵非功不赐，严加控制。自西魏、北周以来，封爵冗滥，积弊甚重，隋炀帝对此大加改革，可谓于事甚明，于理甚通，推行不遗余力。

大业八年（612）九月，诏称：“ 自三方未一，四海交争，不遑文教，唯尚武功。设官分职，罕以才授，班朝治人，乃由勋叙。莫非拔足行阵，出自勇夫，斆习之道，既所不习，政事之方，故亦无取。是非暗于在己，威福专于下吏，贪冒货贿，不知纪极，蠹政害民，实由于此，自今已后，诸授勋官者，并不得回授文武职事。”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勋官的出身及晋阶之途，对崇尚功业多以军功致大位而“出将入相”的关陇集团而言，自然有力地削弱了他们垄断军政大权的地位。

隋炀帝的上述改革，对当时整肃封爵冗滥、吏治败坏及加强中央集权来说，应不失为改革之良方，进取之新政。这些改革是统一时期阶级矛盾变化和各种政治力量及利益调整配置的客观要求，大方向应该是正确的。隋炀帝是一位富于进取精神力图有所作为的封建君主，其政治改革的层面及措施还包括重建东都洛阳，作为实际的政治中心所在，广泛引用山东、江左士人，进入中枢决策机构，“ 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为包括庶族地主在内的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精英入仕参政开辟道路，甚至重用非关陇集团将领等等，使旧的政治格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些新气象。

关于隋炀帝的政治改革，特别是其封爵勋官制度改革，历来似乎评价不高。司马光称“帝性吝官赏。”隋末留守晋阳的唐国公李渊起兵反隋，称：“隋氏吝惜勋赏，此所以失人心也。”这或许反映了某些客观事实，但未看到其本质。隋炀帝政治改革，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权，操诸于我，防止权倾朝野尾大不掉的局面出现。而其失去人心，则在于他好大喜功，刚愎自用，骄纵荒淫，滥用国力民力，如修大运河、修长城、营东都，特别是下江南、征高丽等等，致使全国鼎沸，民不聊生，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不数年间，遂使“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迫使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其暴政的斗争，从大业七年（611）起，日渐迅猛地发展起来。

而就其改革而言，又不免有操之过急、改易过多及失之偏颇之处，所谓“帝自三年定令之后，骤有制置，制置未久，随复改易”，也说明了这一方面的情况，这对于稳健而全面地处理好统治集团内部日益尖锐的复杂矛盾，是有不利影响的。这也就给杨玄感这样的个人野心家及他代表的利益集团提供了企图篡政夺权的借口。杨玄感起兵，司马光归因于隋炀帝“多猜忌”，遂使杨玄感兄弟“内不自安”所致。实际上，杨素死后，隋炀帝对杨玄感还是赏识信任的，“宠遇日隆，颇预朝政”。治书侍御史游元在杨玄感起兵后，即以“尊公荷国宠灵，近古无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正告其莫辜恩反叛。但杨玄感“自以累世尊显，有盛名于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将吏，复见朝纲渐紊，……遂与诸弟潜谋废帝，立秦王浩”，乃是蓄谋已久之事。

早在大业五年（609），隋炀帝亲征吐谷浑，还军大斗拔谷，从征的杨玄感马乏兵困，“从官狼狈”，即“ 欲袭击行宫”，发动军事政变，为其叔父杨慎劝止，而杨慎的理由是隋朝“士心尚一，国未有衅，不可图也”。而隋炀帝首次征高丽的失败及大业九年二次征高丽引发积蓄的社会危机，使杨玄感图谋一逞。他虽然打出“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的旗号，称自己是“上禀先旨，下顺民心，废此淫昏，更立明哲”，但并不能掩盖其起兵的真实原因和政治目的。如果我们把杨玄感谋乱与隋炀帝政治改革及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的过程历史地结合起来分析，就不难看出其中的联系。

杨玄感起兵黎阳，口口声声“我身为上柱国，家累巨万金”，“取帆布为牟甲，置官属，皆准开皇之旧”。其主要谋主李密乃“魏司徒弼曾孙，后周赐弼姓徒何氏。祖曜，周太保、魏国公；父宽，隋上柱国、蒲山公，皆知名当代。徙为京兆长安人。密以父荫为左亲侍，尝在仗下”。他在讨隋炀帝檄文中即历述先辈官阀勋旧相号召。据黄寿成的研究，积极策划、组织和参与的骨干分子，除杨玄感及其胞弟杨玄挺等外，李子雄、王仲伯、元务本、斛斯政、韩世咢等人，均为关陇世家大族子弟，对来投来降的“达官子弟”，“玄感悉以亲重要任委之”。这正说明，隋炀帝的政治改革，势在打破北周宇文泰以来的“关中本位政策”，严重地侵害了关陇集团的既得利益，造成了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严重危机，遂使关陇集团逐渐丧失了对隋炀帝的信心，最终决心抛弃他。

杨玄感实际上就是执行关陇集团这种意志的政治代表之一，目的就是要趁机以武力建立关陇集团所掌握的新王朝。对此，当时太史令庾质就对隋炀帝作过清醒的分析，指出杨玄感“地势虽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劳，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动”。可谓一语中的。杨玄感起兵后虽然一时声势浩大，不料旋踵而兵败身死，就是明证。所以，司马光等人的立论确是扞格难通的。杨玄感起兵亦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言，“与隋末农民大起义一样，都是反抗隋炀帝残暴统治的产物”，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而致分裂后引发的一场叛乱，尽管这场叛乱在当时社会危机的背景下，客观上对农民大起义起到了促动作用，依然不能改变其应有的历史定性。

当然，对隋炀帝政治改革与杨玄感起兵关系的研究也可表明，政治改革的方向纵然明确，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必须全面地把握当时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结合实际，善于处理好各阶级、各阶层及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既需要周密计划、雷厉风行，更需要主次分明、因事循序，其关键则在于修明内政，顺遂民生，民为邦本，本固方能邦宁，才能为政治改革提供有利的条件与环境。

反之，缺乏清明安定的政治局面，社会生产不能向前发展，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激进的政治改革反而可能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尖锐和激化，甚至出现严重分裂，最终陷于失败，从而危及根本。从隋末政治史的发展来看，当时的关陇集团仍然很有力量，也很有活力。隋炀帝的悲剧，不在于其政治改革的方向不正确，而在于他的暴政引起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及大爆发，纵然杨玄感起兵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受到侵害的关陇集团仍然抛弃了他，而农民大起义则埋葬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