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得子：黄侃的诞生

黄云鹄作为一名清代进士出身的官员，在四川的政坛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官职生涯始于一名普通的知县，逐步升迁，历任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最终晋升为四川按察使。在这一系列职位上，黄云鹄始终秉持着清正廉明的治理理念，赢得了“黄青天”的美誉。

黄云鹄在67岁的时候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黄侃。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疑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年老得子的他对黄侃格外看重，事事亲自教导，对儿子的成长投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五岁那年，黄云鹄带着黄侃游历成都的武侯祠。武侯祠内陈列着许多关于三国历史的匾额和楹联，他带着年幼的黄侃在楹联和石碑前停留许久，逐一解释其中的典故和内涵，而黄侃全程认真聆听。

令黄云鹄感到意外的是，回家后，黄侃竟能流利地背诵武侯祠内祠壁上的大部分楹联。家中亲友听闻后，纷纷赶来一探究竟，黄侃在众人面前毫不怯场，一字不落地将这些复杂而深奥的文字背了出来。这让众人啧啧称奇，赞叹这个孩子的记忆力和理解力都超出了常人。黄云鹄并未因此大肆炫耀，而是更加用心教导，他意识到，这样的资质需要更加系统的培养，才能真正有所成就。

诗成婚姻纽带

黄云鹄辞官归隐后，虽然带着从官场积累的一些积蓄，但由于日常开销和子女教育等需求，这些钱并不足以长期维持家庭的稳定生活。他的朋友得知他的困境后，热心地引荐了一份在江宁教书的差事。这份工作既可以维持生计，又能够继续传道授业，延续他多年的学术积累。黄云鹄考虑再三，决定接受这份差事，只是因为工作地点较远，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黄侃不得不留在家中。

到了江宁后，黄云鹄因为事务繁忙，渐渐减少了与家人的联系，偶尔寄一些生活费回家，但次数并不频繁。在黄侃七岁那年，黄云鹄忙于教学，连续两个月忘记寄钱，导致家里的经济状况变得十分窘迫。妻子为了维持生计，已经节衣缩食到极限，看到家中的米缸见底，终于忍不住对儿子说：“你得写信提醒一下你父亲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断炊了。”

七岁的黄侃听完后，并没有直接抱怨父亲，而是拿起纸笔，写了一首小诗。他用简洁又充满智慧的语言，将家中窘况表达出来，诗中并未直接提到“钱”或“米”，而是通过隐喻的方式传达出家里的困境：“父作盐梅令，家存淡泊风。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诗句既提及了父亲担任盐茶道时治理盐税的往事，又含蓄地表达了家中已无织布之机的困境。写完后，黄侃将诗装进信封，交由母亲寄往江宁。

信送达后，黄云鹄在书房中拆开信封，看到儿子的诗，立刻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他没有拖延，立即从积攒的微薄薪资中拨出一部分，赶紧寄回家去。与此同时，他还将这首诗与好友王鼎丞分享。王鼎丞听完后，惊讶于一个七岁孩子的才华，尤其是用诗句表达实际问题的能力。他不由得感慨，这样的孩子将来一定是个才子，当场决定将自己的小女儿王灵芳许配给黄侃。于是，两家的婚约便因这一首诗而定下。

黄侃初识章太炎

1905年，在父亲的老友张之洞的资助下，黄侃启程赴日本留学。他选择了早稻田大学攻读学问，期间结识了不少同道之人，其中包括武昌文普通学堂时的老同学宋教仁。黄侃初到日本，正值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时，他很快加入会籍。

1906年5月，著名学者章太炎抵达东京，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出任《民报》的总编辑。章太炎以文采和学识闻名，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声望极高。彼时，居住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已超过一万人，许多人慕名而来，请教章太炎学问。黄侃也随波逐流，决定前去拜见这位学术巨匠。

黄侃到了章太炎的住处，刚走到门口，就注意到墙上悬挂的一幅文字：“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这种张扬的气势让黄侃心生疑虑，他不禁感到章太炎狂妄自大，难以接近。当时的黄侃虽然钦佩章太炎的学问，但性格孤傲的他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敬意，也没有急切地想要攀附章太炎的意图。

虽然初次见面未能深谈，但黄侃并未因此对章太炎心生反感。他在东京期间，经常阅读由章太炎主编的《民报》。这份报纸不仅充满了对清政府的犀利批判，也体现了章太炎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犀利的思想。通过阅读，黄侃逐渐对章太炎的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随着对章太炎文章的理解加深，黄侃消除了最初的误解，甚至开始主动为《民报》撰稿。这些文章以犀利的语言和深刻的观点为主，与《民报》的风格不谋而合，很快引起了章太炎的注意。章太炎逐渐认可黄侃的才华，两人开始建立起学术上的联系。

黄侃的才华显露

黄侃的才华在日积月累中逐渐显露。黄侃推崇以《说文解字》和《广韵》为研究的基础，认为这两部书是理解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重要源头。他注重研究的系统性和条理性，通过文字的形、音、义三方面来探讨文字和语言的内在联系。

黄侃的学术主张独树一帜。他强调音韵贯穿文字学和训诂学的研究，提出通过音韵体系揭示文字和意义的历史演变。他治学时常怀一种严谨的态度，讲究精确细致，对学问的追求从不满足于表面。他常说，为学之道在于精而不杂，广而不疏。在研究方法上，他一方面尊重传统，一方面提倡创新，将传统语言学与现代学术方法结合，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体系。

在他勤奋治学的过程中，黄侃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研究成果。他的《音略》《说文略说》《尔雅略说》《集韵声类表》《文心雕龙札记》《日知录校记》《黄侃论学杂著》等作品涵盖了语言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文学批评等多个领域。

黄侃在学术界备受尊敬，但他的治学方式也颇有特点。他喜欢以“愚自处”的态度治学，不追求名声和浮华，而是潜心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他的勤勉和专注，让他在短短数十年内完成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黄侃的私生活与争议

黄侃在学术上的辉煌成就，使他成为那个时代广受敬仰的国学大师，但他的私生活却充满争议，与他的学术声望形成了强烈对比。他与王灵芳的婚姻，是在年幼时由两家父母敲定的。然而，婚后的生活并不和睦，两人性格不合，时常争吵，加上黄侃常年奔波在外，夫妻之间聚少离多。这段婚姻没有带来太多的温情，却逐渐成为双方都无法割舍的责任。

尽管身为有妇之夫，黄侃却不安于婚姻的束缚。他常常以假名字与其他女子交往，甚至多次结婚。据记载，他竟然用假身份与九位女性结过婚，其中有些只是短暂的结合，很快便不了了之。

在这些婚姻和关系中，与黄绍兰的悲剧尤为引人注目。黄绍兰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她才华出众，对黄侃崇拜不已。在两人交往期间，黄绍兰不顾父母的反对，与家人断绝了关系，为了追随黄侃甘愿放弃一切。然而，这段感情并没有得到善终。黄绍兰在怀孕后，发现黄侃又与一名年轻的女学生关系密切。这样的打击让她无法承受，她最终选择了自杀。

许多人对黄侃的行为表示不齿，其中著名评论家汤国梨公开撰文批评黄侃，直指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齿”，并称其为“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尽管如此，黄侃并未因这些争议而彻底退隐，他依然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他的才华与学问深度，始终是后人无法忽视的。学术界对他的评价，也在私德与学术成就之间保持了一种复杂的平衡。他的私生活虽然备受争议，但他的学术贡献却不可否认，这样的矛盾性使他成为一个令人难以简单评判的历史人物。

参考资料：[1]马清沣.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批语“同”[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0(3):4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