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安徽桐城：下乡抢掠的日本鬼子兵，古城门留下的最后影像

世人皆知安徽桐城是文章之邦，却不知这座千年古城曾在抗日战争中遭受过怎样的蹂躏。1939年，一组来自日本侵略者的相机镜头，将桐城最后的容颜永远定格。那高大的城墙，巍峨的城门，祥和的街景，还有那些被掠夺一空的村庄，无一不在诉说着这座古城的哀伤。在这些泛黄的老照片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悲惨的往事？那些被日本兵拍下的画面，为何成为了桐城古城门的最后影像？而那些被抢掠一空的乡村，又经历了怎样的劫难？

三次入侵：日寇的铁蹄踏破桐城

1938年6月13日，桐城城外炮声隆隆。驻守在东作门的民团成员透过城墙上的射击孔，远远望见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了龙眠河畔。这支由步兵第三十三旅团和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组成的日军部队，正是从安庆方向沿江西进的侵略军。

当时的桐城守军仅有一个团，装备简陋，且多为新兵。面对全副武装的日军，守军在激烈抵抗数小时后被迫撤退。日军占领城门后，立即在城楼上架设了机枪，并在城墙四周布置了岗哨。

这次入侵持续了整整二十天。期间，日军在城内大肆搜查，将城内粮店、布庄等商铺洗劫一空。每天清晨，都能看见日军背着装满战利品的包袱，从各个城门进进出出。

1938年8月5日，日军卷土重来。这一次，他们改变了策略。先是派出小股部队在城外骚扰，引诱守军出城迎战。等到守军主力出城后，大股日军突然从南熏门方向发起猛攻。守城的民团措手不及，城门很快失守。

第二次占领期间，日军的暴行更加疯狂。他们不仅抢劫财物，还四处搜捕青壮年，强迫他们为日军运输物资。当地一位老人回忆说，他亲眼看见日军将几十名青年用绳子串在一起，像牲口一样赶着走。

最惨烈的一次入侵发生在1939年5月16日。这一次，日军出动了近五千人的兵力，配备了重炮和坦克。他们采取了合围战术，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向桐城发起进攻。

城内的形势很快变得岌岌可危。守军在城内巷战中损失惨重，不得不连夜撤离。日军占领全城后，立即分成多个小队，开始了有计划的抢掠行动。他们不仅搜刮城内居民的财物，还深入到城外的乡村，将农民的粮食、牲畜统统抢走。

这次占领持续了整整一百一十八天。在这期间，日军不仅抢劫财物，还对城内的文物古迹造成了严重破坏。他们将一些古建筑改作军营，将珍贵的文物当作战利品运走，甚至还强征民夫拆除了部分城墙，用砖石修建工事。

在这三次入侵中，桐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据统计，仅城区内就有三百多间房屋被毁，四十多座庙宇、祠堂被焚，无数珍贵的文物古籍流失。更为惨痛的是，大量百姓在这场劫难中失去了生命，幸存者也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千年古迹：消逝的城墙与城门

桐城的城墙始建于明万历四年，这座历经三百多年风雨的古城，曾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防御工事。城墙周长六里有余，其中最为独特的是六座城门的布局。东作门、南熏门、西成门和北拱门四座正门，向阳门和宜民门两座偏门，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

东作门是桐城最重要的城门，由于地处商贾云集的水陆要道，城门的规制尤为讲究。城门楼高三丈有余，重檐歇山顶，门楼四角飞檐翘角，气势恢宏。门楼下方开凿有三个门洞，中间的主洞高大宽敞，两侧的偏洞略小，专供行人通行。城门两侧还设有瓮城，城墙上开有密集的射击孔，可谓防御之精密。

南熏门因其位于城南，常年迎着江南的暖风而得名。这座城门的特色在于门楼前后都建有月台，台上铺设青石板，四周砌有栏杆。每逢节日，当地百姓便在月台上搭台唱戏，热闹非凡。城门楼上还悬挂着一口铜钟，每到清晨和黄昏便敲响，为城中居民报时。

西成门倚山而建，门楼的基址比其他城门都要高出许多。城门楼上的望楼特别高大，可以远眺方圆数十里。在抗战前，这里曾是文人墨客吟诗作画的胜地。门楼内还设有专门的值房，驻守的官兵日夜轮值，负责城门的开闭和盘查过往行人。

北拱门虽是正门之一，但规模较其他三门稍小。这座城门的特点是门洞较低，但城墙格外厚实。城门两侧的箭楼保存完好，每个箭楼都开有数十个射击孔，是城防中的重要据点。

至于两座偏门，向阳门和宜民门，虽然规模不及四座正门，却各有特色。向阳门专供附近居民出入，门楼上还设有钟鼓楼，每逢重大节日便敲响助兴。宜民门则因靠近城内粮仓，成为运送粮食的重要通道。

这六座城门不仅仅是军事设施，更是桐城人引以为傲的建筑杰作。城门楼上的木雕、砖雕精美绝伦，每个门楼都有各自的祠堂，香火旺盛。城门洞内还刻有历代名人题写的诗句和楹联，记载着桐城的历史变迁。

然而，这些壮观的城防建筑在战火中逐渐倾颓。1939年，日军最后一次撤离桐城后，当地政府认为城墙妨碍防空，决定拆除。一时间，贪图砖石之利的百姓纷纷参与拆除工作。不到一个月，这座存在了三百多年的古城墙便荡然无存。那些曾经巍峨壮观的城门楼，也只剩下了老照片中的影像，永远地定格在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民间惨剧：百姓的血泪控诉

日军三次入侵桐城，当地百姓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1938年，在日军首次进城时，城内还有不少来不及撤离的居民。一位当时年仅十四岁的老人回忆说，日军进城后立即在各个街道设卡盘查，但凡发现青壮年男子，便强行抓去当劳工。

在城东的盛家巷，日军抓走了整整一条街的男子。这些人被迫为日军搬运军需物资，有的甚至被押送去修筑工事。据统计，仅在第一次入侵期间，就有超过两百名青壮年被日军抓去做苦工，其中大部分人再也没有回来。

城外的村庄遭受的劫难更为惨重。日军经常三五成群地下乡＂扫荡＂，见到粮食就抢，看到牲畜就抓。在桐城东南的龙眠河畔，一个叫做南湖的村子几乎被抢掠一空。村民们为了躲避日军，不得不将粮食埋在地下，或者藏在茅草房的夹壁里。

然而，在这样的黑暗时期，桐城的抗日势力并未消失。1938年下半年，当地党组织秘密成立了＂桐城抗日救国会＂，发动群众开展地下抗日活动。他们组建了情报网，由妇女和儿童担任联络员，为游击队传递日军动向。

在城南的鲍家坊，一位姓王的老太太经常装扮成乞丐，挎着竹篮沿街乞讨。她实际上是地下党的交通员，竹篮夹层里藏着重要情报。就这样，她利用日军的轻视，成功传递了大量军事情报。

1939年春，桐城地下党组织又在城外建立了秘密联络点。他们利用当地的茶馆、杂货铺作掩护，组建了一个覆盖城乡的情报网络。这个网络不仅为游击队提供情报，还帮助许多青壮年躲避日军的抓捕。

在城西的石牌村，村民们自发组织了＂村民自卫队＂。他们白天在田里劳作，夜晚则轮流值守，一旦发现日军来犯，立即敲响村中的铜锣示警，让村民们及时躲避。

这些地下抗日活动虽然规模不大，却极大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每次下乡抢掠，都会遭遇百姓的各种阻碍。有的村民将粮食提前转移，有的则在道路上设置路障，让日军寸步难行。

最近发现的一份幸存者口述史料显示，在日军第三次占领桐城期间，当地百姓还组织了＂义仓＂，将剩余粮食集中起来，相互救济。在城北的一座废弃祠堂里，乡亲们轮流熬粥，救助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

即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桐城人民依然没有放弃希望。他们用各种方式进行着顽强的抵抗，用血泪谱写了一曲感人的抗战壮歌。这些保存下来的口述史料，真实记录了当年普通百姓在战争中的苦难与抗争。

文化浩劫：消失的文物与典籍

桐城作为文都，素有＂文章第一县＂之称，城内藏书楼、书院林立。1938年日军首次入侵前，桐城共有大小藏书楼二十余座，其中以桐城县署的＂存古楼＂最为著名。这座建于清康熙年间的藏书楼，收藏着数万卷珍贵典籍，包括大量明清两代的孤本和善本。

日军占领桐城后，＂存古楼＂首当其冲成为掠夺目标。一队日军专门搜查这里，将大量珍贵典籍装箱运走。据当时在县署当差的一位老人回忆，日军运走典籍时用了整整十二辆大车，其中包括《永乐大典》残本和大量桐城派文人的手稿。

城内的虹桥书院也遭受重创。这座创建于明代的书院是桐城派重要发祥地，院内不仅收藏着历代文人的墨迹真迹，还保存着大量桐城派先贤的著作手稿。日军占领期间，书院被改作军营，大量文物典籍或被焚毁，或被掠走。

在城南的张氏宗祠内，原本收藏着一批清代桐城名家的书画作品。当地一位文人在战后寻访时发现，祠堂的匾额被劈作柴火，珍贵的字画不知去向，只在地上发现了几页残破的纸张，上面还留有名家题跋的痕迹。

城内的觉民堂藏书楼更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例子。这座私人藏书楼收藏着大量桐城派先贤的著作和批注本。日军第二次入侵时，一队日本军官专程来此搜查。他们不仅掠走了大量珍贵书籍，还将一些装裱精美的字画卷轴据为己有。

然而，在这场文化浩劫中，也有一些感人的抢救行动。城内的姜氏家族冒着生命危险，将家中收藏的《桐城文派全集》秘密转移到城外的山村。他们将书籍分散存放在不同村民家中，用稻草和农具掩盖，这才保住了这批珍贵典籍。

同样，城西的张氏家族也想方设法保护文物。在日军第三次入侵前，他们将祖传的文物分为三批，分别埋藏在祠堂的地下、后园的老井中和城外的寺庙里。战后发掘时，虽然有些书画因受潮损毁，但大部分文物都得以保存下来。

更令人称道的是一群本地文人组织的＂文物抢救队＂。他们利用日军不懂文物的弱点，用赝品替换真品，将一批珍贵文物转移到安全地带。据说，他们还在典籍上做了特殊标记，以便日后辨认真伪。

战后统计显示，桐城在这场浩劫中损失的文物典籍数以万计。许多珍贵的孤本、善本从此失传，大量文人手稿和书画作品下落不明。地方志中记载的一些重要文献，也只能在零星的引用中寻觅其踪影。这场文化浩劫，给桐城这座千年文都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痕。

历史见证：影像背后的真相

这批记录桐城浩劫的照片，最初是由日军第三十三旅团的一名军官拍摄。经过多年考证，这名军官名叫山田太郎，是日军驻桐城特务机关的一名情报官员。在执行搜查任务时，他随身携带了一台德国产的蔡司相机，专门拍摄桐城的地形地物。

山田太郎拍摄的照片共有一百二十多张，其中大部分记录了日军在桐城的军事行动。从照片的拍摄角度和内容来看，这些照片既是军事情报的记录，也是日军炫耀战果的证据。照片中不仅有城防设施的细节，还有日军劫掠村庄的场景。

这些照片的流传过程颇为曲折。1945年日本投降后，山田太郎在撤离桐城时，将装有照片的皮箱遗落在一间废弃的民房里。这间民房的主人姓陈，是个收破烂的老人。他发现这些照片后，立即意识到其重要性，便将其小心收藏。

1950年代初，陈老将这批照片交给了桐城县文物管理所。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对照片进行了初步整理，发现其中不仅记录了日军的暴行，还留下了桐城古城墙、城门等建筑的珍贵影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照片中记录了许多已经消失的文物古迹。比如东作门内的石狮子，原本是明代工匠雕刻的精品，照片拍摄时还完好无损地立在门前。但在日军第三次入侵时，这对石狮子就被日军运走了。

照片中还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在一张拍摄西成门的照片背景中，可以看到城墙上刻着的一方清代石碑。这块石碑记载了桐城历次修筑城墙的时间，是研究桐城城防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可惜这块石碑在城墙拆除时已经遗失。

战后，这批照片成为追索文物的重要线索。1953年，文物部门根据照片中的信息，成功找到了被日军掠走的部分文物。其中包括从东作门城楼上拆下的一块匾额，上面还留有明代名臣张居正的题字。

然而，照片中记录的许多文物至今下落不明。比如南熏门前的石鼓，据说是唐代雕刻的珍品，照片显示它完整地立在门前。但在日军最后一次撤离时，这件文物就消失了。多年来，文物部门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始终没有音讯。

这些泛黄的老照片，不仅记录了日军的罪行，也保存了桐城古城最后的容颜。照片中的每一个画面，都在诉说着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那些消失的城墙、城门，那些流失的文物，以及百姓遭受的苦难，都在这些影像中留下了永久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