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开国少将丁盛，就不能不提54军。

从历史根源上追溯，54军成立是比较晚的，只是这支部队下辖的各师都是出名的老部队。

1952年10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44军、45军合并为一个军，开赴朝鲜战场。

据网上文章有说法称，两军在合并之初，一度为是用哪个番号争执不休，两个军都想保留番号，后来闹到中央后，周总理出主意，将两军番号各取一个数字，合成54军。

不少的文章信誓旦旦，称这个流传属实，甚至还有说法称，当年为了番号这事儿，丁盛将军曾跑到北京征询中央意见。

可考证各方记载，却很明显的发现问题。无论是史料记载亦或是后来在丁盛将军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这个故事，当年两军合并，丁盛人在南昌学习，接到任命后，直接从南昌到广州的54军军部报到。

所以很大程度上，这个故事只是杜撰的。

对于一支军队番号，中央军委有直接拍板决定的权力，不需要因为哪一支部队要保留番号而头痛。

不过，丁盛出任54军首任军长，是中央各方面考虑的结果。

54军成立之初，其实下辖各部队大多都是原来45军的（丁盛是45军军长），当年44军、45军合并时，两军建制已经多有不全，其中44军军部直接被划归到海军，所属的130师被调到了青岛海军基地，132师被划归43军，所以当时44军下辖仅剩下一个师132师，而当时45军下辖的133师也划归46军下辖。

因此54军最初下辖各师，就包括了原44军132师、45军的134师、135师（其中134师少一个团，130师原来一个团划归54军）三个师。

54军成立以后，直接被拉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1958年5月被批准分批回国。

1958年7月，54军回国后，移防重庆，隶属于成都军区。

之后丁盛率领54军参与西藏平叛、中印战争，立下了赫赫战功。

1964年6月，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到成都视察，在见到54军军长丁盛时向他透露：

“中央决定让你到新疆军区工作，出任生产兵团副司令员。”

丁盛听到中央这个安排后，第一个反应是不想去，在他看来，生产兵团主要任务是生产，自己过去一贯是在战场上带兵打仗的，本身又不懂得生产，所以他只能严词拒绝。

事情后来甚至惊动了中央，总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出面劝说都不成，最后惊动了贺老总。

贺老总只说了一句话，就劝服了丁盛接受中央安排：

“丁盛同志，你的意见我知道了。不过你去新疆不是搞生产的，你的任务是组织十个武装师。我给你派榴弹炮团，给你派坦克来。你要把这个部队组织起来，一边生产，一边搞军事训练。同时兼任新疆军区副司令，还是军队的。你不是专门到兵团去搞什么生产。”

丁盛恍然大悟，这才同意到新疆军区工作。不久之后又出任了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

然而到了新疆军区以后，丁盛在工作上虽然也很努力，但仍然不能适应工作。

更为关键的是，在那个特殊时期，丁盛在新疆的工作也受到了很多影响。

1967年初，丁盛回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而当时住在他隔壁的是时任广州军区后勤部部长、军区党委常委的邱国光。

因为丁盛也是四野的老将，所以两人经常串门，一次，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来探望邱国光，恰巧丁盛也在那里，邱国光当时提出要探望黄永胜等在北京的原广州军区领导，丁盛就坐在一边，当即表示也要去，并得到了同意。

丁盛要见黄永胜也属理所应当，两人在过去战争年代就是上下级关系，关系一直就不错。

1940年，丁盛被选为七大代表，到延安出席七大会议，然而因为会议延期，就留在了延安。

作为一员战将，丁盛坐卧难安，一直到1944年初，他去拜访在延安的老首长聂荣臻，并提出自己的要求：

“我想去作战部队。”

聂荣臻很高兴，立即拍板决定：

“好，就让你去。”

1944年，丁盛出任陕甘宁联防军教导第二旅一团任政委，而当时第二旅的旅长就是黄永胜。

这也是两人首次成为上下级关系。

尽管抗战之初，丁盛与黄永胜都在晋察冀军区，但两人一个在四纵担任组织科长，一个在第三军分区任司令员，可彼此之间并没有交往。

等到抗战结束以后，丁盛又随黄永胜马不停蹄的开赴东北，后来在冀热辽军区同文年生的部队合并，组成晋察冀军区第二野战军热辽纵队，黄永胜任司令员，丁盛任下属的27旅旅长。

1947年4月，冀热辽军区8万余部队划归东北民主联军下辖，黄永胜、丁盛又在林彪的指挥下打仗。

这也是几人之间的渊源所在。

在丁盛晚年的回忆录中，也都在多处毫不掩饰的佩服林彪、黄永胜的作战指挥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解放战争之初，国民党军沿着铁路线大举进攻东北，黄永胜率领的热辽纵队势单力孤，屡遭败绩，后来一直撤到了林西地区，当时冀热辽军区领导机关就设在林西。

丁盛记得很清楚，那时他与黄永胜分开了一段时间，被调往热东在黄火青的指挥下工作。

一直到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组建后，丁盛才重新回到黄永胜麾下。

彼此相交多年，黄永胜对丁盛这位老部下的脾气那是相当了解，也知道他是一员战将。

1967年春节，黄永胜带着丁盛到了林彪家里。

丁盛利用这个机会，向老首长说明自己的情况：

“林总我个要求，自己在新疆实在待不下去，造反派弄得无法工作。自己对新疆的工作不适应，也不会搞生产；而且那里的部队也没什么，有一个独立师和一个独立团，自己在那没什么事干。”

黄永胜这时也在一旁帮着说话：

“他还是到野战部队工作比较好。”

不过，林彪那时并没有明显的表态。

到1967年中，丁盛接到调令，出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1968年3月，原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他推荐了丁盛接替他的职务，因此丁盛后来出任了广州军区司令员。

丁盛也成为在开国少将中最早出任大军区司令员的将军之一。

到1973年，毛主席下令八大军区对调，丁盛这才被调到南京军区，出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尽管在广州待的时间并不长，但丁盛对那里无疑有着很深的感情。

1971年8月，毛主席到广州，接见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

“丁盛、刘兴元，你俩和黄永胜的关系这么好，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

可见从那时起，毛主席就注意到了林彪的情况，并叮嘱丁盛。早在1967年5月，毛主席批示广州军区以及湖南省军区反映“支左”情况的报告时就有这样一句话：

“凡犯了错误的必须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更高。”

不过也很奇怪，最终影响了丁盛的并不是同林彪、黄永胜的关系，而是因为“四人帮”。

1977年3月，丁盛被点名批评，因为涉及“两案”，随后被免去职务，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结论说明他的问题所在，一直到1982年，组织上蔡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免于起诉，退出现役，交地方安置，并按照团级待遇，每月发150元生活费。

至于交地方安置，一开始也是争论不休，沪宁线是不能去的，北京、广州也是不可以的。

丁盛在彷徨中等了两年。

1984年7月，组织上正式安排，丁盛到南昌市老干局一个干休所，并被要求不得随带子女。

丁盛性情刚烈，又是多年打仗过来的老将军，受到如此对待，心情自然难以舒畅，因为战争年代的创伤，加上年老力弱，身体自然是每况愈下。

1984年9月18日，丁盛独自一人去医院看病，突然心脏病突发摔倒在地，好在周围的人紧急将他送往医院救治，这才得以幸免，这位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将军，刀山火海都没有流一滴泪，此刻却失声痛哭起来，令周围人无不动容。

丁盛给中央发了份电报，希望中央能派人来听自己申诉，中央高度重视，专门派来了组织部和中纪委的干部来，两人见到丁盛的处境以后，也不免有些感慨，但对他的处境却爱莫能助。

不过两人也答应：

“回去以后一定如实向上反映。”

考虑到丁盛病情日益严重，组织考虑再三，同意他到南京治疗。

1984年10月，丁盛辗转抵达南京，住进了铁路医院。

之后几年的时间，丁盛一直在南京生活。

不管如何，丁盛已经年过七旬，身体情况又不是很好，身边急需要人照顾，好在组织上也出于照顾，将他妻子儿女全都接到了南京，一家人挤在一条小巷子的旧民宅里。

身体健康时，丁盛常挎着菜篮子上街买菜，一开始人们根本没有认出，一直到后来，不少熟悉的人才知道，原来这个老人是原南京军区司令员、老红军，于是大家对他的态度历时转变为尊重。

一次丁盛上街，碰上人打招呼称：

“丁司令。”

丁盛只是摆了摆手：

“咳！别这么叫，我现在不是了，叫老丁。”

1989年冬，丁盛到深圳女儿家住了一段时间，不久之后，又在老战友——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维英、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杨梅生遗孀刘坚的邀请到广州住了一段时间。

老战友重逢使得他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

1990年2月27日，在李维英住处，丁盛夫妇、李维英夫妇、丁盛的老秘书陈宏康等人坐在一起商量，一致认为，丁盛应该向上申诉：

“解不解决问题在你，但不可中断、放弃申诉，即使申诉无用，“立此存照”也好。”

于是在这年5月，丁盛夫妇又到了北京，然而跑了一圈下来，却仍然没有一个结果。

一连几个月在北京，丁盛无奈只好去找了老首长聂荣臻。

聂荣臻元帅办公室负责人周均伦很同情丁盛的遭遇，还专程上门探望，并建议他：

“不如给老帅写份报告吧。”

当时，丁盛在报告里面，如实的谈了自己来北京的情况，并希望能够把关系转回广州。聂帅收到这份报告后十分重视，为此还特意批了条子。

本来能够请动老帅出面，丁盛心里很是高兴，然而他在北京住了一个月，依然没有下文，不由得有些心灰意冷。

眼看冬季将至，以丁盛的身体情况，确实很难支持。

就在这时，丁盛受到了在天津的老战友邀请，到天津又住了一段时间。

丁盛晚年常对人说，自己晚年有“三靠”：

“一靠妻子儿女，二靠组织，三靠老战友。”

这话其实不假，特别是老战友，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很多帮助。

1990年，丁盛受老战友邀请，到天津住了一段时间。

原武汉军区政委、开国少将萧思明也是丁盛的老战友，离休后就住在天津，因为身份不同，萧思明的待遇与丁盛也有很大不同，当他听说丁盛来到天津以后，立马关照，不仅安排了住宿的地方，还把自己的专车让给丁盛用。

到了10月份，天津气温骤降，丁盛夫妇临出发前还是春夏之交，根本就没有多带厚衣服，当时也是老战友接济。

在这些老战友的陪同下，丁盛在天津住了一段时间，还游览了一番当年的风景，特别是曾经战斗过的金汤桥、民权门等地，不由得唏嘘不已。

一直到离别，这些老战友又纷纷来送，他们知道丁盛生活很困难，因此每人都拿了一点钱出来，五块、十块的凑起来，以丁盛的脾气，本来是不想要这些钱，但老战友们都劝他：

“这些都是我们的心意。”

也许是在北京心有所感触，因此丁盛离开北京以后，又先后在全国多地辗转，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有老战友、老部下接待，每次离开出发到下一站，不同地方的老战友都会相互打招呼：

“我把老军长交给你了。”

从南宁离开时，在54军当过连长的耿跃华把丁盛送到北海，而在北海没几天，原来在54军135师当过宣传科长的李百顺从海口专程赶过来看望老军长，还把丁盛接到海口玩儿，并且还嘱咐丁盛：

“您在这里住、吃、行，我包，什么都不要管。”

一直到丁盛离开海口到昆明，李百顺专门给老两口买了张飞机票，丁盛大呼太贵，心中颇为不舍。

丁盛晚年日子过的很拮据，一开始每个月只有150元，这些钱用于家庭开支尚足够，但要干其他的远远不够，虽然后来涨到了200元，但依然是杯水车薪，妻子孟文虹，也是老革命出身，但在丈夫的劝说下，从来不计较待遇，工作20多年职务级别始终没提升。

1993年8月，丁盛乘火车从济南回南京，因为舍不得买软卧票，买了两张硬卧票，丁盛让妻子睡在下铺，自己八十岁高龄爬上爬下，一路上很是艰辛，加上南京气候炎热，老人家经过这么一折腾，竟然大病了一场。

1995年4月，丁盛在深圳女儿家接受采访，客人离开时，丁盛竟然从窗台上拿出一个放满了零钱的罐子，里面都是硬币，老人对来客说：

“深圳的公交不找零，你拿点零钱去。”

夫人孟文虹就在身边叨咕了一句：

“深圳上车7毛钱，实在别扭，还不如干脆像广州那样，收1块钱算了。”

没想到丁盛在一旁呵斥了一句：

“我就不同意你的意见，我就不嫌麻烦，还是愿意省这3毛钱。”

言至于此，让人不觉辛酸。

不过，也就是在这一年，丁盛的处境有了变化，也许是因为他多年的反映有了一定的成效，经中纪委、军纪委协商后，决定将丁盛吸收回部队，经总政治部批示后，丁盛被安排到了广州军区干休所。

不仅如此，丁盛的待遇也提升了不少，按照副师级，每月有550元。

经历多年艰辛，丁盛晚年总算是有了一个“窝”。

到1999年，军区干休所新建了一栋30层高的新楼，各方面条件都要好不少，军区干休所又把丁盛分到这里居住，丁盛虽然对自己衣食住行并不在意，但也很喜欢这个大房子，据他回忆：

“我住过很多房子，但我最喜欢的是两套，一套是当军长时在重庆住的，再就是这一套。这套房子设计合理、适用。”

只是，丁盛晚年心心念念仍然记挂着自己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

1998年8月，丁盛接到老首长黄火青来信，老首长决定亲自为丁盛的问题走一遭。

丁盛收到信以后很高兴，因为老首长黄火青担任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参加过“两案”审理，德高望重。然而这事儿想得很好，办起来却是不大容易，丁盛在北京等了一段时间，没收到回音，就回到了广州，没过几天，他收到黄火青的来信，信中称：

“两次请你们来京，事情都没办成，我实在感到歉疚，对不起故人。”

黄火青自己也感觉很难受：

“谁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

丁盛身体状况原本就不好，晚年更是每况愈下。

1999年8月，丁盛突然病倒，高烧不退，尽管丁盛的病情并不严重，但人到了这个岁数，任何的小毛病都很容易造成风险，丁盛自知身体沉重，难以久持，还对女儿说：

“我知道，我就要走了。当年，朱老总就是得这种病去世的……”

尽管已至人生暮年，可丁盛自始至终没有他所选择的人生道路。

1999年9月25日，丁盛在广州去世，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