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代君摄政制

所谓摄政，就是代替君主处理政事。古代国君年幼不能亲自处理政事时，由其亲族暂代执政。如周成王时周公代行政事，春秋时鲁隐公代太子轨摄政，汉代时霍光代汉昭帝、汉宣帝摄政，王莽代汉平帝、孺子婴摄政，明代时张居正代万历帝摄政，清初时睿亲王多尔衮代顺治帝福临摄政，清末时醇亲王载沣代宣统帝溥仪摄政，等等。摄政者可能是太后、皇后，也可能是摄政王、外戚权臣、辅政大臣，而一般情况下“摄政王”只是对摄政者是皇族亲王时的一种称呼。摄政王的权力大小也不一样，有的实权在握，有的只是一种尊称或者临时代理职位。国外也有这种情况，例如，2016年10月13日，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去世，由于当时泰国特殊的政治环境，资深政治家、原总理、当时的枢密院主席炳·廷素拉暖被任命为临时摄政王，这是一种在先王逝世、新王未登基的过渡期间的临时措施。

在摄政期间，摄政者给予建议、并让君主从各项建议与执行中进行学习，直至年岁更长，能够亲自执政为止。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摄政者都会独揽大权不放，甚至把君主当作傀儡。因此，君主长大后，也往往与这些摄政者产生矛盾，进而引发权力斗争，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以中国的清朝为例，权争成功的例子是清初康熙帝除去权臣鳌拜，权争失败的例子是清末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帝后党争”。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党争”都说明，党派与道德无关，只与结盟的需要（也即利益）有关。宋代欧阳修的《朋党论》中说“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原因是“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因此“其暂为朋者，伪也”，而“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这是“君子之朋”，君主应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欧阳修说得冠冕堂皇，而现实生活中所谓的“小人”与“君子”真是没有在额头上贴标签。面对利益的砝码，道德的天平说偏就偏；面对权力的诱惑，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因此，所谓“小人之朋”与“君子之朋”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担任国家元首职务的人，须有一定的资格，如年龄、经验、才能等因素。例如，美国《宪法》就规定担任总统的条件：一是必须生来就是美国公民，也就是必须具有美国的原始国籍，任何归化的美国公民都不能担任美国总统；二是必须年满35周岁；三是至少在美国国境内居住满14年。在摄政制度中，君主的任职资格在法律上是得到承认的，只是由于能力不及才暂时不履行君主的职责而由摄政者暂代。这种制度的理论基础就是“君权神授”，即使你是一个傻子（例如晋惠帝司马衷）或者是一个孩子（例如宣统帝溥仪），只要你具有当皇帝的资格，你就是皇帝，至于政事，自然有人代为打理。在这种世袭制下，哪怕再没有才能，也可以代天行权，或者权力由身边的一群小人来代替行使。自己有皇帝的位子，但没有做皇帝的能力，因此也就没有皇帝的权力，更不用承担做不好皇帝的责任。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就是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呀，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他那个皇帝好当得很，什么事都有人替他办噢。”由此说来，老天爷随便把国家元首这样重要的职位交给一个什么人，而不问其贤愚，也真是太不负责任了！难道在他的眼里，国家大事就是这样的儿戏吗？人们一遇到事情就求上天保佑，能靠谱吗？

摄政制会直接衍生出两种政治“怪象”：太上皇和垂帘听政。

“太上皇”一词，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平定天下后，除了规定最高统治者为“皇帝”，还特意“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于是，庄襄王（也就是秦始皇的父亲赢异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太上皇”头衔的人。“皇”出自传说中的“三皇”（伏羲、女娲、神农）；“帝”出自远古时期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二者比较，“皇”是虚幻缥缈，“帝”则握有实权，所以皇帝也可以简称为“帝”。“太上皇”中单一个“皇”字，原本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名誉上的虚衔。秦汉时期，没有“太上皇帝”，只有“太上皇”，这是由“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思想意识决定的，古代皇帝不会在制度上施行二元化的统治体制，只是把“皇”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待遇，因此刘邦自己称“帝”，封其父为“太上皇”。“太上”，是一种极尊贵的称呼，因其只是天子的父亲，不干预国事，所以不能用“帝”号。

中国历史上共计332个皇帝中，出了15个太上皇，其中北朝5人、唐朝4人、南宋4人、明朝1人、清朝1人。综观中国历史上太上皇的出现，多半是不得已而为之。有的是老病，如唐顺宗、宋光宗等；有的是淡泊政务，如后魏献文帝；有的是迫于形势，如北齐武成帝、唐高祖、宋徽宗等；有的是他人擅立只好默认，如唐玄宗、明英宗等。真正发于诚心而内禅的，只有唐睿宗、宋高宗、宋孝宗和清高宗等4人。宋人洪迈对唐睿宗、宋高宗、宋孝宗大加褒奖，称他们“与尧舜合其德”；清人赵翼赞扬清高宗（乾隆）为“真开辟以来所未见”。洪迈与赵翼对太上皇的称赞无论是否出于真心，但太上皇的真实存在，对于那个年代最高统治者只要不死便不会交出权力的政治现实来说，总还是有一点进步意义的。

退居太上皇位者，大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再过问朝政；一种是继续过问朝政。不再过问朝政的，像唐睿宗李旦那样的，如凤毛麟角。继续过问朝政的，又有程度上的差别，有的是继续执掌朝政，如北齐武成帝高湛传位后，自称“太上皇帝”，还要事事操心；有的是不甘心大权旁落，因此名义上也要有一点象征性的权力，例如，唐玄宗李隆基在“安史之乱”中西逃时，太子李亨自立为皇帝，唐玄宗无力挽回，又不甘心，在自称“太上皇”的同时竭力争取一个“知情权”；少数情况是太上皇事必躬亲，独揽朝纲，如乾隆皇帝，退位前专门规定了他退位后还要决定哪些事情。嘉庆皇帝除了把乾隆尊为太上皇帝，还要朝夕听其“训政”，直到乾隆驾崩。

“垂帘听政”的制度，在我国历史上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国君去世后，如果继位君主的年纪幼小，可以由小国君的母亲辅政。根据宫廷的规定，朝中官员不得直接观看和接触太后，所以辅政的太后一般坐在国君理政厅堂侧面的房间里，在房间和厅堂之间挂一帘子，听官员们与国君谈论政务。于是，这种由母亲帮助君主辅政的制度，就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垂帘听政”。最早的“垂帘听政”，要数战国时期的赵太后。她听从大臣触詟的劝谏，把幼子长安君送到齐国做人质，求得齐军帮助，从而解了赵国之危。汉朝时，汉惠帝不理政事，吕后临朝。汉殇帝出生不过百日就继汉和帝为帝，皇后邓氏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南北朝时期北魏冯太后也曾经临朝称制。唐朝武则天以太后临朝甚至废唐建周，自己做了皇帝。宋代有多位皇太后曾临朝称制。清代最著名的是慈禧太后临朝，前后执掌朝政达48年。

与垂帘听政相对应的是皇帝与皇后共同掌权。隋文帝的文献皇后很有政治才能，每当与隋文帝议论国家大事，看法往往不谋而合，十分一致，因此宫中称为“二圣”。历史上最著名的“二圣”当推唐朝的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公元655年，高宗废掉皇后王氏，改立武则天为皇后，夫妻俩共同临朝理政，被称为“二圣”。武则天当了皇后，飞扬跋扈，高宗无法忍受。宰相上官仪建议高宗废掉武后，以顺人心。本来已经起草好了诏书，但武则天知道后就去找皇帝投诉，高宗老老实实地说是上官仪教他这么做的，结果武后恨死了上官仪。后来，上官仪因谋反罪而被满门抄斩，武则天掌握了实权，“二圣”才彻底坐实了。随着高宗的身体日益恶化，对武则天毫无制约。从此，武则天在群臣面前树立了与唐高宗并尊的地位，也为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而奠定了权力与舆论基础。

摄政制是由其他人代替法律上的君主行使职权，由此衍生出来的太上皇和垂帘听政，则是由“不在其位”的人“谋其政”并“行其事”。这种制度最大的弊端，就是诱使僭主式的野心家觊觎最高权力，进而为了争夺皇位而发生社会动乱。僭越是超越本分的意思，所谓“僭主”是指不依合法程序、不经公民授权而僭取国家权力者，也就是僭取了本由公民集体享有的政治权力，所以被视为违背常规和不合法制。亚里士多德针对希腊特有的专制形式的僭主制说，“僭主政体就不像一个政体”，也就是说，它根本就不是城邦正常的组织形式和统治方式。如果勉强把它算作一种政体的话，那它也是“最为恶劣的”。由于“僭主”是不合法的政权篡夺者，严格来讲，僭主还不是“君”，因此通过僭越的途径取得政权的人，往往比世袭制下的君主更加残暴无情，但这与君主制下的暴君又不能区分。法国文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本杰明·贡斯当在攻击拿破仑的著名小册子《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中，将君主制与僭主政治做了比较，认为僭主政治比绝对的专制主义更可怕，“专制体制排除所有形式的自由；僭主政治需要这些自由的形式，以便证明它的颠覆活动是正当的；但是它在盗用它们的时候又亵渎了它们。因为公益精神的存在对它是危险的，既然公益精神必然出现，因此僭主政治先用一只手打击人民，压制他们的真实意见，再用另一只手打击他们，强迫他们违心地表达合乎需要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