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在根本态度上很不同于西洋哲学或印度哲学；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哲学的特色，然后方不至于以西洋或印度的观点来误会中国哲学。所以在讲中国哲学的理论系统之前，应先对于中国哲学之特色有所探讨。中国哲学之特点，重要的有三，次要的有三，共为六，分说如下：

中国哲学在本质上是知行合一的。思想学说与生活实践，融成一片。中国哲人研究宇宙人生的大问题，常从生活实践出发，以反省自己的身心实践为入手处；最后又归于实践，将理论在实践上加以验证。即是，先在身心经验上切己体察，而得到一种了悟；了悟所至，又验之以实践。要之，学说乃以生活行动为依归。

中国哲人探求真理，目的乃在于生活之迁善，而务要表见之于生活中。

孔子说： “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雍也）所谓 “ 乐之”，即依其所知以实践，而获得一种乐趣。孟子说： “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 孟子离娄）深研学 得之也。” 问之鹄的，在于自得于道，到自得于道的境界，便能有最大的精神自由。荀子说： “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君子之学也以美 一可以为法则。 其身。”

（ 荀子劝学）学之目的乃在于行为之改进，道德之提高。不仅儒家有如此见解，即“ 散于万物而不厌”的惠施，其理论也以 “ 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为归结。后儒如周子说： “ 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

（ 通书）研讨真知，必表见为德行事业。

要之，理论是生活的解说，生活是理论的表见。所谓 “ 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乃 “ 为学”之理想境界。在日常行动上表见真理，要作到著衣吃饭都是 “ 至理之流行”。

中国哲人在方法上更极注重道德的修养，以涵养为致知之道。庄子说： “ 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 庄子大宗师）所谓真人即是无好恶爱憎之情感，忘生死善恶之区别的人。必有真人的修养，才能有真知。荀子说： “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

（ 荀子解蔽）必有 “ 虚一而静”的修养，然后能知道。张子说： “ 穷神知化，乃养盛所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 正蒙神化）崇德乃致知之途径。程伊川说： “ 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 语录）敬是

致知所必需的修养。中国哲人，都以为欲求真知，须有一种特殊的修养。穷究宇宙人生的真际，要先在德行实践上作工夫。

以此，中国哲学中有许多名词与理论，都有其实践的意义；离开实践，便无意义。想了解其意义，必须在实践上作工夫，在生活上用心体察。这些名词与理论乃指一定的实践境界。

要之，中国哲学乃以生活实践为基础，为归宿。行是知之始，亦是知之终。研究的目的在行，研究的方法亦在行。过去中国之所谓学，本不专指知识的研究，而实亦兼指身心的修养。

所谓学，是兼知行的。 赅〔 附注〕此处所谓实践， 指传统哲学中所谓实践， 即个人日常活动，与辩证唯物论所谓社会实践不是一个意义。

中国哲学有一根本观念，即 “ 天人合一”。

认为天人本来合一，而人生最高理想，是自觉的达到天人合一之境界。物我本属一体，内外原无判隔。但为私欲所昏蔽，妄分彼此。应该去此昏蔽，而得到天人一体之自觉。

中国大部分哲学家认为天是人的根本，又是人的理想；自然的规律，亦即当然的准衡。而天人之间的联系者，多数哲学家认为即是性，人受性于天，而人的理想即在于尽性；性即本根，亦即道德原则，而道德此种倾向在宋明道学最甚。 原则乃出于本根。 邵子说： “ 学不际明道说天人，不足以谓之学。” （ 观物外篇）程 ：“ 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 （ 语录）程伊川说： “ 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语录）天 在天则为天道，在人则为人道。” 与人，本来一体。天道与人道，只是一道。天人既无二，于是亦不必分别我与非我。我与非我原是一体，不必且不应将我与非我分开。于是内外之 弭，而人与对立消西洋人研究宇宙，是将宇宙视为外在的而 自然，融为一片。

研究之，中国人则不认宇宙为外在的，而认为宇宙本根与心性相通，研究宇宙亦即是研究自己。中国哲人的宇宙论实乃以不分内外物我天人为其根本见地。

天人相通的观念，是中国哲学尤其宋明道学中的一个极根本的观念。不了解此观念，则许多思想都不能了解，而只觉其可怪而已。

史巴哲人认为真理即是至善，求真乃即求善。真善非二，至真的道理即是至善的准则。即真即善，即善即善真。从不离开善而求真，并认为离开求而专求真，结果只能得妄，不能得真。为求知而求知的态度，在中国哲学家甚为少有。

中国思想家总认为致知与修养乃不可分；宇宙真际的探求，与人生至善之达到，是一事之两面。穷理即是尽性，崇德亦即致知。

西洋哲学本旨是爱智，以求真为目的；如谓中国哲学也是爱智，虽不为谬误，却不算十分切当，因中国哲学家未尝专以求知为务。中国哲学研究之目的，可以说是 “ 闻道”。孔子说： “ 朝闻道，夕死可矣。” （ 论语里仁） “ 闻道”亦曰 “ 知道”或“ 睹道”。道兼赅真善：道是宇宙之基本大法，而亦是人生之至善准则。求道是求真，同时亦是求善。真善是不可分的。

中国哲人，因思想理论以生活实践为依归，所以特别注重人生实相之探求，生活准则之论究。未尝将我与非我分开，因而我如何能知非我，根本不成问题，亦不怀疑外界的实在， （ 先秦未有怀疑外界之实在者，北宋思想家大多排斥佛家的外界虚幻之说；认为外界依附于心者惟有南宋的湖及明代王阳明），故根本杨慈不感觉知论之必要。西洋以分别我与非我为“我之自觉”，中国哲人则以融合我与非我为 “ 我之自觉”。分别我与非我，故知论特别发达；融合我与非我，则知外物即等于自觉，而实无问题。因而中国哲人虽亦言及知识与致知之方，但未尝专门研究之。

中国哲学不注重形式上的细密论证，亦无形式上的条理系统。中国思想家认为经验上的贯通与实践上的契合，就是真的证明。能解释生活经验，并在实践上使人得到一种受用，便已足够；而不必更作文字上细微的推敲。可以说中国哲学只重生活上的实证，或内心之神秘的冥证，而不注重逻辑的论证。体验久久，忽有所悟，以前许多疑难涣然消释，日常的经验乃得到贯通，如此即是有所得。中国思想家的习惯，即直截将此所悟所得写出，而不更仔细证明之。所以中国哲学家的文章常是断片的。但中国哲学家并不认为系统的长篇较断片的缀集更为可贵。中国思想家并不认为细密论证是必要的；反之，乃以为是赘疣。

中国古代宗教不发达。

古代人民当然信天帝神鬼，但没有正式的宗教。后来方有道教，又从外边输入了佛教。中国思想家虽亦受佛教道教的影响，然在根本态度上都是反对二教的，多以驳斥二教为己任。在先秦时，孔子疑鬼而信天，然亦不肯多言天道。惟墨子最信天鬼，有宗教气息。自老子打破天的尊崇位置后，哲学家中以天帝为主宰者，可谓绝无仅有。宋儒虽言天，然绝非指有意志之主宰。

印度哲学是与宗教不分的，西洋中世哲学是宗教的奴婢，即在近世哲学中，亦多有以证明上帝存在为一重要课题的。在中国，似彼以证明上帝存在为一重要职任之情形，实完全没有。先秦哲学家中荀子最善破除迷妄，后汉王充，尤专以攻破迷妄为职任。宋儒中如张 子二程子，亦极致力于破斥神鬼，更企图 子鬼神二 以自然的解释。要之，中国哲学中从无以证明神的存在为务者。

中国自古即有科学萌芽，却没有成熟的科学，所以根据科学研究以成立哲学系统的情形，在以前的中国亦是没有。

以上六点，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之一般的特色，即中国哲学之一般的根本倾向，与西洋或印度的哲学不同的。至于中国哲学各部门之特点，下文另述。想了解中国哲学，必先对于中国哲学之根本性徵有所了解，不然必会对于中国哲学中许多思想感觉莫明其妙，至多懂得其皮毛，而不会深悟其精义。

〔 注〕本章所论， 第一合知行， 第三同真善，第五重了悟而不重论证， 三则之解说中， 颇采熊十力先生之意。 熊先生论中国哲人之根本态度， 甚为精湛。 其说见十力语要。

〔附注〕中国哲学的特点是一个比较艰深的问题，此处所论， 简而未晰， 今后当另撰专文论述。

选自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