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长沙城内人心惶惶。国民党节节败退，大批官员携家带口南逃。在这座即将迎来巨变的城市里，文运街8号的一间房屋内，一位中年妇女静静地守候着。她的眼神透着坚定，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二十多年前，她曾是一位特殊的保姆，见证了一个革命家庭最艰难的岁月。她陪伴杨开慧坐牢，在生死关头托付重任，甚至被毛主席称为＂自家人＂。然而，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为何会与这个革命家庭结下如此深厚的情缘？她又在等待什么？这背后，又有着怎样感人至深的故事？
一、童年苦难与命运转折
1899年，湖南宁乡坝塘镇一个寒冷的冬日，陈玉英出生在一户贫苦农家。这是一个原本就人丁众多的家庭，新生儿的啼哭声不仅没有带来欢喜，反而增添了一份沉重。
当时的坝塘镇，土地大多掌握在地主手中。佃农们辛苦耕种一年，收获的粮食大部分都要上交给地主。陈玉英的父亲在地主家耕种几亩薄田，一家人的生计全靠这几亩田地维持。
陈玉英刚满周岁，母亲就背着她沿街乞讨。那时的坝塘镇街道狭窄，街边店铺林立，母亲抱着瘦小的她，挨家挨户地讨要剩饭。有时能得到一碗冷粥，有时则只能饿着肚子回家。
1900年春天，一场瘟疫席卷坝塘镇，许多贫苦人家因为买不起药物而丧命。陈玉英的父母为了让孩子能活下去，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将年仅一岁零三个月的陈玉英送给邻村孙家做童养媳。
在孙家的日子并不好过。从四五岁起，陈玉英就开始干活。清晨要去井边挑水，白天要喂猪放鸭，傍晚还要去菜园里拔草。婆婆脾气暴躁，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打骂她。冬天的寒夜里，陈玉英只能蜷缩在厨房的稻草堆里过夜。
十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荒让孙家破产。为了减少一张吃饭的嘴，婆婆将陈玉英送到县城里帮佣。就这样，陈玉英开始了漂泊的生活，先是在县城的茶馆端茶倒水，后来又辗转到了长沙，在各家大户人家做工。
1925年冬天，陈玉英在赵恒锡将军府上当佣人。这位湖南省的军阀大员家中规矩森严，下人们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打扫庭院、准备早餐。陈玉英常常因为一点小错就被管家责罚，有时甚至一整天只能吃窝头。
然而，命运的转折点在1926年的深秋悄然到来。那天，赵府的一位厨娘告诉陈玉英，望麓园那边有户人家在找佣人。这个消息改变了陈玉英的一生，让她从一个普通的佣人，逐渐成为了一段波澜壮阔革命历史中的重要见证者。
1926年12月的一个早晨，陈玉英来到了望麓园一号。这座建于清末的园林建筑掩映在湘江岸边的树木之中，庭院幽静，颇具书香气息。她不会想到，这里的主人将给予她前所未有的尊重，也让她亲眼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二、革命家庭中的特殊身份
走进望麓园的第一天，陈玉英就发现这个家庭与以往她工作过的地方完全不同。杨开慧不称她为＂佣人＂，而是直接叫她＂玉英＂。饭菜从不分主仆，大家围坐在一起用餐。这在当时的长沙，是极为罕见的。
那时的杨开慧已经怀有身孕，由于毛泽东经常在外从事革命工作，家中的大小事务都需要她来打理。陈玉英主动承担起了照料孩子和料理家务的工作。每天清晨，她会先去菜市场买些新鲜蔬菜，然后准备一家人的早饭。
1927年初春，杨开慧生下了第三个孩子毛岸龙。陈玉英不仅要照顾产妇的饮食起居，还要照料年幼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她常常一边做饭，一边哄孩子们玩耍。有时候杨开慧需要外出参加地下工作会议，孩子们就全权交给陈玉英照看。
在望麓园的日子里，陈玉英经常看到一些穿着朴素的人来访。他们与杨开慧交谈时总是压低声音，谈话内容她听不懂，但能感觉到事情的严肃性。每当有客人来访，她都会主动煮一壶茶，然后悄悄退出房间。
1927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一群身着便装的共产党员匆匆来到望麓园。他们带来了紧急情报，说反动派即将展开大搜捕。杨开慧立即让陈玉英帮忙将家中的文件资料藏到院子里的老井下。从那天起，陈玉英开始参与到更多秘密工作中。
随着形势日益紧张，望麓园经常会有地下党员来避难。陈玉英负责为这些同志准备饭菜和休息的地方。她将地下室收拾出来，在里面铺上稻草，作为临时藏身之所。每当有可疑人员靠近，她就会装作在院子里晾晒衣物，借机发出警示。
1927年＂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长沙城。杨开慧不得不带着孩子们频繁搬家。陈玉英寸步不离地跟随左右，帮助照看孩子，传递信件。她将自己的积蓄全部用来购买生活用品和药品，以备不时之需。
在这期间，陈玉英和杨开慧的关系从主仆逐渐变成了姐妹。两人常常在深夜里低声交谈，杨开慧教她认字读书，告诉她为什么要进行革命。虽然陈玉英文化水平有限，但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每当有人询问家中的情况，她总是机警地应对，从不透露任何可能危及安全的信息。
1928年秋天，长沙的形势更加严峻。一天傍晚，杨开慧将三个孩子托付给陈玉英，叮嘱她带着孩子们暂时离开长沙。就这样，陈玉英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躲进了城郊的农家，开始了更为艰难的地下生活。
三、危难时刻的选择
1930年10月的长沙，秋风萧瑟。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共产党人及其家属的搜捕。一天深夜，数十名武装警察突然闯入杨开慧居住的院落，将她和陈玉英一同抓捕。两人被押送至长沙陆军监狱。
这座建于清末的陆军监狱，是当时湖南最森严的牢狱。高墙之内，十几间阴暗潮湿的牢房排列成行。杨开慧和陈玉英被关押在最里面的一间牢房。房内只有一个巴掌大的透气窗，终日不见阳光。
狱警们认定陈玉英只是一个普通的佣人，对她的审讯并不严格。这给了她可乘之机。每天打饭时，陈玉英都会仔细观察狱警的换班时间，摸清了监狱的作息规律。她发现，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看守最为松懈。
利用打饭的机会，陈玉英开始为杨开慧传递外界的消息。她装作去厨房帮工，实则暗中接收地下党组织送来的纸条。这些纸条被她小心翼翼地藏在饭盒夹层里，再转交给杨开慧。
1930年11月初的一个早晨，陈玉英在打扫监狱院子时，发现了一个被丢弃的旧报纸。报纸上刊登着红军在江西取得胜利的消息。她将这份报纸撕成小块，混在泔水桶里带回牢房，交给了杨开慧。
随着时间推移，狱警们逐渐放松了对陈玉英的警惕。她获准在监狱里自由走动，帮助做一些杂务。她借此机会，将杨开慧写给组织的信件藏在打扫用的破布里，再通过送饭的工友转交出去。
1930年11月14日，一个阴雨连绵的早晨。陈玉英照常去打早饭，却发现监狱里的气氛异常紧张。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进入了监狱。她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赶紧跑回牢房，想要告诉杨开慧。但已经来不及了。
当天中午，杨开慧被提审。临行前，她将一个用破布包裹的小包递给陈玉英，叮嘱她一定要交给组织。那个包里装着杨开慧在狱中写下的全部材料，包括给毛泽东的信，以及一些重要的革命文件。
杨开慧被提审后再也没有回来。陈玉英在牢房里守了整整三天。第四天，她被无罪释放。走出监狱的那一刻，她立即按照事先约定的方式，将那个小包交给了在城郊等候的地下党联络员。
出狱后，陈玉英并没有立即离开长沙。她在城郊租了一间破屋，暗中打探杨开慧的下落。直到11月底，她才从一个狱警口中得知了那个令人心碎的消息。
1930年12月初，长沙开始下起了大雪。陈玉英在确认安全后，悄悄潜回了关押杨开慧的那间牢房外。她从墙缝里塞进一捧野花，然后转身消失在纷飞的雪花中。她知道，自己必须尽快离开长沙，去完成杨开慧临终前交代的另一个重要使命。
四、艰难岁月中的坚守
1931年初，陈玉英带着三个孩子辗转到达上海。这座繁华的大都市虽然人来人往，但对于带着三个幼童的她来说，处处充满危险。为了躲避追查，她不得不经常更换住处，从法租界搬到公共租界，再从虹口转到杨树浦。
在上海的第一个月，陈玉英靠做工维持生计。白天，她在一家纱厂当女工，晚上则在附近的小饭馆帮工。三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岸英才八岁，最小的岸龙仅四岁。她将孩子们安置在工人聚居区的一间阁楼里，每天清晨煮好粥和咸菜才出门。
1931年春节前夕，上海的物价飞涨。陈玉英的工资已经难以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这时，地下党组织派人送来了一笔经费，但她却将大部分钱用来给孩子们添置御寒的衣物，自己仍穿着那件破旧的棉袄。
为了让孩子们接受教育，陈玉英想方设法将岸英和岸青送进了一所平民学校。她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市场捡人们丢弃的烂菜叶，回来熬粥时加进去，好让粥能更有些营养。晚上，她就着煤油灯给孩子们讲他们的父母当年在望麓园的故事。
1932年1月，日军突然轰炸上海。租界内一片混乱。陈玉英带着三个孩子在防空洞里躲了三天三夜。当时最小的岸龙发起高烧，她用身上仅剩的钱买了一些退烧药，自己则饿着肚子。
战事暂缓后，地下党组织认为上海已经不安全，决定将孩子们转移到南方。陈玉英带着他们辗转到达福建。途中，她将自己的一块银元分成三份，分别缝在三个孩子的衣服里，以备不时之需。
到达福建后，组织安排他们暂住在一个山区村庄。这里虽然偏僻，但也正好可以避人耳目。陈玉英白天在村里帮人耕种，换取一些粮食，晚上则教孩子们认字。她总是说，你们的母亲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你们也要好好读书。
1934年秋天，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组织决定将孩子们送往苏联。临行前的那个晚上，陈玉英熬了一锅红糖粥。这是孩子们在上海时最爱喝的。她将杨开慧留给孩子们的几件遗物分别包好，交到他们手中。
送别的那天，天刚蒙蒙亮。陈玉英站在码头上，看着载着三个孩子的船只缓缓驶离。她知道，自己完成了对杨开慧的承诺，保护了孩子们的安全。但她的使命还没有结束，她还要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34年底，陈玉英回到湖南，开始了新的地下工作。她以卖油盐的小贩为掩护，在乡间传递情报。每经过一个村子，她都会留意打听红军的消息。她知道，总有一天，革命的胜利会到来。
五、重逢与告别
1949年春，北平解放后不久，陈玉英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信中说，毛岸英已经从苏联回国，正在寻找当年照顾过他们的陈阿姨。彼时的陈玉英已经在湖南农村生活了十余年，靠做些小生意维持生计。
1949年5月，长沙解放。陈玉英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她收拾起这些年来珍藏的照片和信件，搭上了北上的火车。火车走走停停，用了整整七天才到达北京。
在北京前门车站，已经长大成人的毛岸英早早等候在那里。当年那个瘦小的男孩如今已是一位英姿勃勃的青年。岸英紧紧拉着陈玉英的手，带她来到中南海。
中南海的会客室里，陈玉英见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毛泽东。她将当年杨开慧在狱中托付给她的那封信和一些文件交给了毛泽东。那些年来，她一直将这些物品贴身保管，经历了无数次搜查和逃难，始终未曾遗失。
1950年春节，陈玉英应邀参加了在中南海举行的团年饭。席间，她得知毛岸青已在东北工作，最小的岸龙也在苏联学习。那顿饭她吃得很慢，仿佛又回到了望麓园的日子，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坐在一起。
1951年夏天，陈玉英搬进了北京西城区的一所四合院。组织上给她安排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纺织厂当工人。每逢周末，岸英都会来看她，有时带来一些水果，有时带来一些生活用品。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毛岸英主动请缨赴朝参战。临行前，他专程来看望陈玉英。那天，陈玉英特意蒸了岸英最爱吃的红糖馒头。就像当年在上海时一样，她总是记得孩子们的喜好。
1950年11月25日，噩耗传来。陈玉英在家中久久伫立，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在长沙监狱送别杨开慧的时刻。她取出珍藏多年的那张全家福，那是在望麓园时拍摄的最后一张合影。
1952年，陈玉英回到长沙，参与了望麓园的修缮工作。她将自己保存的那些物品——杨开慧的手稿、书信、照片等，全部捐献给了纪念馆。每一件物品背后都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都承载着一段特殊的历史。
1956年，已经年过花甲的陈玉英退休了。她坚持每年清明节都要回望麓园祭扫。院子里的那口老井依然在那里，菜园子里种着的依然是当年杨开慧最爱的蔬菜。时光流逝，但那些记忆永远定格在了这座老宅院中。
1962年深秋，陈玉英最后一次回到望麓园。她坐在当年杨开慧常坐的那棵老树下，望着天边的晚霞。许多年过去了，她始终记得那个决定改变她一生的清晨，记得那个给了她新生活的革命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