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15日，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召开，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准备。

筹备会议共分为六个小组，第六小组则是负责国旗、国歌、国徽的方案。

7月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向全国征集国旗、国歌、国徽的方案，整个评选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有小组成员参加，还有徐悲鸿、梁思成、艾青等专家参加。

尽管各方面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国旗却是第一个确定下来的，加上毛主席后来了力主五星红旗的图案，因此在9月26日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国旗、国徽审查组一致通过了五星红旗的方案，并去掉了原设计中的镰刀、斧头图案。

不过，国徽方案中，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并没有合适的方案。一直到1950年6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才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图案。

相比之下，国歌的确认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怪圈。

与国旗、国徽一样，国歌最初也是向全国征集方案，并提交到政协会议上讨论的，可几次会议讨论下来，与会者均认为，就提交的方案中，并没有适合作为国歌歌曲。

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典礼，国徽暂缺无伤大雅，而国歌却不可或缺，因此与会者绞尽脑汁，都希望能遴选出一首符合要求的国歌。

可能是因为时间仓促，提交上来的方案，无论是歌词的推敲，亦或是曲谱，都很难令各方满意。

眼见新政协会议举行的日期将近，第六小组的成员也都紧张万分。

无奈之下，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同组员沈雁冰一同向中央写了份报告：

“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内可以完成，拟从现有流行的革命歌曲中挑选国歌。”

报告递上去以后，引起周恩来的高度关注，考虑再三，周恩来向第六小组推荐了一首歌：

“流行的革命歌曲中，最有名的是《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一首鼓舞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代表中国人民呼声的雄伟歌曲。它有长期历史，起过鼓舞全国人民斗争的号角作用，又是大部分人都会唱的歌曲，这是我个人的建议，请第六小组研究并征求委员们的意见。”

在第六小组最初几次讨论会议中，就有不少人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如今《义勇军进行曲》早已为世人所熟知，每个人都会唱。据说亲历过中国撤侨的工作人员回忆，侨民丢失了护照，高唱国歌证明自己身份。

不过，《义勇军进行曲》进行曲被确立为国歌，也经历过相当的波折。

这还要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说起。

1934年，为了支援抗日救亡运动，上海电通公司决定筹拍一部电影，并聘请了田汉写剧本，田汉在短时间内写了个电影剧本的梗概递交给了公司，取名《凤凰的再生》。

可没想到的是，就在田汉创作剧本期间，就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赤化”罪名逮捕，当时电通公司就聘请了孙师毅依照田汉未完成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剧本，孙师毅后来征得了田汉的同意，将剧本更名为《风云儿女》。

许幸之导演接手拍摄这部影片时，影片没有主题曲。

当时，身在狱中的田汉仍然在不住的构思剧本的创作。

田汉依托于剧情，原计划创作一首长诗，即为剧中主人公辛白华创作的《万里长城》，而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只是该诗的一节。

根据这首长诗的创作者田汉回忆：

“这首歌曲，我原想写的稍长，因(电影)摄制前，我即被捕入狱，就成为现在这样子。”

孙师毅接手剧本创作的时候，这首诗是附在第十五节后面的，但不是写在纸张上的，而是写在一张香烟盒中的锡纸上。因锡纸的衬纸被茶水沾湿，看不清字迹。

据我们能查阅到的资料上显示，田汉当时被捕入狱以后，妻子林维中到狱中探望，借着探监的机会将田汉写在香烟锡纸上的歌词带出来。

不过因为年代久远，就连田汉先生对歌词创作时的情形也有些模糊了。

1983年2月14日，夏衍先生在《北京晚报》上写了篇文章，其中谈到了《义勇军进行曲》：

“有人误传《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连田汉本人也模糊了，其实田汉的《入狱》一诗才是写在这种衬纸上的。在田汉入狱前，田汉已经交给剧组《风云儿女》剧本梗概，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就写在梗概原稿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书桌上耽搁了一个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

应该说当时这首原定是为剧中主人公创作的一首诗，经过一番波折后，意外成为了该电影的主题曲。

聂耳在了解到田汉被捕的消息时，听说他为电影写了首歌词，立即找到夏衍：

“听说田先生写的《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请交给我作曲吧。”

田汉与聂耳相交已经有数年，期间也有过配合歌曲的经验，因此夏衍便把词交给了他。

站在聂耳的角度上来讲，为这首诗配曲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田汉创作的这首长诗只是初稿，各方面都禁不起推敲，而且诗句中最长的一句竟然达14个字，也不大符合歌曲的创作的习惯。

可聂耳用他无与伦比的天赋，竟然在短时间内奇迹般的创作出了曲谱。

1935年4月18日，聂耳东渡日本避难，临走时已经完成了曲谱初稿，到日本以后经过数次修改，于四月底寄给了上海电通公司。

孙师毅收到稿件以后，又同聂耳几次书信往来，商讨修改方案。

历经三次修改后，曲谱终于定稿。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田汉创作的歌词还是聂耳的曲谱，一开始都没叫《义勇军进行曲》的名字，是电影的投资人朱庆澜将军看到聂耳曲谱上写着“进行曲”三个字，于是大笔一挥，在前面又写了“义勇军”。

1935年5月10日，电影还未上映，《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便已经在报纸上发表，后来又灌成唱片公开发表，一下子就引起了全国反响，以至于比歌曲晚20天上映的影片时至今日已大多不为人熟知。

《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与曲之间的配合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可这首歌被确认为国歌时，有关歌词是否要改引起了广泛争议，而且一争就是30多年。

1949年9月20日，毛主席、周恩来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商讨国旗、国歌、国徽、国都以及公元纪年等问题。

围绕国歌一事，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提交给座谈会的建议是：

“根据目前情况国歌一时制定不出来，是否可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之所以是代国歌，主要是因为当时围绕国歌征集上来的方案不符合各方的要求，加上时间紧迫，而诞生于抗战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传唱度最高，也容易被群众接受。

这一提议也得到了画家徐悲鸿的赞同：

“有些国家在没有正式国歌前，往往指定代国歌。苏联建国之初，曾以《国际歌》为代国歌。法国国歌《马赛曲》就是一支悲壮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与它差不多。抗战中它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

尽管与会代表中不少人都赞同这一建议，但也有人表示，歌词的立意已经不大符合形势。

毕竟《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抗战时期，而如今国内已经和平稳定，社会各个阶级齐心协力建设国家，与歌词的意思不符合。

李立三就曾表示：

“《义勇军进行曲》曲子很好，但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修改一下。”

不过，也有梁思成、黄炎培等人反对修改，他们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词曲浑然天成，改动势必要影响其完整性。

周恩来赞同对原词不做修改：

“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

座谈会开到最后，毛主席综合各方面的意见，赞同对原词不做修改，并做总结：

“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

不过，在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只是被定为代国歌。

因为9月26日才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月1日开国大典就要用，留给解放军军乐团排练的时间就很短了。

据组建开国大典联合军乐团的指挥罗恩回忆，9月27日《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代国歌，出于保密的需要，他并没有第一时间收到消息，一直到9月29日，《人民日报》上刊载《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与曲谱以后，他才正式接到消息，因此从确定乐器到排练，整个过程就只有1天。

更重要的是，开国大典联合军乐团要排练三首曲子，即当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演奏《东方红》；典礼开始时，演奏国歌；阅兵式过程中，演奏阅兵乐曲。

可后来开国大典呈现的效果却非常成功。

罗恩一直到晚年仍然为此骄傲：

“开国大典上，200人演奏，没有错一个音符！”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一唱就是十多年。

到了后来那个特殊年代，因为田汉先生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失去了自幼，因此在那十年间，国歌只是演奏乐曲，不唱词。以至于在当时，《东方红》实际上取代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1976年10月，在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华国锋、叶剑英粉碎了“四人帮”，社会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改变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国歌有歌无词的现状，不少人认为“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代国歌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主张修改歌词。从1977年10月至12月，国歌征集小组收到了全国69个单位318首应征歌曲。其中有不少是重新填词作曲的，也有一部分是在原曲的基础上填词创作。

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应该恢复原歌词，只是因为歌词的创作者田汉先生尚未平反，所以主张的人很少。

著名作家陈登科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代表，他就反对修改国歌歌词，并主张恢复原歌词，时隔多年以后，老人曾回忆：

“早在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歌词时，我就持有异议。首先是一个对国歌原歌词的情感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年代，就是唱着这支歌走进枪林弹雨，走上抗日救国战场的……因此，我们对田汉同志的这首歌词怀有深厚的情感。至于对新歌词，我们在感情上就接受不了。那些内容也是硬凑的，空空洞洞，索然无味。但由于当时田汉同志的问题尚未澄清，所以也只能议论议论，没有写出意见来。”

1978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修改歌词版本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

前进！前进！前进！进！

新修改的歌词是由李焕之创作，后来提交大会修改的，考虑到国歌不同于一般的歌曲，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还决定，除著名“聂耳曲、集体填词”外，一律不署编配者的姓名。

不过，从后来实际影响来看，这个版本的歌词在人们心目中并没有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不仅仅是年轻人，就连一些老一辈儿的人也都不熟悉。

当然，针对新的国歌歌词，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新歌词气势雄伟，内容高度概括，政治性强，也有人认为新歌词根本禁不起推敲，只是简单的口号式语句罗列。

1979年6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陈登科作为文艺界代表，第一个提出议案，要求大会讨论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原歌词。

陈登科提出这样议案，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田汉先生已经平反，在提出议案之前，他就同身边的人有过讨论，并询问过不少人，包括出席人代会的代表，发现能够熟悉完整的唱出新歌词国歌的人都很少，为此陈登科曾很气愤的表示：

“我曾亲自一个人一个人地问过上百位代表，他们绝大多数不会唱。你看，全国人大代表不会唱自己举手通过的国歌，岂不是个大笑话？”

陈登科与肖马、韩瀚（著名作家）商量以后，在议案中谈了三点恢复原国歌歌词的理由：

一、原国歌的词和曲，都是毛主席亲自参加选定的，经历届人大通过决定的；

二、现行的新歌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很粗糙，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对这个词反映冷漠，缺乏激情，且不易上口；

三、原词作者田汉同志已经平反，并有了明确结论。人平反，作品也应平反并受到充分的尊重。现在抽掉原词，以集体填词充数，这对国家的尊严、艺术的完整都是不严肃的，甚至使人感到有些不伦不类。

当然，陈登科的提议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与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一样，也有不少人表示歌词过时的问题。

陈登科当时提交议案以后，并没有引起激烈反响，到后来五届三次、四次人代会上，他还是就此问题不断的提交议案。

一直到1982年12月4日，五届五次人代会上，经表决后，大会决定：

“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

不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的转正之路，依然走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1954年9月20日，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宪法，但宪法中只是明确了国旗、国徽，并没有提及国歌，在后来长达半个多世纪里，国歌始终没有被列入宪法，一直到2003年，中共中央两次决定修改宪法部分内容，当时来自各省的代表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代表均认为，应该把国歌写入宪法。

“国歌与国旗、国徽一样，都是国家主权的象征。”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

2009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时，又有人提出要对国歌歌词修改，依然还是“过时论”一套逻辑：

“在奥运会领奖台、在和平友好外交仪式等场合反复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国歌歌词已不合时宜，国歌歌词未能传承中华民族文明历史，不能适应中国现实国情、服务中国的未来，也没有面向世界。”

只是这一次修改歌词的提议，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响应，因为原歌词同抗战时期一直唱到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人们对原歌词已经充满了感情。

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并于同年10月1日施行，标志着国歌作为国家第一声音，正式受到了法律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