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法制出版社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法治出版社有限公司的消息，引起业界关注。事实上，出版社的更名现象一直未断过，文化体制改革以来尤其突出。出版进化论集中梳理了国内60余家出版社的更名历程，找寻更名缘由，对比“新老面孔”下的出版业绩表现，看看社名（或品牌）对出版社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据了解，出版社更名的缘由大致分三种情况：

01

机构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带来出版单位更名

这种类型的更名，以部委出版社为代表。随着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一批出版社相继更名。比如，煤炭工业出版社的主管主办单位，经历几次机构改革，变成了应急管理部主管、应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主办，2019年，煤炭工业出版社更名为应急管理出版社。更名后业务范围从煤炭工业、安全生产领域拓展至应急管理、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综合应急救援、消防安全、森林和草原防火安全、地震灾害及防治、水旱灾害及防治、地质灾害及防治等相关业务领域。中国物价出版社成立于1988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逐步进入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物价”二字逐渐淡出，中国物价出版社于2003年11月更名为中国市场出版社，改名后开始以出版经济类图书为主要方向。从“物价”到“市场”的变革，体现的是理论与制度的创新，中国法制出版社更名为中国法治出版社亦是此理。印刷工业出版社更名为文化发展出版社的“原理”同样如此。印刷工业出版社成立于1981年，其前身是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图书编译室。建社伊始，主要编辑出版一般性印刷技术图书以及大型、综合性印刷行业资料图书等，是服务于印刷行业的专业出版社。2015年，该社正式更名为文化发展出版社，在前期积累和后期实践中完成了从行业类出版社向市场综合类出版社的转变，逐渐形成以文化、教育为主导，以印刷包装专业教材为特色，以社科、文艺、少儿图书等为方向的出版结构。中国大地出版社成立于1992年10月，直属国家土地管理局。1998年机构改革后，中国大地出版社归国土资源部领导。地质出版社成立于1954年3月6日，是国土资源部主管主办的中央级出版单位，2010年1月，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地质出版社和中国大地出版社人员合并重组，2021年组建中国大地出版传媒集团。1990年成立的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于2021年更名为中国建设科技出版社。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原直属国家建材工业局，2000年划转至经济日报社主管，2001年，国家建材工业局被撤销。更名后，该社致力于围绕需求广泛开展优质出版、线上教育以及宣传推广等服务，助力好建设人才培养和科技进步，凸显更大的社会责任。成立于1989年的中国人口出版社的更名，则反映了我国人口政策的变迁。该社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直属的中央级出版机构，2003年，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将卫生部的职责、人口计生委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撤销国家卫计委，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2023年，中国人口出版社更名为中国人口与健康出版社，业务范围重点放在围绕健康中国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卫生健康中心任务开展出版工作。

备注：转企改制是国家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取得的重要成果，因改制，社名加上“公司”、“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出版社有限公司、研究出版社有限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等等，出版进化论认为这不是严格意义的更名，在此不再赘述。

02

顺应社会变革开拓新领域打造新品牌

国有出版社从成立之初就定位明确，有相对固定的出版细分领域，如教育、科技、少儿、文艺、古籍、民族等，或者带着明显的地方色彩，所以，有些出版社仅从社名就知道其出版范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和出版产业本身的变革，一些出版社打破原有的分工局限和地域藩篱，或扩大业务领域，或突出所属资源，或重塑企业品牌，纷纷更名。当然，这也是出版社企业化运作的一个标志。比如，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完成转企改制，2011更名为故宫出版社，是迄今全国唯一一家博物馆系统的出版社，在“故宫”这一强势品牌的带动下，故宫出版社在出版资源开发、图书品牌建设、产品运营拓展方面均得到显著提升。如中国书法出版社是中国文联主管、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中央直属文化企业，原名大众文艺出版社，2014年改为现名，改名后致力于书法出版、碑帖整理和书法研究，出版模式由大众型转为专业型，并以活动带动出版，以项目带动出版，逐步走向“专、精、尖”专业图书出版的道路。

在这波改名潮中，一些地方出版社努力去掉地域化色彩，突出品牌特性。如河南教育出版社更名为大象出版社后，在教育出版、学术出版与一般图书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优势，走出河南，在国内国际树立起“大象”出版品牌。湖北辞书出版社2002年更名为崇文书局，据悉，原崇文书局是晚清四大官书局之一，所刻经籍，镌工精雅，数量众多，流布甚广，声名远播。后因战乱，被迫关停。有识之士倡议更名崇文书局，意在赓续前贤，继承文脉，昌明国学。

然而，并非所有出版社都愿意在社名中抹去地域标志。作为新中国少儿出版的“长子”，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注册了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有意增加“上海”二字，聚力原创儿童文学出版、重塑上海儿童文学重镇地位。此外，还有华东人民出版社更名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海天出版社更名为深圳出版社等。很明显，一线城市的地域身份对出版的赋能价值不可低估，具有极强的品牌说服力。有的出版社的更名好像有些“任性”。甘肃文化出版社最初起名为“奔马出版社”，但由于社名定位不够明晰，后又改名为甘肃文化出版社。据悉，1992年底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向新闻出版署提交的申办一家出版社的报告中，新出版社的名称叫“奔马出版社”。1993年6月8日，新闻出版署作出同意成立奔马出版社的批复。但批复下来后，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又觉得“奔马出版社”这个社名定位不够明晰，又申请改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3年12月3日，新闻出版署给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发出《关于同意奔马出版社更名的批复》，甘肃文化出版社由此诞生，目前是读者传媒旗下二级法人出版单位。该社以西夏学出版为特色，在西夏学、敦煌学与丝绸之路学、藏学、简牍学等方面颇有建树，也算充分挖掘了甘肃省的文化资源，名副其实。

有些读者或许会好奇，为何有些出版社能冠以“国家”和“中国”字样？伴随主管单位更名而变是原因之一。1996年，北京图书馆所属书目文献出版社更名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5月1日，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所属出版社也随之更名。此外，一批中央出版单位也在转企改制之际，纷纷在社名前加上了“中国”二字，如工商出版社、长安出版社、金融出版社等均在社名中增加了“中国”二字。

当传统出版遇见技术革新，音像制品应运而生，为了加强音像制品出版管理，成立了不少专门的音像出版社。传播技术进一步发展，进入电子化和数字化时代，音像出版社又更名为电子音像出版社，加上了“电子”二字。比如，安徽文化音像出版社更名为安徽新华电子音像出版社，四川省教育音像出版社更名为四川省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等。据了解，很多电子音像社都是独立运作，自负盈亏，部分电子音像社已经发展成了中型出版企业，比如河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再比如，安徽电子音像出版社于2012年正式更名为时代新媒体出版社后，在数字出版领域一路高歌猛进，用新媒体手段开发重大出版项目，建设全媒体出版平台与专题数据库，策划与开发独立的单项数字产品等。但有的电子音像社相当于出版社的一个部门，数字出版部和电子音像社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专职员工很少，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浙江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音像电子出版社、云南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等。

03

伴随出版业集团化浪潮下的更名行为

集团化是出版业做强的必由之路，将多个出版单位整合到一起，或用出版资源嫁接其他资源，用一个品牌统一，或许能实现“1+1＞2”的效应。不少出版集团非常重视集团化品牌的价值，如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成立后，其旗下的江苏古籍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江苏美术出版社、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等均冠以“凤凰”之名，分别变为江苏凤凰出版社、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同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等单体社也纷纷成立集团，走向集团化发展之路。

更名之举或许能为出版机构带来更好的契机，实现自我跃迁，但究其根本，对于出版机构而言，能否凭借内容硬实力推动出版业不断进步，为消费者创造更多价值，是其永远不变的初心，也是其在自我跃迁之后所肩负的宏伟使命。不容忽视的是，有出版社反映，受更名影响，出版社定位一时没有把握好，也会出现缺少选题的情况。这也让出版人进一步意识到，更名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出版专业化的定位必须有专业选题、专业能力作支撑，方能可持续和走得更远。

【编辑：张馨宇复审：穆宏志终审：马雪芬】来源：出版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