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海基力量替代 品的陆基空中力量。“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里，对固定基地的依赖程度只能说非常不确定，在 这一时期，我们可能会面临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没有陆地基地的情况，将需要航空母舰来提供浮动的机场，英国的空军可以从那里行动。"- 国防参谋长蒙巴顿勋爵致英国国防部长，1961年12月20日美国，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一样，可能无法像 过去30年那样指望岸基航空兵的可用性或生存能力。自 冷战结束以来，力量投射一直是主要任务，但战略形势 正在发生变化，海基航空对海上控制再次至关重要。正 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情况一样，该任务仍然是一个进攻 新的任务。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海军海上战略的改变，使海军 部队从70年代卡特政府指导的防御性、护航性角色回归 到进攻性姿态。然而，海上战略的重点仍然是中欧、挪 威和更广泛的地中海地区的陆地战线，

以及韩国、日本 很可能还有中国的战线。海军在假定的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向德国中部推进的侧翼采取行动，将吸引苏联的注 意力和资源从其主要行动中转移出来，削弱苏联的主要 军事行动，并有助于结束战争。 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也是一场由陆地事件驱动 的冲突，但其是冷战后海军部队不在海上打击对手的第 一次冲突，而他们的主要作战能力通常是用于海上的。 海湾战争标志着力量投射在陆地的回归，但所有的航空 单位都由联合部队空中司令部负责使用。海 湾战争的查克·霍纳将军（美国空军），拒绝 了海军关于空中战役的想法，其中包括攻击巴格达之前 的防空设施和在海军和空军之间划分地理打击责任（称 为“路线包”），就像在越南使用的那样。中央司令部指挥官诺曼·施瓦茨科夫将军支持霍纳，

而海军航空兵只不过是JFACC日常空中任务指令文件中的一个条目而已。空军可能并不总是领导整体空战的正确选择。JFACC 的职位往往是由负责地理（海上或陆地）的军种部门， 或为战斗带来最多飞机的部门来担任。尽管美国海军在 2001-02年的阿富汗“持久自由行动”中出动了72%的战 斗架次，但美军欧洲战区司令部选择空军作为 联合空军司令部，其总部设在意大利维琴察，远离红海 的航母或阿富汗的目标。这场战斗的重点不是海上，但 将JFACC放在离航空战斗力的实际来源和目标集这么远的 地方，只是因为缺乏反对意见。未来与同行对手的战斗 可能需要更接近战区，甚至可能在航母、宙斯盾巡 洋舰或指挥舰（如蓝岭号指挥舰或惠特尼号指挥舰）上 进行浮动部署。 在冷战后美国对欧亚大陆周围的战斗干预中，空军 通常是空中战斗的最大贡献者，

因此是作为JFACC的正确 选择。这通常不是因为在这些行动中没有航母舰载机可 用。事实上，航母往往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美国部队， 而航母舰载机提供了最初的空中支援，直到更多的空军 飞机能够部署到该地区可到达的机场来支持空中作战。 缺乏同行竞争者制约美军意味着，与预计的冷战时期针 对苏联的海上战略不同，美国航母可望在相当短的范围 内接近潜在目标，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如阿富汗和2003 在伊拉克战争中，在打击行动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 行为。缺乏对等竞争者也会促使冷战时期开发的远程海a军攻击机退役，而不必进行替换，如A-6入侵者和F-14雄 猫。 总的来说，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中以牺牲各军种为代价赋予地区指挥官权力的规定，倾向 于将航母编队与地面作战长期挂钩，进行打击行动，即 使更多的陆基飞机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这也打破了陆基 和海基航空任务之间的平衡。对于像阿富汗这样完全以 陆地为基地的低威胁战役，将两者合并到一个中 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战斗有海上部分的情况下，海基航 空兵可能需要驻扎在联合部队海上司令部。 中国作为一个对等竞争者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回归， 要求我们重新评估过去30年发展起来的联合空中力量的 做法。与对抗地区恶霸和非国家行为者的战争不同，对 等对手的防御会完全摧毁最近的短程打击行动。中国威 胁的地理环境和俄罗斯挑战的某些方面也是不同的，因 为它们都位于偏远的海洋地区，缺乏合适的、可防御的 陆基航空兵。印度洋-太平洋的广阔地区、俄罗斯太平 洋地区以及因气候变化而出现的北极地区，仅靠这些地 区的几个基地的陆基航空力量是无法进行巡逻的，更不 用说控制了。

美国的对等对手可获得的巡航导弹和弹道 导弹的精度提高和数量增多，也大大增加了这些空军基 地遭受攻击的脆弱性。现在的问题与其说是在陆基或海基航空兵之间进行 选择，不如说是如何在各种地理和作战环境中有效地分 配合使用两者。虽然自1990年以来，几乎所有的美国作 战行动都可以使用安全的陆基航空兵，但在面对对等的 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时，情况就不可能是这样了。伊 朗、朝鲜和暴力极端分子也有能力威胁美国的陆基航空 兵，这是萨达姆·侯赛因和伊斯兰国无法做到的。在一 些战区，如印度洋-太平洋和北极地区，以航母为基础 的航空兵能提供大部分的航空资产，海军指挥官可能同 时领导联合特遣部队的海上和空中部分--这是自冷战以 来从未见过的情况。 21世纪对海上空中力量的要求 在越南战争结束后，

美国海军从几十年来支持冲突 的岸上力量投射，如在朝鲜和越南，重点转向对苏联海 军的海上控制。1982年的福克兰群岛战争是自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海上控制任务中对航母舰载机最重要 的一次使用，并突出了小型航母在执行这一任务中的一 些挑战。冷战结束后，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国家政策使 美国海军回到了塞缪尔·亨廷顿所描述的角色，即“远 离海洋，面向其远处的陆地”。舰队行动（再次）转变 为利用航母飞机和巡航导弹在岸上进行力量投射。这方 面的例子包括两次海湾战争、9/11之后在阿富汗的行动 以及19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陆基航空在这些行动中发 挥了同样的作用。海军航空兵提供了早期联军的大部分 空中力量，阻止了伊拉克在1990年末继续进攻沙特阿拉 伯的行动。

与1990年一样，航母为2001年向阿富汗派遣特种作战部队提供了大部分的作战航空和最初的基地和支持 （75%），在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中，五艘航母提供 了重要的装备。在2010年代，航母在中东的后续部署继 续提供空袭支援，以支持持续的伊拉克和阿富汗任务， 以及打击ISIS 构成的威胁。2014年8月，航母舰载机在 已成为打击ISIS的第一种可用装备。航空母舰一直是所有这些行动的成功贡献者，因为 它们不需要部队地位协定、基地权和广泛的前沿基地来 运作。它们也不需要任何岸基航空能力所需的所有昂贵 的安全、设施和弹药库。虽然航母在这些角色上非常灵 活，但大国对手的回归，包括拥有大量导弹武器的主动 防御系统，要求重建打击力量的能力，以回击和摧毁复 杂的综合防空系统。 海军行动的地理环境 在舰队设计、武器组合和战术训练方面存在着非常 大的重叠，

以实现蓝水海域的控制和岸上力量的投射。 然而，将重点从支持西南亚陆地战役的海军行动转回到 大国对手的战斗舰队在近海和深海地区的潜在冲突，使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影响海上战略的一些重要的地缘政治 理论再次出现。美国海军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 汉关于通过击败对手的战斗 舰队来实现“海洋指挥权”的著作，在世界最重要的海 军中再次得到了认可。英国地理学家哈福德·麦金德爵 士的著作将欧亚超级大陆描述为一个“自在堡垒”，从 这里可以对世界上的海洋国家行使全球权力。中国和俄罗斯是有可能主宰这个“世界岛”的大国，在冷战后正 享受着重新崛起的机会。尤其是中国，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努力通过军事防御和专属经济区来控制 通往欧亚大陆的通道，决心主宰欧亚大陆的核心及其自 然资源。

美国、西欧、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 亚、印度、澳大拉西亚以及紧邻欧亚大陆的其他土地构 成了政治地理学家尼古拉斯·斯派克曼所说的“边缘地 带”。斯派克曼将这一地理上的中间地带描述为“边缘 海和地中海”的区域，该区域创造了一条“环形海上高 速公路”，在海权方面将整个地区联系在一起。如同20 世纪的大冲突一样，意图控制中心地带和周边领土的欧 亚大国再次威胁到了边缘地带大国，它们寻求建立对地 理上得天独厚的边缘地带大国的海军和海上优势，而这 些大国的贸易、通信以及最终的生计都依赖于海洋。 21世纪海上空中力量的任务 海军力量是保卫环太平洋地区海上贸易和通讯路线 不被意图夺取和利用的欧亚国家破坏的关键，而海上空 中力量是这项工作的核心，就像冷战时期一样。海上空 中力量的任务是控制行动区的上空，

控制海面和商业航 道，以及控制海面以下的海域。一路”倡议，并努力通过军事防御和专属经济区来控制 通往欧亚大陆的通道，决心主宰欧亚大陆的核心及其自 然资源。美国、西欧、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 亚、印度、澳大拉西亚以及紧邻欧亚大陆的其他土地构 成了政治地理学家尼古拉斯·斯派克曼所说的“边缘地 带”。斯派克曼将这一地理上的中间地带描述为“边缘 海和地中海”的区域，该区域创造了一条“环形海上高 速公路”，在海权方面将整个地区联系在一起。如同20 世纪的大冲突一样，意图控制中心地带和周边领土的欧 亚大国再次威胁到了边缘地带大国，它们寻求建立对地 理上得天独厚的边缘地带大国的海军和海上优势，而这 些大国的贸易、通信以及最终的生计都依赖于海洋。

21世纪海上空中力量的任务 海军力量是保卫环太平洋地区海上贸易和通讯路线 不被意图夺取和利用的欧亚国家破坏的关键，而海上空 中力量是这项工作的核心，就像冷战时期一样。海上空 中力量的任务是控制行动区的上空，控制海面和商业航 道，以及控制海面以下的海域。通过指挥海洋进行威慑--依靠力量投射和海上控制 --仍然是航母舰载机的最重要任务。航母航空兵的高度 杀伤力、机动性、持续覆盖范围和灵活性是这些任务的 组成部分。一些评论家将这些任务分开，但在现实生活 中，它们在海军部队中，特别是在航母机群中都是一体 化的，不可分割的。海上的航空母舰是一个完整的作战 单位，但也是一个灵活的作战单位，可以在短时间内根 据其搭载的飞机和安装在这些平台上的武器对所有这些 行动进行重新配置。海军自己的理论指出：

“我们训练有素，装备精良，随时准备夺取海洋的控制权，拒绝海 洋落入敌人之手，在岸上投射和维持力量，并针对各种 威胁开展海上安全行动。我们的多面性确保我们准备好 应对国家需要的任何性质”。航母仍然有能力进行这些 行动中的任何一种，并能在短时间内从一种行动转为另 一种。航母作战的政治层面：保证、威慑和征服 海基空中力量的政治/观念层面可能是最被忽视的 航母能力。五角大楼的部队规划者当时和现在都更关心 航母的成本，而不是其在保证盟友、威慑侵略以及在必 要时提供武力迫使对手满足美国要求方面的效用。这些 行动在冷战中期和后期变得非常普遍。随着冷战的结束 和9-11事件后20年的中东战争，这些行动都加速了。 2001年9月之后，已部署的航母战斗群将其任务重 点从直接保证威慑行动转移到西南地区的战斗打击上。

“持久自由”和“伊拉克自由”行动，以及随后对“伊 斯兰国”的打击，成为航母的主要任务。航母为这些行 动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它可以作为打击平台、特种作 战部队的海上集结基地（如“小鹰”号在阿富汗早期行 动中的情况）和人道主义服务行动的枢纽。这些例子包 括“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号在1994年向海地运送和支持陆军第一骑兵师和第82空 降师。相关例子还包括“亚伯拉罕·林肯”号在2003年 印度-太平洋海啸后的救援工作，以及“里根”号2011 年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后对行动的救援支持。【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下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