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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薛岳和冈村宁次堪称一对冤家对头。自武汉会战起，到南昌会战、长沙会战，这一对冤家在战场上打了近两年的交道。

在战场上，两军互有胜负；在私下里，二人互相佩服。虽未谋面，但神交已久。

那么，薛岳和冈村宁次在指挥能力上究竟谁高谁低呢？

其实，这个问题早有答案。在武汉会战南浔线战斗的4次较量中就已经高下立判了。

薛岳这个人有两大特点，一是性如烈火，勇毅果决，在关键时刻敢于战场抗命；二是逢胜必骄。可这一骄傲，薛岳就容易出纰漏，容易被对手钻空子。

而冈村宁次这个人呢，则是一个矛盾复合体。一方面，他生性稳重，用兵谨慎；可另一方面又善出奇计，屡屡在不可能处出奇兵，攻敌要害。

这样两个人同时出现在武汉会战的江南战场上，注定不会平常，必定是一场精彩纷呈的大战。

南昌会战大意轻敌，败于冈村宁次的“闪电战”

武汉会战后，薛岳以在江南战场独抗冈村宁次第十一军以及几乎全歼日军106师团的战功荣升第9战区司令长官。

相对于武汉会战后期江北战场第5战区部队仓皇撤离的窘境，薛岳指挥的江南战场第9战区的部队则是很轻松地脱离与日军的接触，按照原定计划来到长沙，隔着岳阳与日军对峙。

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但意欲歼灭中国部队主力，逼蒋氏和谈的战略目标并未实现。

同时，由于在武汉会战后期，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有与东久迩宫稔彦王的第2军有争功的意图，故而在占领了德安后并未按照原定计划攻占南昌，而是直取武汉。

南昌当时是第3战区与第9战区的结合部，南昌在，第3和第9战区就可以连成一线，保障浙赣线的通畅。

浙赣线通畅，外援物资就可以通过浙江沿海地区仅剩的一小段海岸线输入，位于浙江西南地区的一些可用于军工生产的矿石也可以运往大后方。同样，大后方的物资也可以输送到第3和第9战区。

因此，冈村宁次在占领武汉后，就把目光盯住了南昌。

为此，冈村宁次调集了大量的火炮和坦克、装甲车，以101、106师团为攻击主力，准备对南昌发起一次“闪电战”。

可薛岳得到情报后却不以为然，他只看到了101和106师团为此次进攻南昌的主力部队，却忽视了冈村宁次调集大量机械化装备这个事实。

在薛岳看来，101、106师团是手下败将，是一支不知道重组了多少次的部队，战斗力不值一提。因此，他并没有把主力第74军的部署在一线，并且还以日军来攻的路线是在第3战区辖区为借口不予配合，这就酿成了大错，以至于南昌在优势敌军的“闪电战”攻势下失守。

其实，当时冈村宁次手中的兵力是不足的，在第3、9战区反击南昌的时候，冈村宁次手中已无可机动部队，只能向南京请求派海军陆战队来支援，这才稳住了阵脚。

南昌会战虽然是由罗卓英在一线指挥的，但由于薛岳的失误，造成反击南昌的中国部队损失达到了5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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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次长沙会战，9战区密电码被破译，败于阿南惟畿，4个军遭重创。

薛岳主政湖南之后，接收的其实是一个乱摊子。由于之前的长沙“文夕大火”，造成第9战区的内部人心惶惶，包括蒋氏在内的很多人都对能否守住长沙没有信心。

因此，在冈村宁次对长沙发起进攻的时候，蒋氏下令薛岳撤退。

在蒋氏看来，让薛岳撤出长沙，就可以避免当日在南昌会战中为了一城一地之得失，损兵折将五万余的惨剧。

可薛岳却认为，湘北的地形有利于防守。他早在湘北设置了数道防御阵地，如遇敌进攻，则可利用防御工事予敌以消耗，之后部队有计划地向长沙以东的幕府山和九岭山转移。待到日军攻到长沙城下时，第9战区各部早就将在长沙城下以逸待劳多时，定会击破已经人困马乏的日军。

此时，已经转移到幕府山和九岭山的部队则可趁势攻击日军的侧背。

为了延缓日军的进攻速度，第9战区发动民众，把日军进兵路线内的所有道路、桥梁全部破坏，田亩全部蓄水，粮食全部搬上山，实行坚壁清野。

同时，为了打击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大量的游击队随时出击袭扰日军。使用这种战法，既可以让日军的后方补给断绝，又断了日军就地补给军粮的可能。若非薛岳想给他日回归的民众留下居住的地方，他甚至还能把房屋全部炸毁。

果然，在这种战术的打击下，日军被打得生无可恋。好不容易推进到捞刀河一线的时候，冈村宁次发现了不好的苗头。薛岳哪里是抵挡不住节节败退？这分明就是诱敌深入，然后围歼的战法吗？

为此，冈村宁次只能下令全军撤兵。薛岳指挥部队追击，予敌以重创。

此役过后，冈村宁次被解除了第十一军司令官的职务，改为闲职。

在此一年后，第9战区无大的战事。

紧接着，在赣北的上高地区，罗卓英又率部打了一场漂亮的上高会战。两次大型会战的胜利，本来就逢胜必骄的薛岳更加飘飘然起来。

可接替园部和一郎担任第十一军司令官的阿南惟畿是个狡猾的人，他在发起第2次长沙攻略战的时候先使用了诈术，先派主力第6师团攻击第9战区的前哨阵地大云山，使薛岳误认为日军此来仅是例行的“扫荡”战，而非攻略战，从而起到了把驻守在新墙河阵地主力第27集团军杨森部调离的目的。

待到意图实现后，阿南惟畿立即用第40师团替换第6师团，第6师团转兵南下快速突破了新墙河防线，向二线阵地汨罗江防线挺近。

薛岳见中了阿南惟畿的声东击西之计，立即重新部署兵力迎战，可由于第9战区的密电码被日军破译，部队的调动已经被日军掌握，第9战区的26、37与10军均遭到日军重创。

第74军也在春华山一线遭到了日军第3、6两个精锐师团的攻击，伤亡惨重，连军长王耀武都差点被俘。

严格来说，第2次长沙会战是一次失利的会战，日军其实已经攻入了长沙。只不过因为两点才使得阿南惟畿不得不撤兵，一是，陈诚为了救援第9战区，在宜昌使用了“围魏救赵”之计，使得攻击长沙的主力第十三师团的早渊支队急于撤兵回援；二是，杨森的第27集团军切断了日军的后勤补给线，逼得阿南惟畿不得不撤兵。

此役过后，在蒋氏的严厉批评下，薛岳不得不深刻检讨了他在大胜之后的轻敌和骄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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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衡会战，薛岳再次逢胜必骄

第3次长沙会战，是薛岳军人生涯的高峰。这也是薛岳在第2次长沙会战后痛定思痛，以第9战区实际地形为参照，潜心研究出来的“天炉战法”之功。

确实，第3次长沙会战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仅有的一次承认自己失败的会战，这也让薛岳一跃成为了世界名将，在国内、国际上赢得了英名。

可不出意外的是，薛岳逢胜必骄的毛病再次发作，而且，这一次发作来的异常猛烈。

虽然说，长衡会战的失利存在着诸多客观因素，如日军的兵力过于强大，长沙城的部署存在失误等等。但不容否认的是，在明知日军此次来势凶猛的情况下，薛岳仍然坚持他的“天炉战法”，不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兵力，以至于被日军击败。

在此次会战中，横山勇采用的战法是，将兵力分为两个梯队，前后两次出击，对攻击目标实行波浪式交替推进，交替攻击。同时，部署有力部队于两翼配合作战。

具体战法是，当日军发起攻击时，按照以往第9战区部队的战法，是正面节节抵抗，两翼侧击、尾追。而此时日军第2梯队进攻的部队恰好把进行侧击、尾追以及在敌后破坏后勤补给线的在中国部队包围在中间予以歼灭。

同时，在外线的中国部队向长沙城接近，意欲包围正准备攻击长沙的日军时，在中国部队外线的日军适时出击，正好可以把外线的第9战区部队包围，把外线变成了内线。此时，攻击长沙的日军立即转向，向两翼突击，正好可以内外夹击第9战区部队。待到把外线的中国部队击退后，长沙城就变成了一座空城，指日可下。

不得不说，横山勇这一手还是很高明的。

果然，长衡会战打响后，薛岳叫苦不迭，部队在日军梯次攻击和两翼包抄的战术下，已经失去了联系，只能且暂且退，脱离了战场，长沙城变成了一座空城。

由此可见，薛岳性格中好的一面确实可以在关键时刻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并且能迭挫敌锋，立下大功。可他性格中不好的一面，尤其是“逢胜必骄”这个特点，也屡屡丧失歼敌良机，甚至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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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薛岳的张扬，冈村宁次就显得低调了许多。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狂妄。

武汉会战爆发前，冈村宁次由驻守在中国东北的第2师团长升任第十一军司令官。

一般来说，由师团长升任军司令官，是需要有个过渡的，都是先调回国内，在参谋本部担任一个职务后再外派出去。可冈村宁次越过了这个阶段。

由此可见，冈村宁次在日军中的受重视程度。

确实，冈村宁次回国接受任命之时，不仅受到了日皇的接见，还得到了据说是皇后亲手织就的一条围巾。

获此“殊荣”的冈村宁次立下誓言，一定要在中国战场好好表现，以报日皇夫妇的“知遇之恩”。

武汉会战打响后，冈村宁次指挥第十一军来势凶猛，一路狂飙突进，先是波田旅团连克马当、彭泽和湖口三城，后又占领了九江。在冈村宁次看来，不出一个月，他定会率第十一军在武汉城下与北线的第2军会攻武汉。

可接下来，冈村宁次的好日子过到头了。

由于九江的失守，九江守将张发奎被蒋氏撤职，遗下的职务由薛岳接替。这就意味着冈村宁次本来的对手由薛岳和张发奎两人变成了薛岳一人。

从表面上看，冈村宁次的对手由两人变成了一人，压力是减轻了，可其实，他的压力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因为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败，虽然张发奎和薛岳同出身粤军，两人的关系也不错，可毕竟二人的性格、指挥方式不同，是很难做到配合无间的。一旦二人在战场上的配合产生了分歧，反而会成为冈村宁次获胜的机会。

因此，张发奎虽然因九江失陷而被蒋氏撤职对中国部队是个损失，但在实际上是成全了薛岳。

冈村宁次率部占领九江后，又命从姑塘渡江的106师团向金官桥进攻，可受阻于李觉的第70军（仅有一个19师），十余天未能寸进。

当时，日军第十一军共下辖第6、9、27、101、106师团和波田支队（虽然是旅团编制，但火力堪比师团），直接用于江南战场的是除第6师团外的四个半师团，兵力大致在10万。再加上空军和海军的配合，中国部队没有40万以上兵力是无法抵挡日军攻势的。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如果单纯步兵之间的较量，中国部队除在炮兵方面与日军有较大差距外，其他方面还真的不差。

这其中的原因有三个：

其一、中国部队的老兵在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之后损失很大，但日军同样面临这种情况，现役的士兵在几次大战中消耗的也很大。

当时，日军的兵役制度比中国完善，在几次大战中补充进来的兵员大多数是一些刚退役不久的老兵，虽然年纪稍大，但论单兵的战术甚至还要超过一些现役士兵。

可问题是，这些后补进来的老兵也打得差不多了，再补充进来的可都是一些新兵了。

因此，从单兵素质相比，日军比中国部队单兵的素质强的有限，并非到了打不了的地步。

其二、日军中旅团以上的将领大多数都是一些50~60岁的人，虽然军事理论都有一套，也有丰富的带兵经验，但要论指挥作战的经验，还真的无法与年龄普遍在30~40岁之间的中国旅以上将领们相比。

这批中国将领虽然军事理论不见得丰富，但实战经验却远超日军那些50~60岁的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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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中国部队所差者，除空军和海军外，炮兵的差距是两军战力相差悬殊的根本原因。

日军一个师团（相当于中国的军）均配备有一个炮兵联队，而中国部队一个集团军才能勉强配备一个炮团。而且，这个炮团的指挥权还掌握在战区司令长官甚至蒋氏手中。

因此，一面是只打过平面作战的部队，另一面是打过立体化作战的部队，差距可想而知。这也是为何在抗战初期中日之间部队的战力比是4比1说法的原因。

这个说法并非指的是4名中国士兵才能打败一个日本士兵，而是综合力量的对比所得出来的数据。

而这个数据，中国部队知道，冈村宁次也知道，因此，冈村宁次才会犯了兵家大忌，不等101、9、27师团赶到九江集结，就以波田支队和106师团沿着瑞武路和南浔线向武汉发起了进攻。

可让冈村宁次没想到的是，106师团受阻于金官桥。而这时，101师团赶到。

如果冈村宁次把101师团投入到金官桥一线，以70、4、64军的实力虽然能够抵挡得住，但压力也会很大。即使加上李玉堂的第8军（第十军的前身），也未必能够战胜日军。因为101、106两个师团加起来的兵力加起来大致在4万，而70、4和64军加起来也不过7~8万人，按照4比1的战力换算，是抵挡不住的。

可冈村宁次却认为，与其把101师团加入金官桥正面强攻，不如走德星路偷袭德安。只要占领了德安，薛岳后路就将被截断，金官桥一线自然会被106师团攻破。

可冈村宁次想得挺好，可事实却是，101师团受阻于东、西孤岭，进展还不如106师团。因为薛岳早就预测到冈村宁次会出奇计，提前把王敬久的第25军和叶肇的66军部署在这一带。

这是薛岳和冈村宁次较量的首回合，薛岳占了上风。

可受挫的冈村宁次并没有灰心，他再出奇计，在第9师团赶到瑞昌之时，令第9师团以一个旅团的兵力偷袭岷山，截断金官桥方向中国部队第9集团军三个军的后路，从而与正面的106师团前后夹击。

可这次偷袭又被薛岳派出的第74军粉碎。日军一个旅团的兵力折损大部，只能仓皇退回瑞昌。

这是薛岳和冈村宁次较量的第2个回合，薛岳又占了上风。

鉴于第9师团受挫，冈村宁次调动正跟随在波田支队后方的本间雅晴第27师团南下支援，妄图占领武宁，向东策应已陷入困境的101、106师团。

这倒不是奇计，是冈村宁次为了打破困局的一招。可薛岳认为，101、106师团此时已经无力反扑，就调集在南浔线和德星路上的部队一同攻击第27师团。

这下子，第27师团吃不住劲了，本来是南下救援的，却不料成为了被救援的对象，在麒麟峰、张古峰一线，日军遗尸累累。连第27师团长本间雅晴都谣传被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击毙。

这是薛岳和冈村宁次较量的第3个回合，薛岳再次占了上风。

可是，由于薛岳调动南浔线、德星路的部队围歼第27师团，在防线上露出了一个长达5公里的空隙，而这个空隙又被冈村宁次抓住，他派106师团从这个缝隙穿插而入，意欲打通与27师团和联系，来一个内部开花。

客观地说，此次偷袭非常危险。可日军在穿插过程中被中国部队发现，薛岳得报后随即调整了兵力，把本来用于围歼第27师团的部队来了个集体向后转，把106师团包围在万家岭地区，差点全歼了这个师团。

这是薛岳和冈村宁次较量的第4个回合，薛岳大胜。

从这四次较量中，充满了军事艺术的“变”。薛岳是骄傲了一些，但还没到狂妄的程度。而日军则不同，他们认为《孙子兵法》中都是一些诈术，因此对被兵家奉为经典的《孙子兵法》也不屑一顾。

在他们看来，只要有了精良的装备和所谓的“武士”精神就可以包打天下了。

冈村宁次虽然是个稳重、谨慎的人，但也不能免俗狂妄这个秉性。

在武汉会战南浔战场二人的四次较量中，冈村宁次连续四次使用孤军“求变”，而薛岳则四次“应变”。

冈村宁次的“求变”，是主动地，是相对从容的，而薛岳的“应变”则是被动的，相对仓促的。

可这四次“求变”与“应变”的结果却是：

冈村宁次一变攻打德星路，受阻于东、西孤岭；二变攻打岷山，受阻于第74军；三变攻打武宁，27师团被包围；四变孤军穿插，106师团被包围于万家岭，几乎被全歼。

从这四次较量中，薛岳和冈村宁次的指挥能力谁高谁低，其实早就高下立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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