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已经七八十年了，其脆弱性、碎裂性、不公平性和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多，战争与和平问题需要重新进入中国战略视野的中心。

记得2023年底、2024年初，当乌克兰战场抗俄形势最低迷的时候，德国国防部长向德国国民和他的欧洲同僚们发出“必须在五年内做好战争准备”的呼吁，并且声称“俄军进攻北约”的情况有可能在2029至2032年发生。

接下来便是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乌克兰形势毫无悬念地成为绝对主导议题，紧张和焦虑情绪弥漫会场，欧洲政客在慷慨激昂鼓呼坚持援乌重要性的同时，也在大谈“欧洲面临的战争危险”，自主防卫意识前所未有地高亢，提高军费GDP占比成为基本共识。四个月后，访美进行卸任告别之旅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向拜登报告，北约32个成员国中的23个已将年度军费开支提高至相当于甚至超过本国GDP的2%水平，北约在2024年的军费总支出将较上年增长18%。

荷兰首相吕特已经基本内定将接替斯托尔滕贝格出任北约秘书长。随着俄乌战事的升级和外溢风险的扩大，他会不会成为首位被迫协调美国的欧洲盟国直接投入大规模区域作战的北约秘书长，成为一个颇具现实意味的疑问。

巴以冲突的爆发和外溢无论有何暗深背景，都打乱了美国和北约用较短时间支持乌克兰击败俄罗斯的战略预期与规划。一段时间来伊朗、黎巴嫩、叙利亚等“反美”“反以”力量蜻蜓点水式地介入冲突，以及多数阿拉伯国家动嘴不动手式的道义挺巴，均喻示着战争的可控一面，但由于牵扯方过于多元、“立体”，这场冲突仍加剧了人们的世界大战联想。

在2024年3月下旬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举办的第六届国际战略与安全论坛上，俄罗斯学者卢基扬诺夫宣称二战后国际秩序已“瓦解”，地区冲突外溢，“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在到来的路上”。我作为那个环节的主持人追问——“如果有三战，将是在谁和谁之间进行？”他回答，三战将是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对决。

事实上，“第三次世界大战”话术早已成为俄官方对乌军事行动叙事的一部分。俄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多次公开警告，局势已经到了“最后的边缘”，世界将继续“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与核灾难的边缘进行平衡”，全球性武装冲突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发生。美欧久拖的对乌军援陆续到位后，面对战场态势的重新升级，普京的口风也在转变，声称俄与北约之间如果直接发生冲突，将意味着地球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仅一步之遥”；美西方希望让俄遭遇战略失败，战略失败意味着俄“千年历史的终结”，然而击败俄罗斯是不可能的。

一直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艰难平衡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今年6月发出警告，欧洲领导人低估了普京的决心，忽视了战争可能带来的巨大代价，“未来三四个月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2024年美国大选渐入“佳境”，无论结果如何，都将开启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战略史上一个极特殊的阶段，世界诚惶诚恐地等待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性决一胜负，同时暗自为应对特朗普重新上台和美国霸权控制力的加速衰缩做准备。在特朗普竞选网站罗列的“Trump 47”50项任务清单上，“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赫然在列，理由是“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每天都在继续，我们冒着全球战争的风险。必须绝对清楚，我们的目标是立即完全停止敌对行动，需要毫不拖延的和平”。

特朗普一贯反对美国卷入不必要的战争，其首任也确实做到了带领美国远离世界上的冲突，此番把“避免三战”正儿八经当作施政纲领提出来，并非仅是竞选噱头。拜登政府笃定普京不敢为了避免战败动用核武器，特朗普对此完全不认同。

事实上，俄罗斯的核战略思想正在发生从均势平衡到恐怖平衡的转变，美国的核战略思想转变又何尝不是如此。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假说也蔓延到亚洲。发端于欧洲和日本的“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论调被不断翻炒，对中国“武统”台湾的“2027恐惧”在美国国内引发了系统性的战略战术探讨，欧洲则把“台海冲突”视作必须对华“去风险”的重要依据。美国有人推演，一旦台海冲突引发美国直接介入，战火将不可能局限在中美之间，势必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此时如能激化印度与中国的边境争端，中国将腹背受敌。反华分子波廷杰（博明）是特朗普团队重要一员，他牵头进行的涉台政策准备已在把中国当作“第三次世界大战挑起者”，着手推动比现行政策更激进的军事威慑强化和正面作战准备。

朝鲜半岛的局势一段时间以来“烟火气”甚浓，朝鲜放弃和平统一目标，不断加强对韩国武备，通过支援俄罗斯对乌作战，换取军工特别是导弹技术的突破，结果是俄朝战略同盟合作与韩美日同盟关系同步强化，东北亚阵营对立局面更加突出。美国战略界并不讳言，如果朝鲜对韩发动攻击，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爆发。

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沙群岛仁爱礁缠斗正酣，防长特奥多罗为菲方将中菲海上对峙场面公之于世的“透明度倡议”自辩，宣称菲方这样做就是要让世界看到“以大欺小”的现实场景，用自己的办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反对现政府过度亲美政策的前总统杜特尔特警告说，菲律宾是通过共同防御条约与美国绑定在一起的，不要玩大了，小心被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驻菲大使馆和福克斯新闻等右翼美国媒体煽风点火力挺小马科斯的冒险主义政策，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可能从南海打响”的论调。

国际话语正在经历一场主要由西方唱响的“三战恐慌”，其反映的现实是：人们普遍意识到二战特别是冷战后的和平红利加速走向终结，全面的战争并不遥远；美国和西方的当权派和话术大师们加紧推卸自己在全球安全治理和冲突管控方面的责任，争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话语权，以此作为对“自由世界与威权联盟对决”叙事的延展。

波兰、波罗的海三国和部分原苏联空间国家认为，如果乌克兰战争外溢，自己必将首当其冲，存在亡国灭种之虞，提前预警欧洲伙伴不要等闲视之或者试图对俄绥靖，以免重蹈慕尼黑协定的历史覆辙。法国、德国、波兰则主要或兼有通过预警一场巨大风暴唤起“欧洲觉醒”的考虑，以此成就自己充当“欧洲领袖国家”的梦想，但它们皆纵深狭窄、实力有限，只能通过彼此互动共同搭建这种影响力，新的“欧洲三角”呼之欲出。

美国为了维护霸权主导力，正平行推进遏华与弱俄两场战略竞逐，同步应对两场地缘政治危机已是力不从心。美国并不需要策划和推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这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否则拜登政府不会竭尽所能避免在乌克兰直接下场，不会想方设法为中美关系架设“护栏”，政策极端保守化的特朗普也不会把“阻止三战”作为竞选纲领直接喊出来。美国需要的是把“全球乱源”“国际秩序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扣实到中俄等国头上，推进“自由世界与威权联盟对决”的叙事，做足“去风险”“降依赖”的文章，以此强化西方阵营共识，更有效地压制对手、敌手国家的发展空间。

俄罗斯也是“三战恐慌”的鼓吹者，其根本出发点在于恐吓那些促俄战败的力量。俄罗斯目前所处战略困局的根源在于用战争方式解决21世纪的问题，所谓“推翻旧的国际秩序”莫若是重建本土帝国的旗号。

如果没有记错，国际舆论场中上一次“三战恐慌”还是出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冷战期间，美苏对峙的核阴影、代理人战争的此起彼伏构成当时“战争焦虑”的基本背景，备战和竞争思维主导着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内外决策，民生和发展需求被严重忽视，也对冷战的终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包括中国在内，越来越多的国家认清形势，拒绝战争贩卖，走上了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的路，实现了自身的腾飞与跃升，以及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经济全球化也蓬勃兴起。

时隔半个世纪，世界大战的调门再度炙手可热并进入官方话语体系，不能不发人深思、促人警醒。

固然环顾四周，似乎没有人真的在做把世界带入三战的“顶层设计”，但面对纷繁复杂且碎片化的安全挑战，国际社会浑浑噩噩，一些国家拘泥于国内政治、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的狭隘思维，目光短浅，不断押宝下注，急于取得眼前胜果，对和平的可持续性和安全的普惠性问题漠不关心，这不仅无助于解决当下的紧迫问题，还会不断引发展新的链式反应，导致局部战争升级外溢的风险无限放大。

固然时过境迁，各国利益紧密相连，但仍存在霸权国，其面对昔日手下败将的复兴可能和新崛起大国的赶超压力，无法仅凭自身力量竞赢，试图复制冷战战略，重挑阵营对立与隔绝，以此阻滞新崛起大国的进步。冷战永远先于热战，大国关系恶化永远是全球危机升级、国际治理失败的前奏，虽不必然导致热战，但也为热战的发生备足了条件。

“我们正处于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局面，各方都没有太多的政治让步余地，任何对平衡的破坏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基辛格博士说的这番话发表在2023年5月17日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上，成为他的政治遗言之一。所谓“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局面”，大概是指欧美治国理政者们的群体性梦游状态。1910年代，欧洲危机四伏，从奥匈帝国到塞尔维亚，从德国到法国，没有谁预谋旷世灾难，却都想抓住眼前危机成就自己的小算盘，最终合力上演了一出世界性的悲剧。

有明确观点认为，如果三战真的发生，将是“人类最后的战争”。首先，这将不再是不同力量极之间为争夺土地和霸权而进行的大战，而是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生存之战，因而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决出胜负。其次，这将是在新的技术层面上进行的战争，作战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战争疆域无限扩大，不仅最尖端的核导、空天、网络技术会被裹挟进来，人工智能得到广泛应用，无人化战争也将成为现实场景，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以结束敌对行动的道德必要性被极大弱化。第三，随着无人机、无人艇、集成作战、导弹技术甚至核技术越来越多地被非国家行为体掌握，加之自媒体对战争画面的直播，大国失去对战场态势的绝对掌控，也失去对战争道义性的独家定义权。

这些意味着，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没有谁拥有绝对制胜的把握，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情况将比比皆是，对任何国家行为体来说，手拿进入战场的钥匙却不掌握结束战争的按钮，而全球性战争的绞肉机一旦开启，将无休止转动，直到把所有人拖入至暗时刻。

如果国际社会放任当前国际局势中不安全、不公正因素的发展，坐视阵营化趋势的不断深化，并且任由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无序向恶而非有序向善，那么，“人类终极之战”就不是虚张声势、耸人听闻。

也不要忽视贸易保护主义和恶性科技竞赛的危害，它从来都是诱发世界大战的经济动力，与全球经济的衰退、国际矛盾的激化和民粹主义的盛行互为因果，而现在世界重新站在了贸易保护主义肆虐和科技壁垒高筑的境地中。别看特朗普把“阻止三战”挂在嘴边，但其一旦重新上台，将在世界范围内无差别推行“普遍基准关税”，同时重点针对中国发动新一轮贸易战，延续拜登政府的科技围堵策略。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极端保守化和孤立主义趋势不仅挑战着经济全球化的正常发展秩序，也同样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安全，不可能为任何国家开辟新的战略机遇期，理性的人绝不应欢呼它的重临。

30多年前，中国领导人走出“战争不可避免，还是要立足于早打、大打”的思维惯性，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进而做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的历史进程。这一判断是中国基于当时的国际处境、国内形势和国力水平，对世界认知的一次拨乱反正，以及对全球大趋势的一次主动抉择。

现在，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已经七八十年了，其脆弱性、碎裂性、不公平性和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多，战争与和平问题需要重新进入中国战略视野的中心。我们的判断必须扎扎实实，既不对美国和西方的话术随波逐流，也不对有可能扭转正确时代发展趋势的因素等闲视之。

今日中国已经具备足够能力，联合志同道合国家，影响国际格局和全球议程，让一些人鼓吹的三战失去土壤。如何使用并且用好这种能力，日益成为中国外交的高度优先课题。要看到绝大多数国家支持和平反对战争，要求聚焦发展议程，这是客观现实。即便是美国的盟友们，也不主张国家和全球议程的过度安全化。

中国走上国际舞台中央，不仅呼吁和平，也主动规划和平、缔造和平，才能继续牵住经济发展这个牛鼻子，按部就班走好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而这背后更重要乃至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不要自己做出错误的时代判断，也不要被什么人或力量裹挟进错误的时代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