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35军解放南京，标志着统治了中国22年的国民政府的垮台。

一直以来，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35军之前是一支起义部队，军长吴化文早先是西北军，后来投奔蒋介石，抗战时期还投降过日伪，一生四易其主，然而在人生选择的关键时期，吴化文毅然决然起义，投奔人民的怀抱，最终有了一个良好的结局。

吴化文听说35军率先打入南京后，也说了一句特别出名的话：

“咱们当了一辈子的妓女,最后却踹了老鸨子的窝。 ”

有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历史细节是，35军进入南京后干了五天警备部队，一直到4月29日。

这天粟裕急电24军：

“二十四军径开南京，并接替三十五军之警备任务，三十五军交防后沿京杭公路开杭州归建。”

不过，从粟裕给35军的电文也不难看出，他对35军还是有所担忧，据时任三野前委秘书的崔协祥后来回忆：

“粟老总让我叫机要秘书过来。原来他考虑到当时进至南京的部队一部分是起义队伍，当即要求电告该部队注意严格执行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

之后35军在南京执行了5天警备任务，期间严格执行野司命令，严肃军纪，秋毫无犯，给南京市民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严格意义上来讲，35军不算是一支纯粹的起义部队。

1948年9月吴化文率整编96军起义后，部队随即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5军。

要注意这个历史节点，因为中央下达《关于统一全军组织以及部队番号的规定》是在1948年11月。

应该说中央对全军统一番号其实早就有一个细致的规划，按照规定，中央原定三野编16个军，番号为从20至35军，可当时华东野战军只有12个纵队，所以预定的33至35军的番号，是分别留给渤海纵队、江淮军区部队以及鲁中南纵队的。

不过，在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部队起义，考虑到这一点，于是中央决定，将何基沣起义的59军部队与渤海纵队合并成立33军，张克侠起义的部队77军与江淮军区部队合并成立34军。

当时，原本留给鲁中南纵队的35军的番号已经给了吴化文部，所以在陈老总建议下，鲁中南纵队就合并到35军，原来吴化文部三个师分别进行了缩编，各自留下一个团，另外两个团由鲁中南纵队充实。

命令公布时，鲁中南纵队干部战士一度无法接受，自己竟然给汉奸部队合并了。

要知道吴化文过去在抗战时期，在鲁中一带制造过无人区，鲁中南纵队不少指战员与他更是仇深似海，关键时刻，还是陈老总站出来，亲自做鲁中南纵队的工作：

“华野编16个军，4个兵团。鲁中、渤海、江淮三个纵队不编，充实三个起义部队。这样合编对起义部队的进步是有帮助的，向他们说清楚我们没有把他们当杂牌看待，也没有当客人看待，而当自家人一样。”

吴化文大概也知道自己手上血债太多，后来在全军召开干部大会时，吴化文还曾站出来检讨自己的历史罪行，这才安抚了鲁中南纵队干部战士的情绪。

后来打进南京的35军部队，是104师312团3营，这支部队原来是鲁中南纵队46师138团，所以也并不是传闻中的起义部队打进了南京。

吴化文部起义后，对该部的改造并不容易，对于这一点，时任政委的何克希是有着很深刻的体会的。

更为重要的是，就连吴化文也必须要适应新形势下的需要，积极改造思想，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

在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中，曾泽生堪称是模范军人，但也不可避免的有此烦恼。

曾泽生一贯以爱兵如子出名，但起义后我军在部队中推动诉苦教育，曾泽生也曾被自己的下属批评，一时之间心里有些难以接受。

吴化文也是如此。

一次军官会议上，吴化文站起来讲话，还如以前一样江湖气十足：

“咱们过去跟妓女一样，今天跟这个，明天又跟那个，现在咱们‘从’了‘良’，嫁了个好丈夫，今后再偷人可不行了！”

吴化文本来就是打个比方，意思是咱们今天既然已经弃暗投明投奔了共产党，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朝三暮四了。可不料就这么一句话，时任副军长兼103师师长的杨友柏便拍案而起：

“我们跟了你半辈子，你却骂我们是妓女。走了，不开会了！”

会场只留下吴化文一脸尴尬。

政治部主任吴宪、副主任张象东也批评他比喻不当，赶紧派人去把杨友柏追回来，何克希命吴化文在会上做检讨，这件事情才算是翻篇了。

让吴化文意外的是，杨友柏竟然如此不给自己面子。

杨友柏是吴化文的老部下，过去几十年始终追随，而且杨还是吴的妹夫。在起义关键时刻，杨友柏虽然不明真相，但仍然坚定的追随吴化文。

要知道在吴化文宣布起义后，麾下不少将领都出现了叛逃的迹象，吴化文还曾严肃的处理过一批。

当时，杨友柏任吴部155旅旅长，该部下属的456团团长王玉臣没有按照计划向部队传达起义消息，而是选择了叛逃，并告诉了王耀武吴部起义的消息，王耀武事后曾派人去积极联络杨友柏：

“如果杨友柏能叛吴归来，可以提杨为八十四师师长（即整编84师）。”

可面对王耀武以官职、金钱的诱惑，杨友柏毫不犹豫的选择跟随吴化文，甚至还在幕僚劝说下，准备杀掉来劝他的王耀武水客，后来是在解放军联络员劝说下，杨友柏才没下手，而是假意答应。

吴化文部之所以出现叛逃者，主要也是绝大多数将领考虑到自己屁股不干净，以前和共产党军队打过仗，受伤血债累累，王玉臣自己手上就有共产党人的血，所以他害怕的逃走了。

杨友柏虽然没有叛逃，但二者情况类似，况且早年他还追随吴化文投降过日伪。

要说不担心解放军后续清算他们的罪行，是不可能的。

从杨友柏的行为上，不难看出这一点。

追随吴化文起义的，并担任师长的，只有何志斌还算是比较干净的，他投奔吴化文最晚，1946年时还曾率部起义过，只是当时被部下裹挟，他又投了国民党军，被安排在吴化文部。

何志斌是吴化文部起义将领中职务最高者，后来出任过杭州警备区副司令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可作为起义将领，何志斌身上也有不少毛病，他出任105师师长后，一次部队诉苦教育，他被副手李子久当面指责，气不过的他拎起大棒把李子久揍了一顿。

相比之下，吴化文倒是圆滑了许多，只是面临指责，他自己难免有些想不通。

起义前，吴化文在部队里基本上是说一不二，能够作为统帅数万兵马的将领，没有一点驭下的本事是说不通的。

据说以前吴化文提拔手下将领，通常都是叫来臭骂一顿、扇一巴掌，如果被打的人不反抗也不恼怒，三天以后就提拔他，这是吴在西北军时学的传统。

大汶口战败后，吴部损失了一个旅，王耀武为了拉拢吴化文，特意给他补充了不少兵力（何志斌的独立旅就是这时候补充到吴部的）。

吴化文打算提拔手下团长赵广兴（起义后任104师师长），就是把他叫来臭骂了一顿，扇了一巴掌，看他不卑不亢，三天后提升赵任161旅旅长。

可部队起义后，就是属于人民军队，干部任命选拔，都是由上级决定，吴化文自己只有建议权无任命权，让他心里很不痛快，更为关键的是，他对下属也不像以前那样，可以做到任意拿捏，相反他要时刻担忧部下对他的指责，哪怕是一个士兵，都能站出来指责他这个军长。

一来二去，吴化文的心里就有了疙瘩。

一次，吴的亲信少将高参田向前、妻子林世英到部队看望他，结果一进军营，就看见吴沉闷的躺在那儿，就问他什么缘故，吴就把自己在部队被士兵批评的事儿说了一遍。

田向前不仅是吴的亲信，还是吴的连襟，田的妻子是吴的姨太太宁宜文的妹妹，因此吴化文对田很信任，两人关系比较亲近，就连吴要起义的消息也是第一时间告诉他。

见吴化文郁闷，田直接开口劝：

“过去哪个士兵敢当面批评你，今天你能接受下级的批评，就很不错了。”

吴化文一听，心情稍稍好了许多：

“我可没有像何志斌那样，拿着大棒打李子久。”

35军整体经过改造教育后，全体官兵思想境界提高了不少，再加上后来补充进入的鲁中南纵队后，整个如同脱胎换骨一般。

不过与此同时的是，吴化文也逐渐淡化了在军中的影响。

1949年渡江战役，35军划归第八兵团，在原定的方案中，35军不承担繁重的任务，也不在第一批渡江的部队之列，只负责在江北岸牵制敌人，然而意外的是，蒋介石全面放弃南京后撤，我军从渡江后随即便转入追击，原定解放南京的二野第四兵团距离尚远，反而留在江对岸的35军成为距离南京最近的一支部队。

当时，政委何克希负责在前线指挥35军渡江，吴化文没和他们在一起，而是在后面一点的位置，据何克希回忆，当时他接到解放南京任务时，曾派人快马加鞭通知吴化文。

吴化文到这时才知道，自己的部队领取了这一光荣的任务，立马下令全军过江。

1949年4月29日，24军接替35军到南京后，35军划归第七兵团继续南下，后来就留在钱塘江北负责剿匪。

5月3日杭州解放后，吴化文出任了杭州警备区司令员。

1949年9月，35军下辖的三个师被划归浙江军区下辖，分别兼衢州、绍兴军分区和杭州警备区。

吴化文一生南征北战，身体情况一直不是很好，大军南下后不久，吴即赴上海疗养，据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还接到了不少来自山东老根据地百姓的举报，声泪俱下的述说吴化文的罪行，要求予以严惩，但被陈老总制止。

吴化文虽然幸免于难，但身心俱疲，想着要离开军队，还给当时在山东分校当军事教员的田向前写了封信，信中除了聊到了对新社会的新奇外，还表示自己很孤独，想复员回老家看看。

田向前担心吴化文胡思乱想，特意写信宽慰，并在信中说：

“你在山东制造了两个无人区，告你的状子不下五百份，若不是起义得到了解放军的保护，你早被人民惩罚了。依靠党，好好干吧！”

吴化文恍然大悟，回信对田向前表示感谢。

吴化文提出复员的请求后，引起了中央高度关注，毛主席甚至把吴化文请到北京，专门问他：

“你是不是受了委屈？”

受宠若惊的吴化文连忙摇头：

“主席，我在部队里工作得很开心。只是身体不争气，没办法全心思投入到部队上，想去外面转转！”

“哦！”

毛主席点点头：

“没受委屈就好，你想去地方看看去，我还是很支持的。”

1950年11月，吴化文复员到地方，不久后出任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交通厅厅长，至1962年去世前，仍担任着浙江省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