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军统，你最先想到什么？

“蒋介石的佩剑”戴笠？“特务头子”毛人凤？还是暗杀、窃密、白公馆，渣滓洞？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军统”还有不少间谍在大陆活动。

毛主席首次访苏时，他们甚至想炸毁专列，炮制一出新中国版的“皇姑屯事变”。

而军统最后一名“北平站站长”，直到1983年才被抓获。

这个“大间谍”曾几次被特赦，最后因“美女特务”而落网。

1983年2月随着李家琪的被捕，北京宣武区大耳胡同内，引起了一阵“舆论海啸”：

“瘸腿老李，怎么可能是特务呢！”

“他对王寡妇那么好，把云妹当成亲闺女，跟咱们街坊四邻处的也都不错，不会是抓错人了吧！”

李家琪56岁，秃头，体型矮胖，还有些磕巴，自从骑马摔倒之后就成了瘸子。

他属于放在人群里，绝对找不出的那个。

不过，李家琪的条件相当优渥，冰箱、彩电、大沙发一应俱全，还给养女仇云妹也全都安排上了。

仇云妹有胃病，李家琪就一掷千金，到处淘换药方子；仇云妹想学英语，李家琪就托香港的朋友寄来英文磁带；仇云妹的孩子要上学，李家琪就承担全部学费。

那时候彩电是个稀罕物，李家琪从不吝于分享，谁想来看都行，还贴心的准备上热茶、瓜子。

所以，李家琪在大耳朵胡同里的人缘特别好。

“知人知面不知心”，谁能想到，这个李家琪竟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军统”的“北平站站长”。

当2月1日，李家琪被带上警车的那一刻，他整个人都瘫软下来。

望着窗外的景色，他一言不发，心里五味杂陈。

进审讯室后，还没等民警提问，李家琪就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我招，我全招！我给境外特务组织提供了大量情报。”

李家琪近乎哀求的说道：“我对不起人民政府的宽宏大量！我还没活够，只想留一条性命！”

李家琪上高中时，加入了“华北铁血锄奸团”，后来当上了军统上尉参谋、大队长、保密局沂蒙特别组上校副组长。

1947年，李家琪因在鲁中南解放军，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

1953年，李家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前往青海服刑。

李家琪不思悔改，刚到西宁一年，就再次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监狱里，李家琪跟前国民党的一些“官员”走得很近，尤其是个叫陈天民的。

李家琪原本做好了跟陈天民在监狱中度过余生的准备，可1975年遇上了宽大释放。

国家担心李家琪回京找不到工作，还贴心的安排他留场就业，可李家琪居然又干起了老本行。

陈天民兴冲冲的跟李家琪说：“老李呀，我要走了，我儿子在荷兰开餐馆，我准备去找他。”

李家琪问：“不回来了吗？”

陈天民点点头：“你要有事，我可以帮你办！”

李家琪暗自窃喜，却摆摆手：“我没什么事。”

可当李家琪听说陈天民要去北京办出国手续后，便殷勤的说：“我跟你一起吧！我五叔和姑姑都在那里，也好久没见他们了！”

“我在外面有个妹妹叫‘家宝’，你出去后帮忙找找。找不到，就用国民党保密局的关系。”

陈天民临走的前一天，李家琪吐露心声：他想继续当特务。

所谓的“家宝”妹妹，只是接头暗号。

李家琪再三嘱咐：“你跟他们说，我叫‘郑辰’，代号是1078。联系上了，就用‘家宝’的名义给我写信。”

过了大概有小半年，“家宝”竟然真的来信了。

但这哪是什么“家宝”，分明是国民党特务机关。

信件不长，大体意思是，依旧想启用李家琪，并可以提供大量的“活动经费”。

李家琪一听高兴地不得了，竟乐极生悲，从马上摔了下来，断了腿，腰也成了重伤。

即便如此，他还是拄着双拐，跑到广州去见“接头人”李相材。

李相材瘦高个、黑西装，乍一看是个大学生，实际上却是专门负责传递情报的间谍。

李相材从包里拿出两台收录机、一本编密码用书、一盒香港出的黑头火柴，还有衣服和1000元特务经费交给李家琪，嘱咐他：“抓紧工作，有情况写信！”

至于李相材口中的“工作”，当然是要求李家琪窥探国家机密。

李家琪回北京后，住到了叔叔家里。

为了李家琪更好的“开展工作”，李相材又给他送来了一台彩色电视机、一架照相机、显微胶片、密写药片以及一封密写信和5000元特务经费。

胶片藏在了香烟包装纸的夹层里，信只有用特定的药水涂抹后才会显现出内容。

于是，李家琪又开始为保密局效力，并成为“华北地区特派员”，后来还成了“北平站站长”。

那个年代的电视机比较稀有，李家琪就招揽邻居们来家里看，借机套取情报。

久而久之，“五叔”发现李家琪这个侄子特别可疑。

他没有工作，但很有钱；问他李相材的身份，他也支支吾吾。

而且，李家琪竟然对五叔的女儿，也就是堂妹有非分之想。

五叔一怒之下，把李家琪赶出家门。

没了叔，还有姑，李家琪又跑到姑姑家借住，套取情报还是用“看电视”的“老套路”。

这次李家琪大胆起来，在家里安放了秘密电台，按照“上峰”的密令，向敌特机关密报了大量国内情报。

对于李家琪的“工作”，“上峰”十分满意，把他的经费从500涨到了1000。

不过，李家琪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李相材“失联”了。

因为李相材的间谍活动被公安机关发现，他本人被捕了。

李家琪向“上峰”提了个大胆的要求：派一名女“交通员”来。

李家琪到底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私欲”不得而知。

但是，女“交通员”迟迟未至。

毕竟除了李家琪这样死不悔改的敌特分子，谁会为了国民党去“卖命”呢。

1981年，李家琪在大耳朵胡同买了间平房，冰箱、彩电、大沙发应有尽有。

不久后，他结婚了，和一个比他大6岁的王姓寡妇。

李家琪相中的当然不是王寡妇这个人，而是她的女儿：仇云妹。

仇云妹在北京某银行工作，平时能接触到不少机密信息。

仇云妹虽然已经结婚生子，但经常回家看望母亲。

李家琪的目的很明确：接近仇云妹，套取情报。

面对李家琪这位“继父”，仇云妹刚开始还是有一定戒心的。

通常除了礼貌性的称一声“李叔”外，再不会多说一句话。

可久而久之，仇云妹改变了对李家琪的看法。

这个“李叔”虽然其貌不扬，但真的很“贴心”。

仇云妹从小就有胃病，一发作就疼痛难忍。

李家琪得知后，到处“托关系，找朋友”，带着仇云妹寻药方、托名医。

李家琪知道仇云妹的工资不算高，还得养活孩子，当即立下誓言：“不论花多少钱，咱们都得治！这费用，我掏了！”

仇云妹想要继续“进步”，但英语是“硬伤”。

李家琪便说：“别担心，我有个妹妹叫家宝，她在香港，我可以让她邮些英语课本和录音磁带。”

还有一次，仇云妹发高烧在自己家休息，李家琪知道后，拄着拐棍一踮一跛地走很远的路给这个“继女”送药。

而且，李家琪还给仇云妹买了缝纫机、电视机、自行车等一众“奢侈品”。

渐渐地，仇云妹对李家琪放下了戒备，两人也开始了闲聊。

李家琪装作很关心国家大事，仇云妹就经常给他讲些即将颁布的政策。

有时候，仇云妹会带些机密文件回家，李家琪就戴上老花镜，装模作样的说：“我能不能看看？”

仇云妹不知道，这些资料都被李家琪发给了敌特组织。

而那些家电、家具、特效药，就是她付的“报酬”。

李家琪前前后后共向敌特机关，发送了100多份情报，中央关于特赦战犯政策方面的文件。

李家琪频繁发报，公安机关早就盯上了他。

而李家琪最终落网，则与他心心念念的“美女交通员”有关。

蔡苹1948年跟着叔叔去了台湾，后来又到香港，嫁给了一位商人。

蔡苹回京探亲时，丈夫的朋友拜托她把一万元现金和一封密信，以“李家宝”的名义，捎给李家琪。

举手之劳，蔡苹也没有多想。

当蔡苹准备回香港时，公安机关出手将其逮捕。

蔡苹满脸无辜的问道：“我没有做什么啊，为什么要抓我？”

“因为你当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交通员，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警方回应。

蔡苹怎么可能不清楚李家琪的身份，只不过是揣着侥幸心理而已。

针对李家琪的“收网”行动，也随即开始。

最终，李家琪、蔡苹、仇云妹等人，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参考文献：

26年前一起轰动京城的潜伏特务案 法制日报

台湾记者眼中的国共谍战 帅哥美女担不了重任 国际先驱导报

谍战1949 凤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