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一粒灰,落到读书人头上

最爱历史说 2024-08-29 13:19:17

科举制被废的三个月后,1905年12月,清朝派出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为“预备立宪”造势。

五大臣的随员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即留学生。他们长期在海外游学,精通外语,了解外国情况,负责在沿途充当翻译、编译资料。同时,他们也是清廷废科举后选拔的一批新官员。

于是,我们在阅读这段历史时会看到如此“小众”的文字:

施肇基,考察各国政治大臣一等参赞、候选知府,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进士出身;

唐宝锷,翰林院检讨,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进士出身;

戢翼翚,外务部主事,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进士出身;

钱承鋕,商部主事,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进士出身;

陆宗舆,考察各国政治大臣二等参赞、内阁中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举人出身;

……

以上列举的留学生,在科举被废之后仍获得了进士、举人身份,而且是新设的“法政科”进士、举人,并凭此步入官场。这一时期,类似的人物比比皆是,他们的政治生涯跨越清末、民国。

谈到这一特殊现象,就不得不提,科举被废后,新旧潮流碰撞之下的选官制度。

科举时代,金榜题名是读书人的毕生追求。图源:网络

宦海多途并进

周作人17岁时,和哥哥周树人(鲁迅)一同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

这所新式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产物,由曾国荃创设,以培养海军人才为主,平时教授的课程有经史、英语、化学、物理、数学、驾驶、枪炮等。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学的是海军管理。他指望的出路,便是毕业后到政府的新部门工作。

但是,直到科举被废前夕,学堂中的许多同学还一心两用,一边念着ABC、学着数理化,一边偷偷翻阅经史子集、准备科举考试。周家人也认为科举是正途。周氏兄弟的祖父周福清是进士出身,因为科场舞弊案,仕途尽毁,导致周家陷入困顿。即便如此,家人们仍时常劝周作人回去考院试,至少当个秀才。

周作人说:“当时家里的人,大概还觉得当水手不及做秀才的正路,或者由于本家文童的力劝,也未可知。而同时在学堂本身也存在着这样的空气,这是很奇妙的,虽然是办着学堂,实际却还是提倡科举,即如我们同班丁东生告假去应院试,进了秀才,总办还特别挂虎头牌褒奖他一番呢。”

周作人的哥哥周树人对这段学堂经历也有过回忆。据他说,当时,很多人将新式学堂称为“洋学堂”,在这些人看来,到学堂读书,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等勾当。

周树人(鲁迅)青年时期。图源:网络

学而优则仕,终究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在那时的人看来,读书就是为了当官。1905年,科举考试这条入仕的正路戛然而止,这个延续了一千多年的选官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但官场上的迎来送往还远远没有终结,那么,此时该如何取得做官的资格呢?

实际上,在停废科举之前,清朝已经开始着手改革选官制度。

洋务运动中,官派留美的学生归国后,被安排到铁路、矿务、电报、商业、教育等部门工作。戊戌变法时,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对选官制度进行改革的思想主要是“行征辟,复选举”“开专科,纳西学”。庚子之后,打着“西狩”旗号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还没回京便已下诏,宣称“人才为政事之本”,敦促各省督抚办好学堂,培养人才。

历经多年的改弦更张,到1905年科举被废时,清末的选官制度呈现出旧制与新章并存的局面。

传统的选官制度,除了科举之外,还有捐纳、贡生、荫生等,其中部分旧制度在科举被废后仍得以沿袭。

捐纳,即未入仕者以捐得官。这是一种广受诟病的制度,在科举时代就破坏了选官制度的公平性,而且捐纳得官者往往有财无德,腐蚀吏治。

道光皇帝说过:“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准开捐?无奈经费无所出。”尽管清末新政提出了“停捐纳”的主张,但捐纳仍然存在,各省财用日匮时,甚至为收取捐纳,贬价求售,使捐纳更加腐败。

贡生,为府、州、县学生员选送至国子监读书者,意思是将人才贡献给皇帝,这是科举时代的另一种选拔方式。

科举被废后,为了帮遗留下来的贡生解决出路,清廷保留了贡生的选拔考试,但对考试内容进行变革,不仅要考经艺史论,还要考算学、地理、财政、兵事、铁路、矿务等。

荫生,指的是凭父、祖官品或功绩获得为官资格的人,这是清朝的特权阶级,也不是可以轻易废除的,懂的都懂。

不过,清末新政也对荫生制度进行改革。以前,汉官荫生是要参加考试的,满族荫生则无须考试。随着清末革命党的“排满”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清廷为了缓和矛盾,就让汉官荫生和满族荫生一视同仁,都不用参加考试,这是为了拉拢汉族士大夫。

再来看看新的选官制度。

科举被废前后,晚清以来开展的学堂、留学事业,以及清末新政中的种种改革措施,催生了学堂选官、留学生选官、议员选举、司法官考选、直省提法司及巡警道属官考选等选官制度。

当时,《大公报》发表一则“闲评”,说入仕的途径如此之多,将来必然出现“举国皆官”的奇景。别人问记者,那谁来做百姓呢?记者幽默地答道:“雇外国人。”

《大公报》的评论看似诙谐,但对那时的读书人而言,选官制度的革新将改变他们的命运。

当科举被废的晴天霹雳传到江浙时,周作人的同班同学丁东生可能要哭笑不得,说我这秀才算是白考了,而周作人总算可以摆脱家人的桎梏,去追求新时代的读书路。第二年,周作人从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后,便跟随哥哥周树人的步伐,考取官费留学日本。

这一时期,有人在出国留洋之前专门写一则广告,刊登于报:“来日学成回国之时,适中华仰才之秋也。”

学堂毕业不包分配

1905年,科举被废除时,中国各地新式学堂的学员共有26万人。到1907年,全国新式学堂学员激增至102万人。

对于帝国而言,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何吸纳其中的人才进入官僚体系,也是清末新政亟需解决的问题。学堂选官,正是后科举时代针对新式学堂推出的一项选拔制度。

早在科举尚未完全停废前,学堂选官制度就已萌芽。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颁行《学堂选举鼓励章程》,宣布凡是通过学堂选官考试合格的毕业生,可给予贡生、举人或进士出身的奖励,也就是取得做官的资格。两年后,张之洞等人根据这一章程,奏请规定了学堂毕业生选官制度的种种规则。

当时,全国各地兴起了各类学堂,大致上有三种类型:一是按照等级划分的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二是师范类的优级师范学堂和初级师范学堂;三是专门学习各种专业知识的学堂,如水师学堂、农工商学堂、法政学堂等。

相比科举时代的书院,新式学堂所习内容多为近代西方学校所传授的法律、工商业、军事、理工科知识,更符合近代中国的需求。

在科举被废后的一段时间内,来自各地学堂的优秀毕业生成为帝国官场的新宠儿。

有一次,为近代中国创办了诸多实业的盛宣怀奏请议论矿务之事。在这场辩论会上,科举时代提拔的官员和学堂选官制度选拔的新人一同参与讨论,其中,矿务学生张金生表现亮眼,让盛宣怀印象深刻。于是,盛宣怀力荐张金生和另外两名道员(省与府之间的地方长官)负责此次勘矿之事。

张金生不愧是学矿务出身,到了地方之后专业对口,把工作干得杠杠的。反观这两名道员,只读四书五经,不懂天文地理,让他们去挖矿实在是强人所难。上级领导得知此事后,就干脆让张金生取代其中一名道员,出任主持地方矿务的“帮办”。

一个初出茅庐的学堂毕业生,竟然靠着一身才能,得到领导器重,飞速晋升。这在官阶森严的清朝,是难得一见的画面。

无独有偶,在晚清进士汪康年所撰的《汪穰卿笔记》中,也写到了学堂毕业生得官后受重用的情况。

据其记载,湖南某州的一户人家举办婚宴,座上宾客有一年轻人“昂然气态出众”,备受瞩目。原来,这名客人是湖北一所师范学堂的毕业生,通过选官考试后,在当地负责筹办新政。另一个客人和这个年轻人有些交情,忽然上前问他:“最近听说有人要跟你谈婚事,你怎么不理人家啊?”

那年轻人答道:“我哪里有时间啊?我既要办好全州教育,领导还让我顺便管理本州的警察。”对方听了,徐徐说道:“你何不好好打听一下,那户跟你求亲的人家有三头牛呢!”此时,年轻人俯首沉思,不再说自己没空了。

看来,不管在哪个时代,穷书生都要为生计犯愁。但是,这名“寻常师范毕业生”,已经身兼一州的教育和警政之职,可说是年纪虽轻,前途无量。

不过,学堂选官制度不是说毕业包分配,而是要通过各项选官考试后,才“分别奏请赐予各项出身,分别录用”,还有很多毕业生无法入仕,只能自谋出路。

1903年,张之洞、张百熙等与京师大学堂教师合影。图源:网络

海归的前途

清末的官场新人中,除了新式学堂出身的学生外,还有留学生。

主张废科举的晚清名臣张之洞曾说:“出洋一年,胜读四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近代著名学者辜鸿铭曾经在张之洞的幕府中任职多年,据他回忆,有一回,张之洞送湖北学生出洋留学,诸生临行前来谒见拜谢。张之洞作为长者,说了很多话勉励即将远行的留学生,比如,“生等到西洋,宜努力求学,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带红顶,作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

辜鸿铭多年后回想起此事,特意加了句评论,说:“未脱于功利之念也。”

留学生,当时也称作“游学生”。早在洋务运动时,容闳就劝说清廷组织了第一批官费赴美留学幼童。到20世纪初,随着国运日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奔赴东、西洋求学,并在学成归国后投入时代的洪流之中。清朝希望将这些人才选拔到体制内,为国家所用,因此,留(游)学生选官制度应运而生。

和学堂选官一样,留学生选官制度也有一套规则。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在此前鼓励留学生出洋各项章程的基础之上,正式颁行了《考验出洋毕业学生章程》,以此规定选拔留学生为官的程序。

清末的留学生选官制度,基本上分为“学成考试”和“入官试验”两部分。

所谓“学成考试”,是指留学归国的学生,参加由学部举办的学业考试,考试结果分为最优等、优等和中等,按照成绩分别获得进士、举人等“等第出身”。章程规定,获得出身者需要加上学科字样,所以就有法政科进士、法政科举人,乃至医科、理科、商科、农科等,不一而足。

“入官试验”则是一种“廷试”,由皇帝亲自考察“学成考试”中式的进士、举人,再授予官职。鉴于光绪皇帝在位后期已遭幽禁、宣统皇帝即位时年纪尚幼,这项工作主要由阅卷大臣完成,再奏请钦定,考察的内容一般为经义和科学论说,可谓中西合璧、新旧结合。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是科举时代殿试的延续,反映了清廷仍企图用“天子门生”的光环来笼络读书人。

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统辖全国教育事业。同年,学部在保和殿举行了第一次留学生选官考试,共有13名留学生通过考试,获得“等第出身”,并授予官职。

在这一年的考试中,“金邦平、唐宝锷均著给予进士出身,赏给翰林院检讨。张锳绪、曹汝霖、钱承鋕、胡宗瀛、戢翼翚,均著给予进士出身,按所习科学,以主事分部学习行走。陆宗舆著给予举人出身,以内阁中书用。王守善、陆世芬、王宰善、高淑琦、沈琨,均著给予举人出身,以知县分省补用。”

1906年,留学生选官考试考官与学部堂官合影。图源:网络

清廷不仅为新毕业的留学生提供出路,也将功名赐予之前为清朝做出贡献的留学生。

1907年,袁世凯奏请朝廷,以“访问荐举游学毕业生”的办法,免试授予回国十年以上、政绩相对突出的留学生进士出身。詹天佑、吴仰曾、屈永秋、邝荣光四人得到准许,赐进士出身。

其中,詹天佑是中国首位铁路总工程师,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归国后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吴仰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过矿冶专业,回国后成为矿冶工程师,为建设开滦煤矿做出了卓越贡献;屈永秋是中国近代的第一代西医,曾主持北洋医学堂和天津卫生总局等事务;邝荣光亦是著名的采矿工程师,作为晚清留美幼童中最高寿的一位,他活到了1962年,享年103岁。

詹天佑。图源:网络

从1905年到1911年,清廷共进行七届留学生选官考试,通过学部考试而获得进士、举人身份的留学生,共有1369人。

由于海外留学人员日渐增多,清朝无法将这些学生一一招揽,还有很多留学生没能顺利地入仕,再加上反清斗争愈演愈烈,清廷早已不得人心,一些知识分子不再汲汲于功名。

1902年,年轻的周树人考取了公费留学生,东赴日本学习医科。后来,立志拯救同胞精神贫困的他弃医从文,希望通过文学来唤醒麻木的大众。不过,周树人最初从事文学活动并不顺利,他在日本翻译的外国小说只卖出了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少资金而无法出版,难以维持生计。

1909年,周树人回国,找到当时已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教务长的同学许寿裳,托他介绍了一份教员的工作。周树人对这一职务并不感兴趣,原想去上海的书店当编译员,但因为没有熟人竟被拒绝了。周树人在浙江当了两年教师后,1911年11月,被孙中山誉为“东南一英杰”的绍兴人王金发率领革命军攻下军械局,光复杭州。多年以后,鲁迅还经常在小说中描绘革命军进城的壮观场面。

进入民国后,周树人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职,后成为教育部佥事,适逢新文化运动兴起,他开始以“鲁迅”的笔名发表作品,从此蜚声中外。

鲁迅留学归国的经历,正是这一时期留学生的一个缩影。

时代的尘埃

清廷推行新的选官制度后,迅速在社会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教育的公平性。

科举停废一年后,国学大师章太炎做了一场演讲。对于曾被他称为“最恶劣”的科举考试,章太炎也说了几句好话,他说,科举考试好歹“带几分社会主义的性质”,富人和穷人都有机会求学入官。

章太炎说:“为甚隋唐以后,只用科举,不用学校?因为隋唐以后,书籍渐多,必不能像两汉的简单。若要入学购置书籍,必得要无数金钱。又且功课繁多,那做工营农的事,只好搁起一边,不能像两汉的人,可以带经而锄的。惟有律赋诗文,只要花费一二两的纹银,就把程墨(刊行官撰或士人中式试卷以为范例)统统可以买到,随口咿唔,就像唱曲一般,这做工营农的事,也还可以并行不悖,必得如此,贫人才有做官的希望。”

年少成名的刘师培在论“新政病民”时,直指学堂选官之弊端:“夫学堂之善于科举,夫人而知。然按其实际,则学堂之制,便于绅士富民,贫民鲜蒙其益,远不若科举之公。”

章太炎和刘师培都认为,新的选官制度存在不公,对民间的覆盖面不及科举制。

章太炎。图源:网络

当时,很多穷书生失去科举考试后,既上不了学堂,也留不了学,一下子失去了上进的途径。日后成为历史学家的蒋廷黻,老家地处湖南邵阳乡下,科举被废后,他的家长为了供他继续读书,就花费了大量金钱,把他送到省城上学堂,之后送到美国留学。而更多的人难以摆脱乡土的束缚,他们没书可读,就掀起“打先生”“烧学堂”的运动,盲目地宣泄不满。还有一些人前去投奔新军,后来成了推翻清廷的一股力量。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学堂选官、留学生选官等制度也带有清末新政的些许进步性质。

这两种选官制度本质上也是考试取官,而其选拔的人才接受过新式教育,涵盖了政法、医科、理科、商科、农科、文科等各领域,为巨变的时代中更为需要的人才。正因如此,很多清末入仕的学生日后成为了政府总长、各部高官或封疆大吏。

时也,命也。我们在开头提到了跟随五大臣出洋的留学生官员们。彼时的他们意气风发,都想为国家出力,可当时代的尘埃落到头上,不是所有人都能坚定地挺起脊梁。

从美国学成归国的施肇基(1877-1958),在清末新政后成为一名外交家。

1908年,施肇基任京奉铁路局会办期间,和沙俄铁路公司谈判,收回了松花江航行管理权。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施肇基为中国的五名代表之一,面对列强企图侵占中国利益的丑恶嘴脸,他和顾维钧等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上,施肇基作为中国代表,在列强干预的压力下,追回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强夺的德国在山东的部分权益。

国弱之时,施肇基等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在国际上举步维艰,但仍坚持外争国权。

参加华盛顿会议的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从左至右)。图源:网络

相比之下,曾赴日本留学的陆宗舆(1876-1941),在北洋政府任职时多次作为代表与日本交涉,他和曹汝霖、章宗祥等素有“亲日”之名,所经手的条款包括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西原借款”等。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国内爆发“五四”运动,曹、章、陆成为舆论攻击的靶子,被广大国民痛斥为卖国贼,陆宗舆被免职替罪后,在天津当起了寓公。抗日战争期间,汪伪政府成立,年过六十的陆宗舆被聘为伪行政院顾问。他早年受上级委派与日本交涉,名声尽毁,晚节依然不保,在汪伪政府当了一年顾问就病死了。

话说回来,选官制度固然重要,但选出来的官员于国于民是否有益,更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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