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淳二年（公元1266年）的七月，吏部侍郎李伯玉上奏说：“人才以培养为重，培养不在速成。清罢停童子科，平息追名逐利的风气来保护天真的孩子们的一颗纯洁之心。”宋度宗接受了这一建议。（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

童子科最早诞生于汉代，为选官取仕的科目之一，其首倡者为萧何。东汉之时，儿童年十二至十六岁，能“情通经典者”可以入选，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授以官职。唐以后科举特设童子举。唐制十岁以下能通经者、宋制十五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者，皆可应试，及第后予以出身并授以官职。而这样的制度设计，或许与“早出人才”为国所用的设想有关。此外，诸如西汉之时的霍去病，17岁就随卫青击匈奴于漠南，率领八百骑兵初战匈奴即大获全胜，歼灭敌人千余名，很有可能是这一制度得以坚持的重要原因。

对于帝王之人来说，治国理政需要大量的人才；人才从哪里来？在战争时期，从行伍中发现是很重要的途径；而在和平年代，科举则是主渠道。科举，给年幼者机会，并从中发现天资卓异之人，予以悉心培养，无疑是重要方法之一。也因此，才会有萧何当年的创制，以及后来不同朝代的世代相承。

但是，童子科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参试的人年龄太小，因此，一旦考取了功名，成了朝廷命官中的一员，那么，对名与利的追逐很有可能让他们丧失纯洁的本性——被后者所污染。为什么？因为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上，太多尔虞我诈、官官相护、贪污受贿一类的乌烟瘴气，哪怕是成年人稍不当心，都有可能沾染或者说是被毒化，何况说没有多少社会经验，世界观也没有成熟的孩子呢？所以，南宋咸淳年间的吏部侍郎李伯玉，才会因此向宋度宗表达了自己的忧思，并建议罢停童子试。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说，孩子小小年纪，记忆力强，外部世界的干扰相对较少，心无二用，委实是读书的大好时光。因此，如果天资卓异，那么，把他们召入“少年班”学习文化与科学知识，为他们早日成才创造条件，或许真的是很不错的主意。但是，把这么小年纪的孩子作为后备干部来培养，可能还真的有太多的问题，因此，罢停童子试，保护他们纯洁之心灵，乃是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好主意。或者说，对朝廷来说，为什么不能耐心一些，让他们自然生长，静待花开？

不仅如此，童子科延宕了至少上千年，但很少听说有成才的，更别提成大才的。有鉴于此，对李伯玉当年“人才贵乎养，养不贵速成，请罢童子科，息奔竞，以保幼稚良心”的建议，我们真的该为之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