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自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制度以来，东晋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时代，也就是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所谓的“典型的门阀政治”。这种制度，即使在东晋时期，也被人形象地用一句话来形容：“王与马，共天下”。这句话，是从司马睿刚登上皇位的时候，他自己都不敢独坐在皇位上，非要拉着王导一起坐在皇位上。其本质是王氏，庾氏，桓氏，谢氏等几个大族借助各自的势力、社会地位和势力，在不与皇室有任何亲属联系的情况下，通过与皇室的共同统治，实现了与皇室共同统治的目的。在中国，自从秦始皇建立了唯一的君王，这是前所未有的。

西晋灭亡后，司马因是一支旁支，在爵位和官职上都不甚突出，在与其余皇室成员的争夺中，被委以重建晋朝，共御外患的重任。司马睿能登上皇帝宝座，和南北两个世家大族的支持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在那个时代，各大族之首，有王导，有王敦堂兄弟，他们都出自琅琊王氏，一个为丞相，执掌朝政；一个在外地担任大将军兼荆州刺史，执掌军政。司马睿虽然有“中兴之主”之称，但是在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众多世家势力的掌控之下，却如同一个木偶一般。对权贵阶层的不满足和对绝对王权的渴望，使他下定决心冒险，通过拉拢党羽和掌握军权来逐渐消弱王导和王敦的势力，巩固王权。司马睿视丹阳尹刘隗和尚书令刁协两人为心腹之患，对他们的话唯命是从。王导的权利在刘隗和刁协等人的密谋下，逐步被削弱。司马睿等人，更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了在当地的势力扩张。

梁州郡守周访在太兴三年（三十二年）因病去世。甘卓，当时的湘州，被调到了梁州。王敦则借此机会，向他的心腹大臣陈颁求得湘州知府之位。司马睿和刘隗认为湘州地理重要，对荆州也有一定的制约意义，于是拒绝了王敦的上书，任命司马承为湘州太守。司马睿的几次“夺权”，都让王敦心生警惕。为了试探出真相，他向司马睿提出了一份奏折，陈了一些历史上的事情，比如那些被皇上猜忌，被小人挑拨，从而失去了性命，最终落得个灭亡的下场。司马睿很清楚王敦的用意，虽然他在明面上增加了王敦的权利与地位，但在暗地里，他对王敦的戒备之心越来越重，从而加快了权利的布置。为了加强自己的兵权，司马睿在大兴四年（321年）采用了刁协的方案，在扬州各郡县重新确立了僮客和良民的身份，使他们成为国家征收赋税和兵役的一个主要渠道；司马睿随即命令亲信戴渊，刘隗，两人出合肥，各据一方，占据淮阴，以求迟滞，甚至消灭王敦一方的势力。司马睿这一连串的安排，表面上是为了抵抗后赵政权的入侵，其实也是为了防范王敦，为日后灭掉王氏做好铺垫。王敦很清楚这一点，也很忌惮。一开始，他还想拉拢。于是，他写信与刘隗重修旧好，以求同心，扶助王室。刘隗看出王敦在图谋不轨，断然回绝。

这时，掌管着东晋最强大军队的祖逖，也就是当时他率领大军，立志北伐，光复中原的时候，他感受到了朝堂上纷乱的权力斗争，他忧心忡忡，悲痛欲绝，终于在这一年的9月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王敦所认为的敌人周访和祖逖的相继去世，使王敦有机会与司马睿等人一较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