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讨《三国》文献（上）
8月15日下午，大家研讨完《红楼梦》文献，接着就研讨《三国演义》文献。
第一个发言的是日本立正大学教授中川谕先生。他年近花甲，中等身材，头发花白，面容沉稳，戴了一付眼镜，显得特别彬彬有礼，温文而雅。
欧阳健、中川谕、徐乃为在会场
中川谕先生1983年进入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学习。在“汉文”课程中，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三国志演义》。后来，他对《三国志演义》的兴趣越来越浓，大学毕业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是以《三国志演义》为题的。在读博士生期间的1990年夏至1991年夏，他来到中国复旦大学留学，导师是章培恒先生。
回国后，花费两年多时间写成了博士论文《〈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1994年3月获得博士学位。1998年日文版《〈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正式出版，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又出版了中文版《〈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这次的论文题目是《关于〈三国演义〉嘉庆七年刊〈三国英雄志传〉》。
我不得不说，中川谕先生的发言是干巴巴的，但这个应该理解，你想一想，汉语不是他的母语，且留学中国的时间又不长，能用汉语把事情大体讲清楚就十分不错啦。
他的发言简述如下：要想了解清代中期这本嘉庆七年刊《三国英雄志传》的版本源流情况，就先要清楚《三国演义》版本的分类。
《三国演义》版本可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演义系统，一个是志传系统。
志传系统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志传繁本，一个是志传简本。
志传简本还可分为两个小系统，一个是志传小系统，一个是英雄志传小系统。
英雄志传小系统依然可以分为两个版本小组，一个是完全简本，一个是先繁后简本。
那么，对比异文后可知，嘉庆七年刊本是志传系统中的志传简本，是英雄志传小系统中的先繁后简本。
《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
中川谕先生还指出了刘世德先生的小问题。因为刘世德先生写过《〈三国志演义〉嘉庆七年刊本考论》一文，其中说到嘉庆七年刊本及其底本接近于黄一鹗本（即黄正甫本，黄一鹗，字正甫），或接近于杨美生本、黄一鹗本。
而中川谕先生认为，如果说嘉庆七年刊本与杨美生本接近还算可以，因为它们两本都属于英雄志传小系统，但说与黄一鹗本接近则不对了，因为黄一鹗本属于志传小系统。之所以出这个小问题，就是刘世德先生用来比较的简本比较少，恐怕只有杨美生本、黄一鹗本等几个本子。
实际上，杨美生本与嘉庆七年刊本虽然同属英雄志传小系统，但杨美生本是完全简本，而嘉庆七年刊本是先繁后简本，文字上仍有许多不同。比如，杨美生本在刘备出场时，只有外貌、姓名、年龄的介绍，而没有他少年时的故事，但嘉庆七年刊本全都有。
第二个发言的是线上的马儒君先生。他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政协工作，曾经撰写出版过介绍三国1400余处名胜古迹的图书《寻找三国》。这次的论文题目是《〈三国志演义〉志传系统版本更接近于小说稿本原貌的27个例证》。
《寻找三国》
马儒君先生说，大家知道，《三国演义》有演义系统和志传系统，两者的文字有较大的差别。那么，哪个系统的文字更接近于小说稿本原貌呢？
曾经的《三国演义》学会会长刘世德先生与常务副会长沈伯俊先生两人的观点就正好相反，刘世德先生认为演义系统的文字更接近于小说稿本原貌，而沈伯俊先生则认为志传系统的文字更接近于小说稿本原貌。在论文中，选用了27个例证来支持沈伯俊先生的观点，因现在时间有限，就简单讲几个例证。
第一个例证，在“董卓议立陈留王”一则里，演义系统的本子写到，大将军何进被宦官杀害后，袁绍、曹操等率部入宫，宫中大乱，众宦官带着太后等，“从后道走北宫”。但《后汉书·何进传》记载，他们是“从复道走北宫”。所谓“复道”类似现在带廊房的过街天桥。查志传系统的本子，基本上均为正确的“复道”。所以可知最早的演义本在据志传本修订时，因繁体字“復”与“後”形近，误将“復”写成“後”了。
第二个例证，在“关云长五关斩将”一则里，演义系统的本子写到，关羽等人被曹军将领卞喜骗到镇国寺，寺内已埋伏下刀斧手二百余人。这时，卞喜安排众僧鸣钟出迎，那知关羽巧遇同乡长老普净，两人一番家常话后，普净便向关羽暗示，“以手携拿戒刀，以目顾盼”。
其实，长老等僧人接客，是不可能带戒刀的，卞喜也不会让僧人带戒刀，以免关羽等人起戒心。查志传系统的本子，却为“以手携拿，以目顾盼”，只是用动作来表示。所以可知最早的演义本在据志传本修订时，错加了“戒刀”两字。
马儒君先生又讲了另外两个例子，就结束了。因为马儒君先生与我的看法比较一致，所以我就讲了几句，赞扬了他的观点和论述，但还没讲完，周文业先生插了一句：“文字的正确与错误并不能确定本子的先后。”
闽斋杨春元校梓《三国志传》
理论上讲，的确如此，我正准备解释这个问题……
突然在我的身后有人讲话了：“文字的正确与错误当然不一定能确定本子的先后，但我们的立场、观点是不会改变的，志传本肯定先于演义本，只说嘉靖演义本将‘板’改为‘书’，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对，周强提的那个例子。”周文业先生插了一句。周强，即已故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兆新先生。
“不是，是我首先提出的。”这位先生说完这句话后，便讲解了这个例子：在嘉靖演义本卷十二“张永年反难杨修”中，有曹操“遂令扯碎其书烧之”一句，句下有双行小字注：“柴世宗时，方刊板。旧本‘书’作‘板’，差矣。”而志传本都写为“操令破板焚之”，可见嘉靖演义本所说的“旧本”正是志传本。这就是志传本先于嘉靖演义本的铁证。
坐在后排的是所谓旁听者，桌上没有姓名牌。不过，可以说，身后的这位先生为我解了围，我转过身去，递上纸和笔，请他写上姓名和工作单位。纸交回来一看，上面写着：“王长友 江苏省社科院”。真是“久闻大名”呀。
《三国志通俗演义》
王长友先生，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74岁，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去苏联科学院进修，导师是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李福清。回国后，曾担任过中文核心期刊《明清小说研究》的主编。
有意思，第一个发言的让大家了解了《三国演义》有演义系统与志传系统这样的两个版本系统；第二个发言的让大家知道了《三国演义》还有演义本与志传本谁先谁后的争议。
接下来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发言的内容都是《三国演义》具体异文的分析。
第三个发言的是线上的樊锦先生。
他是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绿苹书屋的经营者，这次的论文题目是《明刊本〈三国演义〉汜水关、沂水关异文研究》。他说，《三国演义》中出现过十次左右的汜水关、沂水关，实际在地理方位上都是混乱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本人在河南洛阳的南部找到了一个伊水关。如果用伊水关来替代汜水关、沂水关，则可以解决地理方位上的各种矛盾。因此也许原稿就写为伊水关，只是后来误抄为汜水关、沂水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三战吕布的前后，出现了嘉靖演义本竟与志传小系统的本子文字相同的奇怪现象，即嘉靖演义本一个本子、志传小系统的黄正甫本等五个本子都写为“沂水关”，而其他版本在同一个地方均写为“汜水关”，如何来解释？
连环画《大战汜水关》
讨论一开始，一些人就不同意樊锦先生的原稿为伊水关的设想，他们认为，现在所有《三国演义》版本中都不曾出现过一次伊水关，所以伊水关为原文的可能性应该不存在。虽然汜水关、沂水关的地理方位都有错乱，但它只是《三国演义》众多地理错误中的一个问题。
周文业先生对嘉靖演义本与志传小系统的本子文字相同作了解释。他先说，河南的汜水关是正确的，而山东的沂水关是错误的；他又说，志传小系统的祖本并不是刻意去抄嘉靖演义本，而是《三国演义》的共同祖本写的是“沂水关”，大多数版本都改为正确的“汜水关”，但嘉靖演义本与志传小系统的祖本两者没有发现这个错误，没有修改这个错误，仍保持了原始的错误的“沂水关”。
听了周文业先生的解释，我表达了不同看法，说的意思是，一个现象，各自表述。其实，在当时的社会上，既流传着阳春白雪的演义系统的各种本子，也流传着下里巴人的志传系统的各种本子。
一般来说，两个系统的本子各自流传，互不干扰。但特殊情况下，也不排除参考的可能性。事实上，在这里很简单，志传小系统的祖本（或志传小系统一个主体小组的祖本）对嘉靖演义本采取了拿来主义，拿来了一些词语、一些句子、一些细节。
《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随笔》
如果按周文业先生的解释，除了嘉靖演义本之外，演义系统的其他本子各自都要改为汜水关，还有志传繁本的祖本、志传简本的英雄志传小系统的祖本也各自都要改为汜水关，这种版本的各自流传却又能达到文字趋同显然是十分困难的。
因此，事实应该是，《三国演义》最早的共同祖本写的是“汜水关”，而不是“沂水关”，后者只是演义本某些修订者早期改动的结果，又被志传小系统的祖本拿来了。
第四个发言的是苏泓月女士。
她是现居北京的女作家，各类作品有：《古乐之美》，人物传记《李叔同》，《宣华录——花蕊夫人宫词中的晚唐五代》等，是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2016中国好书奖的获得者。这次的论文题目是《〈三国演义〉糜夫人投井考》。
在“长阪坡赵云救主”一则中，赵云骑马杀出曹军阵地，却发现甘、糜二主母和阿斗没有跟出来，便又返回去找。在一矮墙处，找到了重伤的糜夫人和阿斗。赵云多次请糜夫人抱阿斗上马，但糜夫人怕自己拖累赵云救阿斗，遂在曹军逼近时，慷慨赴死。
叶逢春本随后的文字为：“糜氏弃阿斗于地下，遂将头撞墙而死。（批语、赞诗）赵云就推土墙而掩之。”志传系统的本子基本都是如此的“撞墙死”。
嘉靖演义本随后的文字为：“糜氏听得，弃阿斗于地上，投枯井而死。赵云恐曹军盗尸，推土墙而掩之。”演义系统的本子都是如此的“投井死”。
苏泓月女士觉得，志传系统的“撞墙死”应该是原作的文字，而演义系统的“投井死”则是后人的改编。
叶逢春刊本《三国志史传》
前面说的嘉靖演义本与志传小系统的本子文字相同的现象再次出现了：
黄正甫本等几个志传小系统的本子为：“糜夫人见云相逼，遂投枯井而死。（赞诗）赵云见主母投井，恐曹军盗尸，推倒土墙掩之。”相同的不仅有“投枯井而死”，还有“恐曹军盗尸”。
时间已接近晚上6点，还有6人次需要发言，所以，大家都比较自觉，就不再展开讨论了。
第五个发言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生杨子尧，他的论文题目是《不同版本〈三国演义〉间末代皇帝卒年记述差异及其叙事传统试探》。
在《三国演义》小说的最后，有魏、蜀、吴三国之主卒年的叙述。
杨闽斋本（可惜叶逢春本缺了这最后一卷）为：“后来，故魏主陈留王曹奂殒于晋太安元年，蜀主安乐公刘禅殒于晋太始元年，吴主归命侯孙皓殒于晋太康四年。三国之主尽皆善终。”志传系统的本子基本都是如此。
嘉靖演义本为：“后主刘禅亡于晋太康七年，魏主曹奂亡于太康元年，吴主孙皓亡于太康四年，三主皆善终。”演义系统的本子都是如此。
《北京藏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
前面说的嘉靖演义本与志传小系统的本子文字相同的现象第三次出现了：
黄正甫本等几个志传小系统的本子为：“后来，后主刘禅亡于太康七年，魏主曹奂亡于太康元年，吴主孙皓亡于太康四年，三国之主尽皆善终。”中间三句几乎全同嘉靖演义本，而前后两句又全同别的志传本。
杨子尧先生认为，最早的志传本更接近原本原貌，在写三主卒年时，是查了史料的，只是“太始元年”错了两个字，应为“泰始七年”。从采用司马昭赐给刘禅的“安乐公”称谓，同时对曹奂、孙皓采用“陈留王”、“归命侯”这些晋国封号，都表明叙述者是站在晋朝的情感立场上的。
而嘉靖演义本的修改，将刘禅称为“后主”，显然将情感立场倾向于蜀汉正统了，而且，不顾历史的真实，统一修改为“太康”，显得三主卒年相近，几乎同时走向了人生的终点。他还认为，志传小系统的祖本出于商业目的吸收了嘉靖演义本的部分文字。
这里还真发生了一件奇事，三个互不认识的作者，写了三篇互不相同的论文，但举出的三个异文例子，均是嘉靖演义本与志传小系统的本子文字相同的地方，令人惊讶不已。我想看一看马儒君先生第一个例证是否也有如此情况？一查黄正甫本，竟然也是“从后道走北宫”，即仍然与嘉靖演义本的文字相同。
第六个发言的是周文业先生，他的论文题目是《〈三国演义〉版本演化研究的11个例证》。他想用这些例证来分析两个问题，一是演义本和志传本哪个更接近原本的问题，二是志传简本中的志传小系统、英雄志传小系统分别与演义本之间文字相同的问题。后者他刚才有说明，这里就不提了。
周文业先生
除了前面提到的汜水关与沂水关、糜夫人死、三主卒年三个例子之外，他还提出了关羽之死（志传本用词不敬，演义本用词恭敬），张飞之字（志传本为“翼德”，演义本为“益德”），庞德之名（志传本和部分演义本为“庞德”，部分演义本为“庞悳”），伍佰与五百人（志传本为“伍佰”，演义本为“五百人”）等例子。
周文业先生认为，志传本的关羽之死用词不敬、糜夫人撞墙死、翼德、庞德，都是志传本更接近原本；但汜水关与沂水关、三主卒年、伍佰与五百人却是演义本更接近原本。沂水关错了，三主卒年有错，五百人错了，均为原本的文字，而后来的志传本都改为正确的。比如，他特别指出，嘉靖演义本是不可能把史书和志传本相同的“伍伯”，改为不合理的“五百人”，因此原本应该就是错误的“五百人”。
看起来，这个例子与马儒君先生所说的“复道”的情况几乎一样，史书与志传本都是正确的，演义本是错误的。但马儒君先生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志传本接近原本，而周文业先生却用类似的例子来说明演义本接近原本。这就是“文字的正确与错误并不能确定本子的先后”的最好例证，只能“一个现象，各自表述”了。
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
第七个发言的是小朱，他的论文题目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真本〉版本问题新论》。他说，“真本”是明代末期一种重要的评点本，现在美国、日本、大陆、台湾共收藏有十种藏本。“真本”初次刊刻的时间应在天启七年到崇祯十七年之间。当然，号称“真本”，不一定表示本子中的批语就是李卓吾所写，也可能是伪托。
到研讨《水浒传》文献时，天色已暗了下来，时间早过了6点。虽然会议要求每位论文作者只有15分钟的发言时间，简略地介绍一下自己论文的要点，但上午研讨《红楼梦》时，却有个别人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占用了较多的时间。
《水浒传》文献有三篇论文，第一篇是我的论文。我的发言如下：
我的论文题目是《〈京本忠义传〉是正德、嘉靖之交的简本》。下面讲三个要点，一是要改变《水浒传》版本的一个错误的认知，二是要明白简本与繁本的区别特征，三是认定《京本忠义传》是正德、嘉靖之交的简本的意义。
第一，改变《水浒传》版本什么错误的认知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已故的范宁先生曾经在他最著名的论文《〈水浒传〉版本源流考》一文中说道：“由于残缺不全，而且各个简本都是直接从繁本删节的，各人删改不同，……”就这儿，这是错误的观点。如果这样，就不存在简本系统了，因为都来自不同繁本的不同删改，也谈不上简本之间还有“系统”问题了。
《范宁古典文学研究文集》
其实，版本的事实根本不是这样，你不用看正文，只看回目表，你就会发现简本之间有着一套异文，而繁本之间也有着另一套异文。
比如，所有的简本都是“汴梁城杨志卖刀”，而所有的繁本都是“汴京城杨志卖刀”；所有简本都是“晁天王举义东溪村”，而所有繁本都是“晁天王认义东溪村”；所有的简本都是“鲁智深杭州坐化”，而所有的繁本都是“鲁智深浙江坐化”等等。你能说这是每一个简本的书商直接从繁本删改的结果吗？每一个简本的书商修改的文字怎么会不约而同呢？而且是所有简本之间大量的不约而同，可信吗？
实际上，与繁本系统一样，简本系统也是一个血脉相连的版本大家族，流淌在所有简本之间的是相近的DNA，是血缘亲属关系呀。因此，大家一定要放弃各种简本都是直接从繁本删节而来的错误的认知、错误的看法。
第二，要判断《京本忠义传》究竟是简本还是繁本，就必须首先了解简本与繁本之间的区别特征，然后再用《京本忠义传》与这些区别特征来比较，如果与简本特征相同，那它就是简本；如果与繁本特征相同，那它就是繁本。
《京本忠义传》
简本与繁本的区别特征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最明显的区别特征，即简本是文简事繁，繁本是文繁事简。也就是说，第一点，简本的文字少，繁本的文字多；第二点，简本的故事多，多出了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而繁本的故事少，没有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可惜的是，因为《京本忠义传》只有两张残叶，缺得太多了，不知道它有无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
另一个方面的区别特征虽不明显、却带有本质意义，这就是版本DNA，这就是版本中特有的相同异文（简称“特同异文”）。
我出了一本书，叫《稗海红楼——古代小说版本DNA初探》，书里详细介绍了寻找版本DNA的方法。说到《水浒传》的版本，简本系统就有自己的一套版本DNA、一套特同异文，繁本系统也有自己的另一套版本DNA、另一套特同异文。
1992年南京发生一个案子，一名女大学生被害。28年后，也就是2020年徐州沛县麻姓家族有一男子犯了别的案件，警方用其DNA去对比积案中的DNA，竟发现与杀害南京女大学生的那个凶手的DNA数据很相近，一定是血缘近亲，警方立刻查了麻姓家族的一些男性的DNA，但都不是。有人说，麻姓家族还有一人在南京工作，随后警方想办法得到了南京麻姓之人的DNA，对比积案中DNA，完全一致，凶手28年后终于落网。
同样的道理，简本系统或者说简本大家族有自己的一套DNA，繁本系统或者说繁本大家族有自己的另一套DNA，我们可以将《京本忠义传》两张残叶的文字DNA与简本系统DNA、繁本系统DNA这样的两套DNA相比较，与谁相合，就是谁的血缘近亲嘛。我们一对比，《京本忠义传》两张残叶的文字DNA与简本系统DNA相合，所以证明《京本忠义传》是简本无疑。
《稗海红楼：古代小说版本DNA初探》
第三，既然认定《京本忠义传》是正德、嘉靖之交的简本，那么，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那个时候有繁本存在吗？
大家知道，《水浒传》有一个简本与繁本谁先谁后的争议问题。其实，简本与繁本是两个均流传了数百年的版本系统，不可能出现一个系统的所有版本都先于另一个系统的所有版本的现象，因此这一辩题，要引入“原本”的概念，则更准确地表述，应该为：究竟是简本之原本先于繁本之原本，还是繁本之原本先于简本之原本？
有人拿一个嘉靖繁本与一个万历简本，来比较简本与繁本谁先谁后的大问题，显然就不是那个意思嘛。
简本之原本是简本系统或简本大家族的共同祖本，繁本之原本是繁本系统或繁本大家族的共同祖本。这两个原本在它们形成时都产生了各自独有的变异基因，经过各自的遗传，简本之原本独有的变异基因就被所有简本所继承，那些独有的文字就变成了所有简本之间的特有的相同异文；繁本之原本独有的变异基因也被所有繁本所继承，那些独有的文字就变成了所有繁本之间的特有的相同异文。
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
这就是简本与繁本产生两套版本DNA、两套特同异文的原因。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些特同异文，这些异文也许只是一个字的异文、两个字的异文，但它们不是错抄错刻，而是实质性的异文，代表了它们各自祖本独有的变异基因。
现在《水浒传》研究界主流观点是繁本在先。不过，鲁迅先生、陆澹安（何心）先生、聂绀弩先生等著名学者却主张简本在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齐裕焜先生就曾主张简本在先，但据说前些年，改主意了，又主张繁本在先，可以说汇入了主流观点。实际上，我一直不认为主流观点是符合历史真相的，拙著《稗海红楼》书中214页，就明确写到了我的观点：简本之原本先于繁本之原本。
插进来一个说法，有些研究者主张，有一个《水浒传》祖本，它有两个后代，一个后代删节后，成了简本之原本；一个后代增写后，成了繁本之原本。这样就好像没有谁先谁后的争议问题了。不过，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版本的历史事实往往不是这样演变的。
我以为，不仅简本之原本先于繁本之原本，连简本之原本的后代《京本忠义传》都极可能先于繁本之原本，也就是说，正德、嘉靖之交出版《京本忠义传》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也许还不存在一个《水浒传》繁本呢。繁本出现恐怕要到嘉靖初年了。
因此，简本在先的大旗不能倒呀，一定要举起来！有些人肯定不服，不服不要紧嘛。我相信学术会不断发展，我相信我们的后人比我们更睿智。谁对谁错，历史自有评说！
我的发言结束了。谢谢大家！
《水浒传稀见版本汇编》，刘世德、程鲁洁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8月版。
周文业先生很客气，说时间不早了，他就不讲他的论文《〈水浒传〉版本分类和演化》了，但是，他要对我的论文表示不同意见。他说，《京本忠义传》既不是简本，也不是繁本，而是《水浒传》祖本的一个删节本。
既然时间不早了，我也不回应。可是心里还想说，按照古代小说版本的现实，没有任何《水浒传》的本子能够游离于简本系统与繁本系统之外，就像《红楼梦》的本子不可能游离于脂本系统与程本系统之外，《三国》的本子不可能游离于志传系统与演义系统之外一样。
第三篇论文是复旦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郝振澳先生撰写的《民国报刊〈水浒传〉研究述评》。郝振澳先生是在线上作的发言，他介绍说，他在民国时期的报纸上共检索到130篇研究《水浒传》文章，对作者及版本、故事来源考证、艺术价值、历史影响、续书等六个方面的成果进行了总结。
在会场上还放有几套《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钞本姑妄言》。这样，古籍收藏家张颖杰先生对这部流失海外抄本的影印出版作了说明。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抄本姑妄言》
接着，王长友先生讲了《姑妄言》全抄本在俄罗斯发现的经过，并介绍说，《姑妄言》是清代雍正初年出现的长篇章回小说，他在俄罗斯留学期间，曾有幸抢先阅读和研究了这部奇书。晚上7点多，第一小组的研讨终于画上了句号。
8月17日上午是《三国演义》版本座谈会，我和小朱都参加了。
座谈会开头，仍是由日本学者中川谕先生讲《三国演义》版本研究进展和分类情况。虽然讲述还是干巴巴的，但让人能感觉到日本学者的严谨、务实、求真的那种精神。
古籍收藏家张青松、张颖杰两位先生都收藏了一些《三国演义》的版本，这次趁中川谕先生来参会的机会，他们两人便将这些《三国演义》的版本都送到中川谕先生的房间里，请他鉴定。中川谕先生也欣然接受，这两三天几乎闭门不出，用电脑中的资料、图片进行认真比对，现已将送来的藏本一一作出了初步结论。
在座谈会现场，还摆放着中川谕先生选出的七种《三国演义》的藏本，请大家翻阅、鉴赏和分析。我也走到跟前，和大家一样，翻看了这七种藏本。我这里不可能介绍这七种藏本的情况，那太专业了。
但是我可以说，它们都是清代前期、中期雕版印刷的志传系统的本子，其中几个还是志传简本中的英雄志传小系统的本子。这说明以前的认知不准确，那时人们认为，演义本流行之后，志传本就被淘汰干净了，事实不是这样。明清的志传系统的本子与演义系统的本子长期并存，特别是志传简本在低文化的民众圈子里顽强地生存着。
书业德刊本《三国演义》
在进入新世纪的前后，我开始广泛阅读《三国演义》版本方面的论文和书籍，就在新世纪的头几年里，我写作了自己至今唯一的一篇《三国演义》版本的论文，当时的题目是《〈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应该有一个大的进展——兼评章培恒先生、张志和先生相关争议》。
应该说，这篇论文是我对《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的一个总体认识和思考。2007年此文曾登载于“中国文学网”，现已不存。后来，我改题目为《〈三国〉志传原本先于演义嘉靖原本——兼评章培恒先生、张志和先生相关争议》，又刊登于2017年出版的拙著《稗海红楼——古代小说版本DNA初探》。现在再读这篇论文，我觉得，它的学术价值依然存在。
如果用我的论文与中川谕先生的《〈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相比较，让我“吹毛求疵”地谈点儿不同看法，那么，就是以下三点：
第一，中川谕先生著作268页的版本示意图不妥当。
最上面是“原作”，一条线接志传系统，另一条线接演义系统，还是我那篇《水浒传》的发言所说，这样就好像没有谁先谁后的争议问题了。
《醉耕堂刊毛宗岗评本三国志演义》
不过，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版本的历史事实往往不是这样演变的。《三国演义》版本也要像《水浒传》版本一样，引入“原本”概念，使人们的表述更准确、更方便。争议问题为：究竟是“志传原本”先于“演义原本”，还是“演义原本”先于“志传原本”？
按我们的看法，“志传原本”先于“演义原本”。因此“志传原本”就是中川谕先生的“原作”，应该放在版本示意图的最上面。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任何《三国演义》的本子都不可能游离于志传系统与演义系统之外。
第二，版本分类为三个系统也有点儿不妥当。
其实中文的语言文字很丰富的，系统之下可用“支系”、“分支”等等的名称。我的论文中就分为志传本系统与演义本系统这样两个系统，志传本系统又分为少字本支系与多字本支系这样两个支系，即不宜将系统与支系并列。
当然，日本朋友还有“小系统”的叫法，我们虽然不喜欢，但现在为了便于交流，也只好暂时沿用了。
第三，《三国演义》用《水浒传》的简本与繁本的称谓，容易产生歧义。
其实，简本与繁本也是一种常见的叫法，本无大问题，但《三国演义》版本情况毕竟不同于《水浒传》，最好不用，如果用就要谨慎。果然，日本朋友把演义本也称为繁本了，因为演义本的文字确实比志传繁本的文字还要多。
问题来了，英雄志传小系统中有一组“先繁后简”本，先繁的繁，是哪个繁本？看了一下，不是志传繁本，而是演义本，这就产生了歧义。如果我来称呼，就绝不用“先繁后简”本，而改称“先演（义）后简”本。
夷白堂刊本卷四
这里多说几句，所谓“先演（义）后简”本，据介绍，先演义，即卷一主要来自演义本的部分人物画像和文字；后简，即从第二卷以后就基本为简本文字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明后期到清中期，志传简本生存比较困难，它们没有话语权。
比如，阳春白雪的演义本给文化市场提供的是糜夫人“投井死”，而下里巴人的志传本“撞墙死”就上不了台面。因此，志传简本中的志传小系统的祖本、英雄志传小系统一个小组的祖本就对演义本采取了拿来主义，以迎合文化市场的话语权，便于自己顽强地生存下去。
刘世德先生在《〈三国志演义〉嘉庆七年刊本考论》一文中曾认为，这些现象体现了两个版本系统合流的趋势，不过，我觉得，刘世德先生这个说法有点儿偏大了。
在座谈会上，大家都对中川谕先生四十年如一日的搜集、研究《三国演义》版本的良好学风，表达了敬意。
实际上，现在政府积极倡导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所以古文献学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大学争相出版古籍整理与研究的集刊，甚至有学者主张，将古文献学设立为一级学科，把中国语言文学里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史里的历史文献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里的文献学，即把三个与古籍相关的二级学科整合起来，加快培养古籍整理与研究、古籍修复与保护、古籍数字化、古籍编辑出版、古籍普及传播等方面的各类人才。当然良好学风，我们要一直保持下去。
《三国志演义作者与版本考论》
市场不喜平庸，推出一个“明星”，要么一帅，要么一怪。但学术不同于市场，要守正创新，创新必须建立在守正的基础之上。什么是“正”？就是正道。道有多义，比如：道义，道路。守正，就是要求人们守思想正道，走康庄大道，千万不要找歪门，走斜道。学术真理是神圣的，而那些急功近利，守邪出怪，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即便侥幸地风行一时，终将被历史所淘汰。
座谈会结束了，人们纷纷离座，向门口走去。我看到小朱走到了中川谕先生的身边，他大声地说：“我想与中川谕先生合个影，他是我崇拜的偶像。”中川谕先生笑着与小朱两人站在了一起，有人接过小朱递来的手机，帮忙照了像。
在开会之余，我与小朱多次闲谈，我说，研究《三国演义》版本，不说国内的，就说国外的，不仅要阅读中川谕先生的《〈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还要阅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魏安先生的《三国演义版本考》。
前面说过，我在新世纪的前后，曾广泛阅读《三国演义》版本方面的书籍，其中魏安先生的《三国演义版本考》是一本必读书。正因为对这本书的重视，我便对书的作者魏安先生有了兴趣。说来也巧，在新世纪的头几年里，我竟在网络上找到了魏安先生的英文博客。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按博客上的邮箱，主动给魏安先生发了邮件，不久，魏安先生就回了信，由此我们就有了一段时间的邮件交往。
有趣的是，不知什么原因，当时一些国内研究者竟误认为魏安是女性，屡屡在《三国演义》的论文中将魏安的说法写成：“她说”、“她认为”等等。
《三国演义版本考》
那时，我与周文业先生已经有了邮件联系，知道他与《三国演义》的部分研究者有交往，便对他说：我与魏安先生有联系，他是男性，请转告其他《三国演义》研究者，不要再出现这个失误了。但是，难免还是有人不知道，比如，在后来出版的刘世德先生著作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魏安“她认为”之类，让人无奈。
周文业先生知道我与魏安先生有联系后，曾托我邀请魏安先生来参加中国古代小说文献暨数字化学术研讨会。我转达了邀请之事，但魏安先生委婉地表示不参加，原因是他早就转行了。当然，魏安先生对我表示，他对《三国演义》仍然是有兴趣的。
魏安（Andrew West），英国汉学家，准确地说是英国的中国语言文字学家。1960年生人，今年已63岁。在当时的邮件中，他向我解释了没有继续研究《三国演义》的情况，他说，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充实修改完成的《三国演义版本考》交给出版社后，他就希望在美国耶鲁大学得到一个教授的位置，但没有如愿，所以停顿了《三国演义》的研究工作。
《马礼逊藏书书目》
随后，他整理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从中国搜集来的数万册中文书籍，并编辑了藏书书目，1998年由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出版了《马礼逊藏书书目》。后来，他在研究汉语言文字的基础上，扩展研究满语、藏语、蒙古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甚至研究还上溯到辽、金、西夏、元等古代语言文字方面。
说来我也不能免俗，我曾委托魏安先生查一下《龙之帝国》一书。红学界曾经流传过一段英文材料，据说来自一位英国人写的《龙之帝国》这本书，这一段文字是说，英国人给江宁织造曹頫讲述莎士比亚的戏剧故事，被曹頫的儿子所偷听。如果曹頫的儿子正是曹雪芹，那就太有意思了。要是真能找到这本书，再由我传扬出去，那该多好呀！其实，查询答案可想而知。你能托人查，别人早就托人查过了。
中午，我和小朱就要分别了，我提出，请小朱一起吃个饭，他同意了。我俩对周边的餐饮情况都不熟，走着走着，看到了一家陕西面馆，小朱很随和，他说：“就这家吧？”我心想，这是为我省钱呐，但又不知再走下去，情况如何？我便说：“好，咱俩就吃陕西的油泼面。”
我最喜欢年轻人。我总是鼓励小朱好好学习，现在你以导师为荣，将来导师要以你为荣呀。也许我们还会见面的，在以后的某一次会议上。出了面馆，我俩就各奔东西了，我记住了小朱离别时的表情：抬起双眼看了一下我，憨厚一笑。
会议现场
这次行程安排很紧，天气又热，不便跑动，我与北京的亲友几乎都没打招呼。下午4点半，从北京西站坐上高铁，晚上就回到了灯火通明的西安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