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l张飞

编辑l张飞

引言

唐代诗人白居易任河南府尹时，曾吐槽自己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的上班生活。

他自己已经“筋力年年减”，却依旧“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侵晨”，感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归田园。

这实际上反映了古代官员如现代人一样当着“早八人”，遵循紧张而忙碌的作息，迟到还会受到比现在更加严厉的惩罚。

重要的“点卯”

“早八”最早是指早上八点上课或上班，后来泛指打工人起早贪黑地打卡工作。

古代官员的上班打卡则被叫做“点卯”，意思是从卯时开始点名、办公。

卯时是清晨五至七点，这意味着古代公务员上班的时间比现在的“早八”还要早多了。

各朝公务员下班时间不一，如明代要求酉时（下午五至七点）签退，工作时长接近十二个小时。

而清代设置了类似现在“夏令时”的制度，官方规定春夏季申时四刻（约下午四点）下班，秋冬季更早一点就可离岗，标准的工作时长在八至九小时左右。

地方公务员由于不在京城，所以不用参加早朝，但各级地方机关的办公流程遵循与中央朝廷相似的模式，即早上举行晨会，随后各自开始一天的工作。

地方上办公开始的标志性动作是击“官街鼓”，下班的时候也会击“散堂鼓”，宣告办公结束。

击鼓升堂，风雨无阻，而且能乘坐轿子上班的大多是高阶的文官，唐宋时，普通公务员一般自己走路或骑马通勤。

宋代诗人欧阳修曾在鼓声里忍受泥泞骑马上班，“十里长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马行迟”，为了能按时到岗，人和马都要冒雨前行，十分辛苦。

这与古代考勤的惩戒制度有关，缺勤、迟到在当时都是很严重的违纪行为，对官员的处罚措施往往与俸禄紧密相连，甚至还有降职、廷杖等。

唐玄宗时期，明确规定“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意味着京官缺勤一次早朝要没收三个月的薪水。

据《唐律》，如果官员旷工，就得打二十小板，累积旷工二十五天，就要打一百大板，累积到三十五天，就得去坐一年大牢。

若是军事重镇的“边要之官”，还要罪加一等。

元世祖时期，丞相桑哥同样注重抓考勤，时任兵部郎中的赵孟頫有一次迟到，直接被断事官拉去打了板子。

赵孟頫觉得颜面过不去，去找右丞相叶李请求“刑不上大夫”，认为打士大夫就是打朝廷的颜面，这才有了元代只对曹史以下的官吏实施杖刑的规定。

中央官员的早朝

对于古代中央官员而言，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是开会。大臣觐见皇帝叫“朝”，皇帝接见大臣叫“会”，合来就是“朝会”。

朝会制度古已有之，它不仅是处理国家大事、加强君主集权的手段，也是君臣沟通的桥 梁。

朝会一般可以分为礼仪性和行政性两种，比如唐代把朝会分为大朝、五月朔朝和常朝，明代则分为大 朝、朔望朝和常朝。

大朝、五月朔朝、朔望朝都是礼仪 性的，不讨论政事；常朝才是真正商议政事的，其中最 为人熟知的是常朝中的早朝。

历史剧拍摄君臣议事 的剧情时，也多以早朝为取材对象。

而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央官员参加早朝的资格要求也不尽相同。

总体而言，朝会制度在明初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在明代政权正式建立之前，朱元璋在金陵（今江苏南 京）自称吴王，启动了早朝制度。

这种与前代形式相 近的朝会制度只坚持了十几年，洪武十三年（1380年） 胡惟庸案后，朱元璋顺带废除了中书省，此后六部繁杂的事务全部被推向了皇帝本人，中央集权得以空前加强。

朱元璋还规定了京城大小官吏每天都要上早朝，无论是一品大员还是九品小吏，都要每日在御前开会。

早朝的行政任务突然变多，压力陡然变大。

参加早朝的除了议政的大量京官，还不乏来观摩学习的学生、儒士和官宦子弟，他们认为旁观朝会不仅能提升自己的政务能力，还能学习皇家礼仪。

每天清晨，都有这么多人与皇帝会见，其壮观程度可想而知。

由于当时没有发明座签，官员的岗位和职务又时常调动，所以偶尔会出现争位次的故事。

比如明神宗时期，官员蔡献臣负责编制朝班、排位次，还曾在早朝前调解一名阁部官员和一名监察官员争位置先后的矛盾。

上朝时间早、人多要排队、迟到罚得重，在这几个因素影响下，官员们都对缺朝和迟到感到畏惧，经常夤夜出发。

《天咫偶闻》记载，本来紫禁城中是有路灯的，夜间可照明道路。

明代魏忠贤掌权后废除了路灯，并延续到清代。

一般的官员“戊夜趋朝，皆暗行而入，相遇非审视不辨”，存在一定的工伤隐患。有的官员就曾摸黑上朝，结果不慎落入御河，溺水身亡。

而对于亲王、部级长官和军机处大臣这样的高级官员，则有侍从专门提灯引路，普通的“上班族”就会借光而行，等候在东华门外，看见有灯便蜂拥而上，一起进宫上朝。

从“开大会”到“递折子”

朱元璋对大小事务面面俱到、亲力亲为的另一方面，是群臣不断增加的工作负担——每一件事都要皇帝亲自批复之后才能执行，降低了行政效率。明代文献里对朱元璋亲自处理的政务内容有详细的记录。

除了选举、粮食、军队等重要领域，还有众多民间小事，比如“收买牛支农具”“追赃不足家属”，以及捉拿内府小偷等琐碎杂案，都需要他一一过目。

研究朝会制度与中央政治关系的历史学者胡丹认为，明初的早朝“深深地镌刻了朱元璋鲜明的个人印记，是完全按照他独特的个性及行为方式创造的。

但是，正因为这个制度具有太过强烈的个性，从而具备了某种不可替代性”。

朱元璋去世后，他改革的每日早朝作为祖制流传下来，但明后期的皇帝和大臣难以做到像朱元璋一样勤勉，因此，早朝后来只存其形，内乏其神，“蜕变是不可避免的”。

无论需不需要天天早朝，总有大臣不想上班。官员们逃避早朝的借口五花八门，最常用的是生病和出差。

宋代是对文官考核相对较松的时期，但也出现过皇帝下诏警告“假病假”的案例。

宋仁宗时期，官员张亿弹劾其他三十三名官员托词生病不赴朝会，实际在外宴会玩乐。

随后宋仁宗决定，针对动辄称病旷工的官员，朝廷要派医官去检验核实，防止病假缺朝之风蔓延。

《明孝宗实录》也记载了明代官员缺朝的数量，如弘治八年（1495年）的某一天早朝，竟有880名官员缺席。

等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这个数据再次破纪录，已经上升到1160人。

地方公务员办公“摸鱼”的现象同样存在，有些人点卯之后就离岗，不在府衙里坐班。

为此，明清两朝设置了官吏考勤的全流程监督，除了点卯之外，还有对坐班时长的考勤，下班的时候要实行签退制度，关于早退和病假也有相应的规定。

但在制度废弛的年代，迟到早退的现象很常见。

小说《官场现形记》揭露并抨击了晚清官场的弊端，里面提到，有的官吏“不过同点卯应名一般，一来就走”，全然无视考勤制度。

大臣们巧立名目逃避工作，到明代后期，皇帝同样厌倦了坐朝堂。

言官常常援引祖制，劝皇帝为政勤勉，多去上朝。

明武宗在位时，就曾被大臣批评：“每月朔望之外，视朝不过一二。”

从正德年间开始，明朝出现了第一个较长的停朝期。

继位的明世宗也屡屡找借口，说自己常常生病，需要调养，后来，明世宗接近三十年没有上朝。

结语

前紧后松是历代考勤制度的共同规律，开国时君臣勤勉、法纪严明、监察有效，而没落时君臣懒政、法度尽失、监察废弛的现象屡见不鲜。

历代的统治者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寻找更加精简高效的君臣沟通方式与政务处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