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事件可能会让您怀疑，人与人生活的世界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位面。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凶犯贪图美色入室行施暴，把女主人手脚捆缚后玩弄致死，后因嫌其几岁大的女儿哭闹吵人，把她拎起来反复摔打在地，最后用一根绳子勒死。
罪证确凿的情况下，律师竟敢在法庭上做出如此辩解：我们的委托人不是施暴，是向那位女士寻求母爱呢；他看小女孩闹得厉害，所以想在她脖子上系个蝴蝶结哄她。他为什么要把小女孩反复摔打？您误会啦，那是在做游戏呢！
律师还让受害人当庭向被告道歉。
客观而言，律师受人之托，为名为利替客户开脱罪名，无论说出怎样离谱的话其实都可以理解，当然，事后是否能被原谅是另一码事，而法官的话更是语出惊人。
被告才18岁零1个月，他还是个孩子；再说了，他不都鞠躬认错了吗？
这起离谱事件发生在1999年的日本，当年4月14日，一个名叫本村洋的23岁男子哼着小曲走在回家路上。怎料一到家门口，他就感觉事情有些不对
家门门锁松动，随手一推便打开，只见家中翻箱倒柜凌乱不堪。他第一反应是家里遭了贼，唤了几声不见回应，估摸着妻女不在家，便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钱没了可以再挣，只要妻女安好就行。
本村样打算清点损失后报警，当他拉开平时存放棉衣棉被的橱柜的门时，一坨东西从里面掉了出来——那正是她的妻子本村弥生。
本村弥生的样子惨极了：全身衣物消失无踪，手脚还被紧紧捆住，身上布满淤青，表情狰狞而绝望，临死前一定做过拼死挣扎。她的脖子上有着非常明显的掐痕，显然，凶手在将其虐待后活活掐死，或是掐死后又反复玩弄。
在橱柜上层，本村弥生看到了一个不应该出现在柜子里的塑料袋，他扯下来一看，里面装着的正是自己的小女儿本村夏夕，同样遍体鳞伤，脖子上还缠着一条细绳。
好端端的家庭，就这么一夜间家破人亡了。
负责侦破此案的日本警察展现出了极高的效率：案发仅4天后，一个名为福田孝行的男青年被捕。
笔者虽不怎么信面相学，但这小子从面相看就不像好人。
不知是太年轻，对自己犯下罪行的严重性没有概念，还是自知大势已去放弃抵抗，福田孝行非常痛快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在最初的的供词中，他直言不讳道：邻居家姐姐实在太吸引人了，自己抵抗不住诱惑，所以才冒然入室。他用绳子和胶带将受害人的手脚捆缚住后，本来只是想找个乐子，完事儿后就走人，怎料对方反抗实在太激烈，加上自己头一回做这种事，一紧张之下没控制好力度，等他反应过来时，那姐姐已经被掐死了。
更要命的是，她的女儿在旁边目睹了一切，哭得越来越凶，吵得他不厌其烦，便一不做二不休，先将女孩举起又狠狠摔到地上，反复几次泄愤后用绳子将其勒死。
恐怖的是，闹了这么大的动静，福田孝敬并没有慌着逃走；他在受害人家中翻箱倒柜搜出一些钞票，接着便像没事儿人一样出门消费了。
在一些版本的资料里，福田孝行供词中的一些措辞还非常轻佻，似乎意犹未尽一样，明摆着不是真心悔过，配合警方调查仿佛例行公事一般。
案情清晰明了证据确凿，凶犯供认不讳，这事儿要是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咱中国，福田孝行恐怕三五天后就被拉到荒郊野外打靶了，死刑前恐怕还得开个“公审大会”以儆效尤。而在当时日本民众眼中，这案子也基本没什么悬念，岂料庭审法官却突然开始作妖。
在此之前，我们需先了解一个背景：2019年3月13日，日本内阁通过民法修正案，规定18岁为法定成年年龄，在此之前超过120年里，20岁以上才被视为成年。也就是说，彼时刚满18岁的福田孝行，理论上还是个未成年人。
而审理此案的是日本本州山口县地方检察署的成人法庭，法官因此提出：福田孝行年龄尚小，不能因此决定他的一生。
那么问题来了：遇害的本村夏夕年龄够不够小？
此外，不知是否有高人提点，即便福田孝行并不认为自己罪大恶极，他在法庭上依旧颇为正式地朝原告鞠了个躬，说了些道歉的话。法官便说：你看看，被告都鞠躬了，代表他愿意悔过，我们该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您看，在日本，“躬匠精神”真是万能的，杀完人鞠个躬都能减罪。
最终，法庭判处福田孝行终身监禁。
笔者认为，对于大奸大恶之徒，这是最为微妙的一种处罚：往好处想，尤其像本文中的主角，年纪轻轻就要在监狱中过完后半辈子，其实也挺悲剧的。
且要是此案发生在美国，美国文化对儿童犯罪是零容忍的，要让狱友们得知他曾以残忍手段杀害过一名小女孩，恐怕每天都会有五大三粗的汉子来“照顾”他，几乎得不到一日安宁。
然而另一方面，终身监禁反而成了成了重刑犯的“保命符”，尤其是在日本，对于这些大奸大恶、在审判中没有被当场判死的凶犯，日本司法的处理又非常儿戏，这甚至都成了当时日本国民的一种共识。
福田孝行将被“特殊照顾”，这根本不需要某些“暗箱操作”，甚至连他自己都非常清楚——当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他甚至还非常嚣张地当庭伸出两根手指，比了个象征胜利的“V”手势。
在狱中，他更是无法无天，口无遮拦。
在给朋友甲的信中，他大篇幅地嘲讽日本司法的无能，让自己得以随心所欲又能全身而退；在给朋友乙的信中，他反而抱怨警方小题大做，觉得自己冤枉：“一只公狗走在路上，碰见了一只可爱的母狗，公狗忍不住骑到母狗身上，这算什么罪行？”
他还让朋友们等着他，估计自己用不了多久就会被释放，到时候大伙儿一块去酒吧喝一杯。
与此同时，本村洋也在不断炮轰日本的司法。面对媒体，他把矛头直接指向某些高官，用法律保护罪人制裁受害者，这哪儿还像一个国家？
这种境地非常危险，自古以来，因执法者不作为而酿成的惨剧，几乎每个国家都有案例。就在此案发生5年前，湖北荆门有个名叫谢先荣的男子，借遍了亲戚朋友凑钱买了一辆汽车，打算靠开出租维生，怎料车开了一个月就被一名黄姓男子骗走。
黄某是个赌徒，转手就把车抵押给了银行。谢先荣发现自己被骗后求助于地方地警方，哪知法院不管，让谢自己想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谢先荣有前科，在“严打”中曾因盗窃入狱，本已成家立业改过自新，此事让他彻底黑化，此后杀人抢劫购买黑枪，挑明了报复社会，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破坏。
话说回来，就当本村洋心灰意冷，朝着相同的剧本发展时，一位名为吉田的检察官找到了他。
吉田给他阐述的道理很简单，却很有说服力：你可以选择两败俱伤，或许你能出口恶气，但这点伤害对他们来说微不足道；且一旦你做了出格的事，舆论便不会再倒向你，而对于福田孝行的判决就会成定论。
一旦此案以眼下的结局被写入司法史册，成为日后类似案件的量刑标准，后果不堪设想！
身为检察官，吉田对那些门路非常清楚，深谙破解之道：你想让问题被解决，首先得让问题被人看到，所以你不能闲着，得多露露脸。
本村洋便不错过任何媒体的采访，他一遍遍讲述着自己的遭遇，在他的坚持下，此案本该消退的热度反而又被撑了起来，且舆论也持续发酵，成了轰动一时的话题。
针对日本司法部门的儿戏行为，一些日本国家领导人也看不下去了。“身为政治家的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到本村先生的诉求。”时任日本总理的小渊惠三委婉地做出批评与指示。
按说有大领导出面力挺，事情本该十拿九稳。怎料在2002年3月14日的重审中，广岛高级裁判所仍维持原判。
“（案发时）犯人还不到20岁，思想不够成熟，不能论定其完全没有改过可能……”
重审结果令福田孝行更加“理直气壮”，在得知原告向最高裁判所继续上诉后，他嚣张地拒绝了政府分配的律师，宣布向全社会招募律师。
消息一出，不少成名律师主动报名，表示愿意提供免费服务。当然，这些人都是带着各自的目的：其中大多数是废除死刑的支持者，剩余的则是奔着出名来的——反正失败了又不会对我判刑，万一成功了，那可是一战成名，何乐而不为？
结果，福田孝行拥有了一支由21名精英律师组建起的豪华团队，后者将此前的证词全部推翻，换用了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到的版本。
被告从未想过施暴，仅仅是邻居姐姐让他想到了自己妈妈，想通过拥抱的方式获取母爱；他之所以猥亵受害者，是因为自己听说这种方式能给对方注入能量，帮助她起死回生；他更没有想要勒死本村夏夕，脖子上的绳子，其实是个蝴蝶结……
于情，我认邻家姐姐做母亲；于义，我不逃跑还想救人。像我这种有情有义之人，你竟还反过来告我？离谱的一幕出现了：法庭上，被告律师团队竟要求本村洋就“诬告”一事向福田孝行道歉。
高高在上的最高裁判所的法官们，居然认为这套说辞妙不可言，倾向于支持；而对于本村洋想要带妻女遗照出庭的请求，他们断然拒绝，理由是“可能会对被告心理造成伤害”，影响审判结果。
就当局势大大不利之际，本村样出乎意料地拿出了一份证据，直接打得被告律师团队和法官们丢盔弃甲，无力反抗，当庭投降。
原来，他与吉田检察官一直私下里劝说福田孝行的朋友，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朋友们终于答应提供他们收到的信件作为证据。
这些信件中充满了对日本政府和司法体系的嘲讽谩骂，充满了对法律的蔑视，可谓人伦尽失。这种情况下，倘若最高裁判所依旧维持原判，那无疑是当众抽自己的脸，日本司法的威严全无，今后每个人都能在司法上踩一脚，犯了错，法庭上鞠个躬就完了。
最终，最高裁判所扭转了态度，判处福田孝行死刑，此案也开了日本判处未成年人死刑的先例。
此后接受采访，本村洋向媒体表示：自己做这么多努力，报复是次要的，主要是想让法律回归到它本来应该在的位置上，“让犯人可以诚实面对自己所犯的恶行”。不过遗憾的是，从某种角度来看，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直到今天，福田孝行依旧好端端地活在监狱里。
有说法称，这是因为此案碰上了特殊的时代背景：日本民间“废除死刑”运动愈演愈烈，当权者不敢冒天下之不韪，去触犯民意。加上死刑宣判后，此案的热度迅速下降，对于福田孝行的极刑便一直搁置，最终不了了之了。
事实上，这才是真正讽刺的。
我们常说，法律是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法律存在的意义便是捍卫现实的秩序。当法律被所谓的“民意”所裹挟，以至于不敢去维护公理时，那它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某种程度上讲，这样无底线地打马虎眼，比果断做出错误判决的后果还要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