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我奉上级指示，从潜伏的国民党三十八军十七师回到解放区，先到太岳四分区，任训练股股长。后来，晋冀鲁豫军区又调我到邯郸工作。
之后，组织上考虑到我是郑州人，父亲是商人，而且同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司令孙桐萱有来往，他的参谋处长也同我父亲关系不错，并且经常到我家和我父亲一块做生意。因此，准备派我去郑州利用老关系，争取打入敌人内部，获取军事情报。
1946年4 月，我在晋冀鲁豫军区情报处受领任务后，离开邯郸到达郑州。到了以后，看到自家的房子大部分已被飞机炸塌，只剩下3 间窑洞式的房子,里面又黑又脏，门窗都已毁坏；而且，我父亲已搬家到许昌。
为了尽快在郑州站住开展工作，我把那3 间房打扫一下便住了下来。开始碰到许多困难，除了没有活动经费以外，生活也没有保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便从炸毁房屋的废墟里, 把整砖扒出来摆在马路边上卖钱。
当时我妻子有一个干爹，他是做盐批发生意的。我利用这个关系常从他那儿搞点盐，拿到我父亲一个老朋友的店里去卖，以便换点钱来维持生活和作活动经费。
组织上派我来郑州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当时平汉路将要修通。我原在国民党铁道部办的扶轮中学上学，该校学生大多数是铁路子弟，因此，我在铁路上熟人很多，准备在平汉路通车后，利用铁路之便送递情报。
到郑州后不久，国民党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情况发生了变化，平汉路不能利用，情报又送不出去。怎么办呢？我打算回解放区向领导请示。
这时我二弟来到郑州，他是做生意的，社会关系很多，三教九流都有熟人。为了利用他的各种关系，我想让他做我的交通员。我把情况同他讲了以后，他表示同意，这样我们一块到了邯郸。我把情况向组织汇报，组织上也表示同意。几天后，我从邯郸返回郑州， 二弟在那里接受训练。
过了一段时间，二弟回到郑州后，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干这行危险性太大，没有什么油水，不想干，把组织上给我们的活动经费也带跑了。我二弟走后，1947年冬天，组织上又派了陈存礼同志当交通。这样我们在郑州基本上站住了脚，建立了情报点。
1947年的一天，我上街买东西，碰到原国民党三十八军的一个副营长，他叫赵锦堤，是我在三十八军教导大队的一个同学。三十八军起义时，他跑回了西安。他对我的身份很清楚，而且知道我去了解放区。
一见我，他就说：“你怎么回来了？” 我一看糟糕，马上反问他：“你怎么回来的?”他说：“我是走在路上溜回来的。”他刚一说完，我马上接着说，我也是跟着走了一段，半路上溜回来的。他说这件事情不能乱讲，讲出去可不得了，我也说这件事对谁都不要乱讲。这样才应付了过去。
以后，我知道他在郑州国民党军官队，就经常同他来往。不久，我通过赵锦堤认识了军统特务白润甫，又通过白润甫认识了郑州绥署人事处的参谋孔繁经。这样，我不仅可以在同他们的交往闲聊中，获取军事情报，又为我打入其内部创造了条件。
有一次，几个人在闲聊，我说，闲着没事想当官。孔繁经马上接着说，可以，不过你要出三两黄金。我说证件和学历都丢了，原来我是尉官，要升一下弄个少校。他说没问题，只要我出金子，其它事情都由他来办。我说金子怎么给法？他说打三个金镯子，送给处长就行了。
于是，我想办法弄了三个金镯子给了他。以后, 他给我搞了许多伪造的证件和学历，我就以少校军衔进了郑州国民党军官队。
在军官队呆没多久就分配了。当时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是青训队，一个是郑州警备司令部。青训队有油水，可以捞外块，多数人都想去。警备司令部虽没有什么油水, 对我来讲有利于获取军事情报。
但为了不使人怀疑，当他们问我时，我说:“回家商量商量。”第二天，我说家里做生意，不缺钱，想让我去警备司令部，这样有点势力，做买卖方便。当时警备司令部负责郑州城防，权力很大。 敌人听了我的话，信以为真，就把我分到了警备司令部。
开始我是一般参谋。不久，因为作战参谋工作较多，而国民党军官只顾吃喝嫖赌，谁都不想做事。参谋处主任认为我工作表现还可以，就让我当了作战参谋，当时警备司令是李家英。
1948年夏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勤务兵送来一张名片。我接过来一看，是新任郑县县长张克俊拜见司令，名片上的籍贯写的是陕县。
我心里大吃一惊，因为1945年上半年，我在做国民党三十八军起义工作时，在陕县搞了个联络点，我是跑交通的，公开身份是陕县国民兵团团副，张克俊是国民兵团团长兼县长。三十八军起义后，他知道了我的地下党员身份，曾带了一些人包围逮捕我。
后来我去了解放区，他也知道。如果在此相遇，我就会暴露，想到这，我马上把名片送给了李家英，装做有事离开办公室，避开了张克俊。在这以后，张克俊为了拉拢警备司令部人员，曾多次请我吃饭，但为了避免他认出我来，我都借口推辞掉了。
在陕县时用的是另一个名字，到郑州后我又化名王克强。尽管我们联系很多，但因他一直没见到我，所以他根本不知道王克强就是曾在陕县任团副的我，他认识的熟人。尽管如此，他对我还是有很大威胁。
为了除掉这个隐患，唯一的办法就是借李家英之手，将他挤走。因此，我多次在李家英面前，说张县长每次派民工派得不够，木料给得太少，工事修筑得不牢等等。
有一次，民工没有按时来，我抓住机会在李家英面前又讲了张克俊的许多不是。李家英听后非常生气，马上给郑州指挥所主任孙震打电话，说张克俊办事不得力，要求把他调走，不然他无法工作。不久，张克俊就被调到其它地方去了。
我在警备司令部工作期间，常把有用的情报带回家，交给交通员，带他回解放区。当时我住在一马路三号，平常有三个交通住在我那儿。后来，我向组织反映：人员多目标大，容易出问题，调走了两人，只有陈存礼一人。
1948年春天，郑州国民党军队为防止我军攻城，到处抓人修筑防御工事，并制定了城防图。这张图共有3 份，郑州指挥所、警备司令部和驻郑工兵团各一份。由于我是作战参谋，警备司令部的那一份就由我保管。
该图对我军攻城极为有用，我就利用工作之便，将图带回家，由陈存礼绘制了一份。当时，由于考虑不周，将图放在交通员的袜筒里，就带走了。
谁知交通员走到尉氏，经过游击区时，碰上土顽还乡团搜查过往行人，想躲已来不及了；他看到情况紧急，只好装作解手，把图纸埋在玉米地里。从玉米地出来，敌人就到了跟前，搜查了半天, 没有搜出什么东西，才放他走了。
后来，敌人觉得此人从玉米地出来很可疑，就到玉米地搜查，发现地上有翻上来的新土，挖出一看发现了城防图，当时尽管交通员脱了险，但图却让敌人搜去了。
敌人发现城防图被窃后，马上开始了搜查追捕。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把我叫去问：“王参谋,你保管的城防图呢？”我说：“在我这呢！”他让我拿出来，放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看，突然说：“我们的城防图让共军弄去了，你知道吗？”我装作吃惊的样子说：“不知道。” 他立刻说：“此图共有3 份，你们3 人保管，谁搞出去的，我一定要查清楚！”
为了应付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我做好各种准备，实在不行就马上撤回解放区。谁知就在这时，工兵团保管城防图的那个参谋，因为赌博输钱逃跑了。这件事我开始不知道，不久,参谋长又把我叫去，我心里很紧张，心想一定又是为了追查城防图的事情。
可谁知他一见我就说：“城防图是工兵团搞出去的，和你没有关系，现在那个参谋跑了，我们正在通缉他。”其实他们并不知道，他是因赌博输了钱而逃跑的，而我也因此化险为夷。
1948年夏天，解放军在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胜利，中原形势也日趋明朗，地处交通要道的郑州更显得重要。为了配合我军解放郑州，上级指示我要尽快搞清郑州敌人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置和工事修筑等情况。这样，我又想办法把城防图带回家中，绘制了一份。
为了接受上次送图的教训，我们对如何把图安全送出进行研究，考虑到路上将遇到的各种情况。因为上次敌人丢失城防图后，加强了各种防备措施，各出口都派重兵把守，只留了东西南北4 个出口，而且，对过往行人盘查甚严，城外还有土顽驻守。最后决定把图纳在鞋底里，穿在脚上比较保险。
我爱人徐淑文，一天一夜赶做好了这双特殊的布鞋。交通员顺利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和各个关口，把城防图安全送了出去，为我军攻克郑州做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 我还搞到了敌军东至徐州，西至洛阳，南到信阳，北到新乡的整个战区团以上部队的兵力驻地表，为中原地区的解放战争顺利进行提供了可靠情报，得到上级首长表扬。
郑州解放前夕，我接到上级指示，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当时郑州警备司令部司令换了陈元湘。10月2 0 日，敌人发现了我军主力，准备逃跑。我知道消息后，告诉交通员通知我军，可当时敌人守备极严，交通员未能出去。
21号夜间，勤务兵跑来敲我家的门说，司令官让你准备一下，马上撤退。我回说：“我马上就走 。”勤务兵一走，我就隐藏了起来。
22日，郑州解放。组织上派人通知我不要公开身份，做好继续潜伏的准备。当天晚上，中原军区情报处的李文彬把我叫去，当时还有王革非、柴成文同志，我向他们汇报了在郑州工作的基本情况。
他们代表上级组织表扬和肯定了我的工作成绩, 并且告诉我，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我们要做好各种准备。为配合我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准备让我再南下去武汉，继续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敌军事情报。这样, 郑州解放后不久，我就奉命南下武汉，开始了新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