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戏1996级表演班是名副其实的明星班。但在我心中，他们不是明星，是熟悉的同学，是青葱岁月里最难忘的记忆。

我们班的女生，很多都是从艺术院校再考到中戏的，像子怡、胡静、梅婷都有舞蹈功底，我、袁泉、海璐是戏曲出身，全有集体生活的经历，跟男生相比，更懂得守时、讲卫生，而那些刚开始集体生活的男生，根本没那个意识。

平时都是女生每天早上提前去教室摆椅子，给老师倒茶，等全部弄好了，他们才到，到了以后还会感叹一句：“哎呀，根本不用打扫嘛，挺干净的呀。”

班里的卫生女生能顺手做了，最重要的是宿舍卫生。中戏那会讲究综合打分，如果男生的分数很低，那整个班的成绩也会掉下来，所以，女生经常拿着扫把、簸箕去男生宿舍帮他们打扫。到现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聊起宿舍的趣事还能想起这一段。

我们班8个女生，除了胡静和李敏分到另外一个宿舍，剩下的6个人都在同一个宿舍，成了舍友。我一开始住在上铺，但我个子高，大家觉得爬上爬下不方便，而且容易撞到头，后来换到了下铺。那时候宿舍条件不像现在这样好，有风扇，有空调，北京的夏天很热，宿舍里也只有小风扇，只能说聊胜于无。

让所有人印象最深的是刚入学时的压力和自卑。除了已经拍过戏的梅婷，其他人全没有什么表演经验，再加上新环境、新老师、新同学，感觉没有一个人是轻松的。

入学以后，我和子怡、梅婷很快就成了好朋友，那时候我还没开始吃素，人生中第一顿日本料理就是梅婷带我吃的。每次上表演课，我和子怡都心里打战。梅婷有拍摄经验，她常常跟我们说一些表演上的技巧，怎么样才能不紧张啊，表演要注意哪些细节之类的，我和子怡还把她当成“小靠山”。

我学了七年戏曲，最大的问题是要打破程式化的戏曲表演，变成更自然的戏剧表演。因为稍不注意，就会在表演中带出已经成习惯的固定神态和姿态。

而戏剧表演讲究生活化的演绎，需要自然地流露情感。那段时间，我经常去菜市场、商场、大街上观察各种各样的人，观察他们在这些场景中的神态、动作，也能触景生情，找找灵感。

当时，袁泉跟我的情况差不多，也需要经历一段打破再重塑的过程。说起来挺简单，但做起来很难。她回忆在中戏的前半年，形容自己永远低着头走路，感觉天空都是灰的，也特别害怕参加集体活动。她情绪比较崩溃的时候，会从学校的东棉花胡同出来，沿着宽街跑到交道口，再一直跑到二环的安定门桥上。站在桥上看着川流不息的车辆，然后喊两声发泄情绪。

现在回想，那时候比较快找到演戏感觉的人是海璐，她跟我们一样也学了很多年戏曲，但在学校里排练小品、戏剧片段的时候，能特别快地进入放松的状态，撒得开。我记得有个小品，海璐要演一个穿着军大衣卖红薯的人，她裹着军大衣，一搓手，一吆喝，就能让人感觉到她是那个村妇。那种表演是有可信度的。但我不行，大概是性格上的局限性，有些慢热，表演起来也没什么出彩，没办法那么迅速地进入人物。

大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艺术院校也有诸多考验和规定。

我们学校不允许大一、大二的学生出去拍戏，大三之后即使接戏，也要接好导演的作品。常莉老师经常说，她培养的不是明星，而是实力派演员，希望我们在学校里踏踏实实地读书，打好基础之后再出去拍戏。

可中戏从我们那届开始要交学费了，还挺贵的，每年八千。我们家里并不富裕，虽然没去拍戏，但我偶尔也会接拍一些广告挣点学费和补贴家用。

我当时拍了洗衣粉、卫生巾之类的广告，应该是班里唯一一个整个周期没有出去拍戏的女生。

也不是没有电影、电视剧点名找我，但我更想珍惜宝贵的大学生活，以后拍戏的机会很多，可是在学校排练小品、话剧的时间只有这短短的四年。

而且，我对去剧组、见导演没有概念，也没有那些方面的判断力，根本不知道谁是著名导演，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戏才算大戏。

班里选择出去拍戏的女生，都慢慢获得了一些名气，子怡、海璐都拿了奖，但班里的男生还没能在演艺圈崭露头角。只有刘烨、党昊大二的时候，参演了霍建起导演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不像女生那么大放异彩，导致他们有点“不服气”，后来还搞出了一个“壮举”。

1999年，我们大三的时候，班里要排练一个戏，女生比较有话语权，就想选一个更适合女生排的戏，但男生喜欢军人戏，想排美国作家欧文·肖的成名作《灵魂拒葬》。

有天晚上，男生聚在一块吃饭想办法，有人想了一个招儿，决定全部剃成光头，让常莉老师看到他们的决心。然后，五块钱一位，全部剃成了光头。

晚上十点钟，班长给常莉老师打了电话，急哄哄地说：“常老师出事了，您快来排练室！”

常莉老师到了，打开灯一看，哎哟喂，九个大光头，差点吓了一跳。男生跟她说明剃头的缘由，如愿以偿地排了《灵魂拒葬》，最后效果还挺好的。

后来，刘烨也拿了奖，中戏96班也慢慢有了明星班的称号。

但我对“出名要趁早”，没有太大的感触，一直专注于自己的学业和表演方面的提升。我觉得表演就像建宝塔，大学四年的学习是在一层一层地垒起塔座，只有塔座足够牢固，才能再往上一层一层地建塔，而且难度也会越来越小。

我不着急，也觉得着急不得。

2000年，我们要毕业了，学校已经不包分配，其他人陆续有了去处，唯独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单位。

我考了青艺，但落榜了。那一年特别巧，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要招主持人，在我们学校贴了一个榜。常莉老师看到后给我打电话，她知道我还没找到单位，比我还着急。她问我要不要试试那个主持人，但我不会主持，有点犹豫。

她让我先去考考，我真去考了。老天可能真的偏爱笨小孩吧，我之后顺利地进了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做主持，也做演员。

那一年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只招了一个主持人，就是我，所以我到现在也很感谢姜英女士。她是全总文工团业务处处长，面试的时候是她特别看好我，给了我一个留下来的机会。可以说，常莉老师和姜英女士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毕业散伙饭那天，班里最后一次全部聚齐，大家在校园里留了影，之后去吃涮羊肉。没有人喝酒，也没有人说起未来，所有人都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但离别的情绪还是漫溢而出。四年一晃而逝，大家马上各奔东西。

后来，因为录制《青春同学会》，我们几个同学又去了一趟中戏，看着满墙绿油油的爬山虎，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学生时代。但光阴终究是如流水般逝去了，我们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发展，也走上了属于自己的路。

不是所有演员都要成为金字塔的塔尖，只要自己不后悔选择的路，就已经足够了，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对未来的日子也充满向往。

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不掉下悬崖，我们总有路可走不是吗？（文章转载自《曾黎：顺风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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