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瑞藻(1891—1929)是中国小说文献研究的先驱者,他搜集整理小说史料用力甚勤,其《小说考证》“取各家著述之言小说者,略次其时代之先后,类为一编”[1],征引的资料主要来自诗话、曲话、笔记以及近现代报刊。
蒋瑞藻
该书部分内容自1911年起在《神州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上连载,后经蒋瑞藻多年努力,最终完稿的《小说考证》包括“正编”(附《戏剧考证》)、“续编”和“拾遗”三部分,有多种版本行世[2],在小说史料学上有重要的影响。
该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收录了大量珍稀的小说资料,时任北大教授的鲁迅也曾“取以检寻,颇获裨助”[3],“所引的书竟有鲁迅所不曾见到的”[4]。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的古代小说资料汇编都有转引《小说考证》的现象。
这既说明该书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是疑问之所在:蒋瑞藻辑录《小说考证》时所参考的一些书刊,为何不仅当时的学者见不到,今人也依然无法觅得?这是学界长期关注但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随着古籍数字化的成熟和多种近现代报刊数据库问世,真相逐渐显露出来。
一、报刊、笔记与自著:《小说考证》稀见资料的来源
《小说考证》共设条目476个,虽名为“小说”,但其中著录的大半都是戏曲,此外还有一些弹词、民间小唱和翻译小说,严格意义上的古代小说不到全书的五分之一,“零零落落地散载各册内”[5],以至于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戏曲史料的拓荒之作”[6]。即便如此,该书的影响仍集中在小说资料上,“尽管成绩远不及鲁迅,也都值得后人评说”[7]。
此书辑录的资料主要是作家生平、本事源流、影响和评价等,最大的特点在于引书来源广。
如《三国志演义》条目:《小说考证正编》征引的书目包括《文翠轩笔记》《归田琐记》《浪迹续谈》《秋灯丛话》《小浮梅闲话》《松烟小录》《茶香室丛钞》《七修类稿》《花朝生笔记》《丙辰劄记》《郎潜记闻》《竹叶亭杂记》《随园诗话》《蒪庐杂缀》《缺名笔记》等15种,《小说考证拾遗》该条目下共引用材料4则,3种来自《缺名笔记》,1种来自《花朝生笔记》。
商务印书馆版《小说考证》
再如《西厢记》条目:《小说考证正编》征引的书目包括《归田诗话》《池北偶谈》《旷园杂志》《小浮梅闲话》《南濠诗话》《顾曲杂言》《滕花亭曲话》《梦凤楼题识》《茶香室三钞》《九九消夏录》《茶香室续钞》《关陇舆中偶忆编》《竹叶亭杂记》《茶香室丛钞》等14种,《小说考证拾遗》还征引了《西河词话》《缺名笔记》和《曲栏闲话》。
遗憾的是,该书征引资料时只列书名,不列作者、版本、卷数等信息,其中有大量书目不仅为当时人所未见,时至今日仍难以访到原书,引用时只能破例转引《小说考证》。赵景深认为这是因为“蒋瑞藻搜集小说和戏剧的考证至勤”[8],蒋瑞藻之子蒋逸人认为这是得益于家藏、外祖父的帮助和蒋瑞藻执教于上海和杭州时所购之书[9]。
蒋瑞藻用力至勤、藏书甚丰固然可以成立,但大量仅见于《小说考证》的书目仍让研究者心生疑问。如长期致力于小说资料搜集和整理的朱一玄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资料丛刊”之后编定了《明清小说资料选编》,该书共收录281种明清小说的研究资料,为了弥补《小说考证》《小说旧闻钞》《中国小说史料》等书在资料来源上的缺陷,“每条资料,尽可能查对原书,注明著者、卷数和出处”[10]。
《明清小说资料选编》
即便如此,根据该书附录二的《引用书目》,可知其仍有40多种书目转引自《小说考证》,分别是:《一叶轩漫笔》《三借庐丛稿》《小奢摩馆脞录》《龙禅室摭谈》《过日斋杂记》《负暄絮语》《花帘麈影》《花朝生文稿》《花朝生笔记》《芦峰旅记》《劳山丛拾》《那罗延室笔记》《吴坊小志》《佣余漫墨》《闲居杂缀》《纳川丛话》《青灯轩快谭》《松风阁笔乘》《松烟小录》《侗生丛话》《毗梨耶室随笔》《思益堂日札》《秋水轩笔记》《姜露庵杂记》《说梦》《眉庐丛话》《都公谈纂》《莼庐杂缀》《晋玉诗话》《缺名笔记》《乘光舍笔记》《海沤闲话》[11]《瓶庵笔记》《娱萱室随笔》《能静居笔记》[12]《菊影录》《淞南梦影录》《寒花庵随笔》《摊饭续谭》《新义录》《谭瀛室笔记》《谭瀛室随笔》《醒吾丛谈》《燕居续语》《簪云楼杂说》。其实不止朱一玄,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蔡铁鹰《西游记资料汇编》、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徐扶明《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伏涤修《西厢记资料汇编》等小说戏曲资料汇编都有不少转引《小说考证》的情况,可见这些书目的原书确实不易访得。
笔者借助于多种数据库,发现《小说考证》部分珍稀资料是可以查找到原始出处的。仍以《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为例,按照来源的不同,该书转引的资料可分为如下三种。
第一种是来源于近现代报刊,分别是:
(1)沙鸥《一叶轩漫笔》,连载于《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1卷7—12期,1915年第2卷1、2期。
(2)汪辟疆《小奢摩馆脞录》,连载于《小说海》1915年第1卷第1—12期,《活泼泼地》1929年第3卷第48—52、62、63期。
(3)庞树柏《龙禅室摭谈》,连载于《国粹学报》1908年第4卷第7、9、10、11期,1909年第5卷第5、11期,1911年第7卷第2、7期。
(4)况槑《花帘麈影》,连载于《小说月报》1910年第1卷第4—6期。
(5)独笑《吴坊小志》,连载于《小说海》1916 年第2卷2—4、7—9期。
《小说考证续编》
(6)纳川《纳川丛话》,原题《小说丛话》,发表于《中华小说界》1916年第3卷第6期。
(7)侗生《侗生丛话》,原题《小说丛话》,发表于《小说月报》1911年第2卷第3期。
(8)况周颐《眉庐丛话》,以笔名蕙风连载于《东方杂志》1914年第11卷第5、6期,1915年第12卷第1—12期,1916年第13卷第1、2期。
(9)不题撰人姓名《莼庐杂缀》,发表于《小说月报》1911年第2卷第1期。
(10)晋玉《晋玉诗话》,原题《香艳诗话》,连载于《文艺杂志》1914年第1—8期,1918年第13期。
(11)海沤《海沤闲话》,原题《曼陀罗轩闲话》,连载于《民权素》1915年第12、13期,1916年第14—17期,1918年第2期。
(12)瓶庵《瓶庵笔记》,部分内容以《瓶庵笔记》为题连载于《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1—3期,1915年第2卷第3—12期;部分内容以《古今笔记评议》为题连载于《中华小说界》1915年第2卷第1—4期,第5期亦刊登来信1函。
《小说考证拾遗》
(13)赵惠甫《能静居笔记》,以《赵惠甫先生能静居笔记》(家藏未刊稿)为名连载于《小说月报》1917年第8卷第4—6期。[13]
(13)独笑《菊影录》,连载于《小说海》1917 年第3卷第1—4期。
(14)无名氏《谭瀛室随笔》,见于颠公《小说丛谭》,发表于《文艺杂志》1914年第5期。
(15)隐名氏《谭瀛室笔记》,见于颠公《小说丛谭》,发表于《文艺杂志》1914年第5期。
(16)涵秋《娱萱室随笔》,连载于《文艺杂志》1914年第1—5、8、10、11期。
(17)臞蝯《慵傭羼抹》,连载于《忧乐杂志》1921年第1、2、5期。
第二种来源于书籍,分别是:
(1)(清)汪瑔(1828—1891)《松烟小录》,有光绪十一年(1885)随山馆刻本。
(2)(明)都穆,《都公谈纂》,此书又称《谈纂》,题“门人陆采编次”,有《砚云丛书》甲编本、《申报馆丛书》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3)《乘光舍笔记》,见于石溪散人编《红楼梦名家题咏》,上海广益书局1915年石印本。
(4)(清)黄式权《淞南梦影录》,署“畹香留梦室主”编,有《申报馆丛书》本、进步书局本、新文化书社本。
(5)(清)崔应榴《摊饭续谭》,收入《申报馆丛书续集》“纪丽类”《屑玉丛谈二集》。
(6)(清)孙壁文《新义录》,有光绪八年(1882)漱石山房本、光绪二十七年(1891)两湖译书学堂刊本等。
《小说枝谈》
(7)(清)陈尚古《簪云楼杂说》,有文明书局1915年本。
(9)(清)曹家驹《说梦》,收入雷瑨辑《清人说荟》(初集二十种),有扫叶山房1913年石印本。
(10)施山(1835—1882)《姜露庵杂记》,有《申报馆丛书》本。
第三种来源于蒋瑞藻自著的笔记。
根据蒋逸人、蒋如洋《蒋瑞藻生平及其著述》、周采泉《蒋瑞藻的事迹和贡献》、王克仁《蒋瑞藻其人其事》、蒋逸人《先父蒋瑞藻生平轶事追述》所述,蒋瑞藻在《小说考证》之外,正式出版的著述还有《神州异产后志》《续杜工部诗话》《小说枝谈》《越缦堂诗话》和《新古文辞类纂》,此外尚有《羼提斋丛话》《花朝生笔记》《花朝生文稿》及所作《按语》以及“已脱稿”“至今不知其书稿内容及书名”[14]的一部书。《小说考证》引用了《羼提斋丛话》《花朝生笔记》以及《花朝生文稿》的部分内容,因为学界长期不了解蒋瑞藻的情况,这些笔记又不曾结集出版,自然只能转引自《小说考证》。
由上述可见,《小说考证》稀见资料的主要来源是报刊和近人笔记,不仅不是“珍本秘籍”,还集中于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的《中华小说界》《小说月报》《小说海》和《申报馆丛书》,这与蒋瑞藻的生平经历也吻合。
《蒋瑞藻集》
从事古代小说资料汇编整理的研究者之所以难以访得原书,一是因为这些连载于1910—1920年间报刊上的文章大部分从未结集出版;二是因为民国时期的笔记流传较少,在相当长时期内并不容易见到。这些原因导致资料汇编的编辑者即便是按图索骥,也难以找到原书。
然而即便借助于古籍数字化和多种报刊数据库,目前仍有包括《三借庐从稿》《过日斋杂记》《劳山丛拾》《那罗延室笔记》《闲居杂缀》《青灯轩快谭》《松风阁笔乘》《缺名笔记》《寒花庵随笔》《醒吾丛谈》等在内的多种书目仅见于《小说考证》。
其中一些即便有线索,如蒋瑞藻按语中提到“姬伯清《闲居杂缀》亦记《烟盒传》奇事”[15],但是遍查相关工具书,也不能查到“姬伯清”的具体信息[16]。
小说条目不足《小说考证》总条目的五分之一,《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已有如此多书目需转引自《小说考证》,推之于全书,可知有大量书目、资料目前仅见于《小说考证》,其背后究竟有何隐情呢?
二、改名、删省与袭用:《小说考证》珍稀资料的背后
蒋瑞藻称“缀辑之学,何当于著述。露纂雪钞,尽心焉而已”[17],他从大量的笔记、诗话、曲话、近现代报刊等各类著述中搜集小说史料,如前代勤奋的文人学者一样,“以笔记形式博采众长,既摭拾隽言妙语,也旁采奇闻逸事,还囊括不少精彩的考辨与推理”[18]。
与洪迈《容斋随笔》等笔记不同的是,蒋瑞藻在辑录时采用的是“明引”的方式,所有资料均标明了出处。但是笔者在核校上文的小说资料时发现:蒋瑞藻的辑录并非如实照录,不仅存在大量改书名、篇名的问题,所有引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删省,还偶有袭用前人著述的现象。
《容斋随笔》
最突出的问题是改易书名、篇名。《缺名笔记》是这一现象中最典型且最为复杂的[19]。民国期间已有人撰文称蒋瑞藻《小说考证》中《盗御马》条目所引的《缺名笔记》抄袭自《康熙南巡秘记》,二者“情节文字,无一不同,其偶有不同处,便显然露出杜撰痕迹”[20]。
近来也有研究者据徐兆玮《黄车掌录》,发现蒋瑞藻《小说枝谈》辑自《缺名笔记》的一则关于《水浒传》的资料实出自“程瞻庐《〈水浒传〉图像考证》(载周瘦鹃主编的杂志《半月》第二卷第十六号)”[21],所谓《缺名笔记》,实为多种有明确作者和名称的笔记。
例如《小说考证正编》卷七《儒林外史》条目下最后一段材料“《儒林外史》之权勿用,即是镜也……”署为来自《缺名笔记》,实源于小横香室主人的《清朝野史大观》。个别字句不同如“出钱十余文”和“出泉十余文”,很明显是蒋瑞藻的笔误。
古典文学出版社版《小说考证》
《小说考证续编》卷一《希夷梦》条目所引《缺名笔记》的“《希夷梦》又名《海国春秋》。此书曾经《苏报》登载附张……其立意布局,均新颖可喜”[22],刊登于《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期(1919年11月15日),而此材料更早见于冥飞、玄父、箸超、海鸣、太冷生合撰的《古今小说评林》(民权出版部,1919年5月)。蒋瑞藻只是将篇首的“《海国春秋》又名《希夷梦》”改为“《希夷梦》又名《海国春秋》”,正文中的“建立功业”改为“建立一番事业”[23]而已。
同样来自《古今小说评林》的还有《小说考证拾遗》《官场现形记》条目下署为《缺名笔记》的资料,以及《儒林外史》条目下两段署为《缺名笔记》的资料[24]。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小说考证续编》卷四的《耳食录》条目仅有一条来自《瓶庵笔记》的资料,称“《耳食录》五卷,计百五十则,临川乐钧莲裳氏著……隽永冷酷,极笔墨之能事。”[25],该材料实际上是瓶庵《古今笔记评议》中的1则,原文发表于《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3期,与瓶庵所撰的《瓶庵笔记》并非同一系列。
类似的还有改纳川《小说丛话》为《纳川丛话》,改侗生《小说丛话》为《侗生丛话》,改晋玉《香艳诗话》为《晋玉诗话》等。如果说《纳川丛话》《侗生丛话》可以被认为是蒋瑞藻的无心之失,那么大量并不缺名的《缺名笔记》实在令人费解。
随意删省文字是《小说考证》的另一个明显问题。经与原刊或原书比对,这些一直未能有机会校对的资料也存在大量“字句又时有异同”[26]的情况,有些并非“摘录时稍有疏忽,致使文字略有出入”可以解释的。如《小说考证拾遗》中《官场现形记》条目下署为来自《缺名笔记》的资料为:
《官场现形记》,距今十年前,最为脍炙人口之书。然实有词多意少之弊,且趣味亦殊淡薄。盖官场中人之钻营奔竞,排挤倾轧,其操术大致相同,惟施用微异而已。写之不已,事实难免重复,阅之乃索然兴尽。至作者之笔墨,固极善于形容,而有时亦嫌太过,不留余地。全书中最佳者,仅《胡统领征剿严州》一段耳。[27]
《古今小说评林》
这段文字在《古今小说评林》实为:
《官场现形记》,距今十年前,为脍炙人口之书。然以比较的眼光观之,实有词多意少之弊,且趣味亦殊淡薄。盖官场中人之钻营奔竞,挤排倾轧,其手术大略相同,惟施用微异而已。写之不已,花样必然简单,事实必然重复,阅之乃索然兴尽。至作者之笔墨,固极善于形容,而有时亦嫌形容太过,不留余地,使阅者无有余不尽之思。书中写得最好者,胡统领征剿严州百姓一段事实。[28]
蒋瑞藻不仅删去了文中的一些句子如“以比较的眼光观之”“花样必然简单”“使阅者无有余不尽之思”,还改易了一些表述如改 “手术”为“操术”、“必然”为“难免”、“写得最好”为“最佳”等等。虽然与原意并无相悖之处,但确实没有做到如实照录材料。
类似的例子还有,侗生《小说丛话》“孤星泪”原文尾句为“书末未署译者姓氏,余颇以为歉”[29],《小说考证续编》径改为“书末未署译者姓名,颇以为憾云”[30]。同样引自侗生《小说丛话》的《不如归》《雌蝶影》《孽海花》都有这样删改字词的情况。
商务印书馆版《小说考证附续编拾遗》
有些省略则更为明显,如《小说考证正编》卷二《金瓶梅》条目所收的俞樾《茶香室丛钞》第十七卷的“袁中郎《觞政》云云”[31],删去原文百余字。
此外,《小说考证》还有不少明显袭用前人著述的地方。《小说考证正编》卷七《儒林外史》条目下第一则材料全文如下:
坊间所刊《儒林外史》五十卷,全椒吴敬梓所著也。字敏轩,一字文木,乾隆间人。尝以博学鸿词荐,不赴。袭父祖业甚富,然素不治生,性复豪上,不数年而产尽。醉中辄诵“人生直合扬州死”之句,后竟如所言,程鱼门吏部为作传。(《桥西杂记》)
瑞藻按:李富孙《鹤征后录》,载不就试者二十五人,无吴敬梓。惟有吴檠,字青然,全椒人,乃与试而未用者,恐非其人也。余尝记某随笔,载《儒林外史》,乃吴山尊学士鼒作,当或可信,惜忘其书名矣。[32]
经查,清代叶名沣(1811—1859)《桥西杂记》中的原文是:
坊间所刊小说《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全椒吴敬梓所著也。字敏轩,一字文木,乾隆间人,尝以博学鸿词荐,不赴。袭父祖业,甚富,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即施,偕文士辈往还,饮酒歌呼穷日夜,不数年而产尽,醉中辄诵樊川“人生直合扬州死”之句,后竟如所言,程鱼门吏部晋芳为作传。[33]
《桥西杂记》
《小说考证》仅引用此书一次,与原文略有不同,删去了“穷极文士情态”和“素不习治生”中的“习”。此后蒋瑞藻根据李富孙的《鹤征后录》,认为既然未赴博学鸿词科的名单中有吴檠却没有吴敬梓,那么“某随笔”中所记载的《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吴鼒应该是属实的。
吴檠(1696-1750),字青然,号岑华,吴敬梓堂兄,曾于乾隆二年(1737)赴京参加博学鸿词科,未考中。吴鼒(1755-1821),字山尊,号抑庵,安徽全椒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有《吴学士诗文集》《百萼红词》等。
该材料最明显的问题并不在于删省原文,而在于明显袭用自俞樾的《茶香室续钞》:
国朝叶名沣《桥西杂记》云:坊间所刊《儒林外史》五十卷,全椒吴敬梓所著也。字敏轩,一字文木,乾隆间人。尝以博学鸿词荐,不赴。袭父祖业甚富,然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不数年而产尽。醉中辄诵“人生直合扬州死”之句,后竟如所言,程鱼门吏部为作传。
嘉兴李富孙《鹤征后录》,载不就试者二十五人,无吴敬梓。惟有吴檠,字青然,全椒人,乃与试而未用者,恐非其人也。[34]
《小说考证》不仅材料与这段文字更为相似,而且按语与《茶香室续钞》的后半部分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在文后增加了一句解释性的文字:“余尝记某随笔,载《儒林外史》,乃吴山尊学士鼒作,当或可信,惜忘其书名矣。”
《茶香室续丛钞》
按语本应是作者本人观点的表达,如此一致的描述不能不让人生疑。因为俞樾的《茶香室丛钞》系列、《小浮梅闲话》《九九销夏录》《春在堂随笔》等涉及古代通俗小说二十多部,是蒋瑞藻《小说考证》最为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所以他不太可能没有读到这段材料,类似的情况也并非仅此一例。而且蒋瑞藻提出《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吴鼒,关键处的“某随笔”却又“忘其书名”也很蹊跷。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花朝生笔记》中不少立论的关键之处都有证据缺失的现象,如“此事见某笔记,余幼时录之纪事册,忘其书名”[35]、“今附载于此,然不记其出处矣”[36]等等。邓长风甚至认为《小说考证》80多种戏曲条目的资料来自于石印本《传奇汇考》(古今书室,1914年),“从未注明,实在令人费解”[37]。
力求书名、篇名、作者、版本、卷次、文字等准确无误是当今资料汇编的基本要求。蒋瑞藻所处的年代是小说史料学的开创期,其本人也不像鲁迅等人受过新式的学术训练,因此讨论《小说考证》的这些问题,其意义主要不在于辨析蒋瑞藻是否抄袭、是否符合学术规范,而在于认识到《小说考证》的这些问题对相关小说研究的影响,以及资料汇编如何后出转精。
因为蒋瑞藻《小说考证》成书甚早,且此书的部分内容后来被大量小说资料汇编转录,所以早已成为小说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有不少稀见资料的使用频率很高。
从表面上看,蒋瑞藻只是在整理时改了篇名,删改了一些文字的表述,但这种行为使得后人或很难查到原始出处而无法核对原文,有些错误就会被一直延续下去,不仅影响史料的准确性,更给相关研究带来误导和干扰。
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小说考证》
三、误导和干扰:稀见资料与小说研究时至今日,有不少目前仅见于《小说考证》的资料常被征引。如《小说考证》转录自《缺名笔记》的“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38]被视为研究《歧路灯》的第一则材料,在相关研究中屡见引用。如讨论《谐铎》的艺术价值,常引用《小说考证》中征引自《青灯轩快谭》的材料“吴郡沈桐威《谐铎》一书,脍炙人口,《聊斋志异》以外,罕有匹者”[39]。
侗生《小说丛话》中的“《孽海花》为中国近著小说。友人谓此书与《文明小史》、《老残游记》、《恨海》,为四大杰作”[40]也常被人引为评价《孽海花》小说艺术价值的重要论述。
如果这些材料并非第一手资料,书名、篇名、文字也不尽准确,甚至朝代归属不明,势必会影响相关研究的判断。如《小说考证续编》卷二《十二楼》条目下有引自纳川《小说丛话》的一段材料:
李笠翁《十种曲》,实传奇中之铮铮者,后人多轻视之,最不可晓。诋笠翁尤甚者,为袁随园。然随园之为人,与笠翁不过五十步、百步之分耳。笠翁著有平话小说,曰《十二楼》,仿《今古奇观》体例。书甚佳,可与《十种曲》参观。又俗传《耶蒲缘》,亦出笠翁手笔。余读之良然。[41]
《李渔全集》
这段文字常被用来讨论李渔的为人。《李渔评传》中称:“道光年间的杨恩寿则照搬董含的流言,‘诋笠翁尤甚者为袁随园’。”[42]《论李渔的思想和剧作》一文也称:“清初,李渔为‘士林所不齿’。据《纳川丛话》说:‘诋笠翁尤甚者为袁随园。’”[43]
如果《纳川丛话》为李渔同时代的人所撰,资料的价值自然很高。但此文实为刊发于《中华小说界》1916年第3卷第6期《谈荟》栏目的《小说丛话》,以此作为清代中期人对李渔评价的依据,未免有失公允。
蒋瑞藻的其他著述也有类似情况,《小说枝谈》中《婀娜小史》条目有史料来自于《缺名笔记》,引起后人极大兴趣称“这部笔记的作者不知为何许人,此公很有眼光,应当算是一位中国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44],其实该资料来自胡适在《新青年》上开设的专栏《藏晖室札记》。
至今仍未找到原书的材料更是如此。《小说考证》中《金瓶梅》条目转录了《寒花庵随笔》和《缺名笔记》的两则材料,文中称“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先生手笔”[45],“相传出王世贞手,为报复严氏之《督亢图》”[46],瑞藻根据这些材料提出“《金瓶梅》之出王弇州手,不疑也”[47],被认为是1924—1978年这55年间9篇半探讨《金瓶梅》作者论文中的“半篇”[48]。
虽然鲁迅认为“凤洲复仇之说,极不近情理可笑噱,而世人往往信而传之”[49],在《小说旧闻钞》中舍弃了这两则材料,但是研究者在讨论《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时往往会引用这两条材料。
《从金瓶梅到清明上河图:吴晗读史札记》
如吴晗曾在上世纪30年代连续发表了《〈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1931)、《〈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补记》(1932)、《〈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1934)等多篇文章,他认为《寒花庵随笔》《缺名笔记》著录的材料有颇多荒唐虚假的成分,最终否定了“王世贞说”。
但这两则材料中所记载的王世贞著《金瓶梅》,渍毒于纸毒杀唐顺之的故事,仍以其离奇的情节引起广泛的关注,甚至被当作“侦探小品”屡屡刊登在现代报刊上[50]。
时至今日,《寒花庵随笔》仍常见引用。《中国小说研究史》中称“佚名的《寒花庵随笔》等所记作者情况更为详细,只是增加了复仇一类的传说”[51],这则材料的使用是介于清初宋起凤《稗说》和署为谢颐所作的《第一奇书金瓶梅序》之间,显然是认为《寒花庵笔记》的时间应在1696年之前,事实是否如此是让人生疑的。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一则《缺名笔记》实来自1910年第1卷第1期的《小说月报》“笔记”栏目,当期共有《百文敏公佚事》《湛若水钤山堂序》《金瓶梅》《查小山》《某守备》《巧对》《九数最奇》等7则。该“笔记”未署作者姓名,“由于这是创刊号,‘笔记’栏内的内容很可能全出于王蕴章本人的搜集或撰述”[52]。
浙江古籍出版社版《小说考证》
就《金瓶梅》作者的考证来说,距《金瓶梅》成书时代久远的《缺名笔记》并不具备较高的史料价值,情况不明的《寒花庵随笔》的史料价值也是存疑的。
《小说考证》所征引的书目“有不少现在已很难或无法见到,赖此书得以保存”[53],但过于依赖这本笔记的记载,也有失严谨。如果《寒花庵随笔》以及上述大量未能找到原书的资料都能找到原始来源的话,这些材料应该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
20世纪初,在梁启超等先驱者的倡导下,一向被视为邪宗的小说戏曲被纳入到现代学术的谱系中,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不少人开始注意小说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其时处于小说“专科目录的准备期”[54],尚未有完善的标准。
蒋瑞藻受限于学识、时代等原因,其《小说考证》的引书、引文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同时期的其他小说史料集如钱静方《小说丛考》、颠公《小说丛谭》、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类似缺憾。
蒋瑞藻编《新古文辞类纂》
对早期的小说史资料汇编既要看到其开创之功,也要认识到其存在的问题,利用今天便捷的条件重新进行审视。本文撰写的目的不在于苛求前人,而是希望在数字化日渐成熟的今天通过梳理此书资料来源上的问题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后出的资料汇编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应有所推进,尽可能依靠现代手段发现稀见资料的原始来源,实现小说资料汇编的后出转精,进而促进相关小说的研究。
注释:
[1] 蒋瑞藻撰,蒋逸人整理《小说考证》“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
[2] 商务印书馆曾于1919年、1922年、1924年分别出版了《小说考证》正编、《小说考证拾遗》和《小说考证续编》,1935年又将这三书合订出版。此后合订本还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台北万年青书店197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等,近来《历代小说话》(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民国时期小说研究稀见资料集成》(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也收入了该书。
[3] 鲁迅:《小说旧闻钞》,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页。
[4] 周采泉:《蒋瑞藻的事迹和贡献》,《文献》1986年第1期。
[5] 赵景深:《〈中国小说史料〉跋》,收入《中国小说丛考》,(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第544页)。
[6] 苗怀明:《〈小说考证〉:中国古代戏曲史料的拓荒之作》,《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2期。
[7] 陈平原:《鲁迅以前的中国小说史研究》,收入《陈平原小说史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94页。
[8] 赵景深《〈中国小说史料〉跋》,收入《中国小说丛考》,(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第544页)。
[9] 蒋逸人、蒋如洋《蒋瑞藻生平及其著述》,《浙江学刊》1984年第5期。
[10] 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说明”,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第2页。
[11] 编者按中称“根据魏绍昌《李伯元研究资料》题为张海鸥”,见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第705页。
[12] 已注明作者为赵烈文,见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第691页。
[13] 该文的原始出处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原稿本现藏台北“国家图书馆”,有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本、岳麓书社2013年整理本、中华书局2020年整理本(收入《赵烈文日记》)。文中的“阅而善之”被蒋瑞藻改为“阅而然之”。
[14] 蒋逸人《先父蒋瑞藻生平轶事追述》,收入蒋瑞藻撰、蒋逸人整理《小说考证》,第16页。
[15] 《小说考证》,第608页。
[16] 王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主题学思想》,收入周勋初等主编《文学评论丛刊》第5卷第2期。该文虽然提到俞樾的《闲居杂缀》,但未标明出处,不知其所据。
[17] 《小说考证》,第544页。
[18] 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以“引经据典”为中心》,《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
[19] 赵景深认为孔另境的《中国小说史料》“不录蒋氏自撰的《花朝生笔记》和《缺名笔记》”,朱一玄的《水浒传资料汇编》《西游记资料汇编》等据此也判定《缺名笔记》是蒋瑞藻自撰,但《明清小说资料选编》转引的16处《缺名笔记》并未继续坚持这一说法。详见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33页、第525页、第611页;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2页。
[20] 勰庐:《蒋瑞藻编〈小说考证〉正误》,《益世报》(天津版)1937年1月7日第12版。
[21] 王丽娟:《〈水浒传资料汇编〉失误举例——兼论资料汇编的一些理论问题》,《明清小说研究》2016年第2期。
[22] 《小说考证》,第607页。
[23] 冥飞、海鸣、箸超、玄甫、太冷生:《古今小说评林》,上海:民权出版部,1919年,第46页。
[24] 朱一玄《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称据魏绍昌《李伯元研究资料》,将《古今小说评林》的作者署为张冥飞,但未注明这段材料与《小说考证》的关系。
[25] 《小说考证》,第456页。
[26] 鲁迅:《小说旧闻钞》“序”,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页。
[27] 《小说考证》,第608页。
[28] 冥飞、海鸣、箸超、玄甫、太冷生:《古今小说评林》,上海:民权出版部,1919年,第72—73页。
[29] 侗生:《小说丛话》,《小说月报》第2卷第3期。
[30] 《小说考证》,第479页。
[31] 《小说考证》,第64页。
[32] 《小说考证》,第186页。
[33] [清]叶名沣:《桥西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
[34] [清]俞樾:《茶香室续钞》,光绪二十五年重定《春在堂全书》本,第13卷。
[35] 《小说考证》,第435页。
[36] 《小说考证》,第277页。
[37] 邓长凤:《〈传奇汇考〉探微》,《汉学研究》第17卷第1期。
[38] 《小说考证》,第217页。
[39] 《小说考证》,第195页。
[40] 《小说考证》,第596页。
[41] 《小说考证》,第384页。
[42] 沈新林:《李渔评传》“前言”,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页。
[43] 黄天骥:《黄天骥文集·朝夕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96页。
[44] 曲辰:《读一则缺名笔记》,《江汉论坛》1985年第11期。
[45] 《小说考证》,第61页。
[46] 《小说考证》,第62页。
[47] 见《小说考证》第64页,《金瓶梅》条目曾发表于《东方杂志》1911年第1期,时按语为“《金瓶梅》小说,相传以为出明弇州王世贞手”,所录资料仅有《在园杂识》《茶香室丛钞》,《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第2、3期重新发表的内容与今《小说考证》一致。
[48] 许建平:《〈金瓶梅〉作者研究八十年》,《河北学刊》2004年第1期。
[49] 鲁迅:《小说旧闻钞》,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2页。
[50] 例如1946年第1期《侦探》,1947年第3卷第8—9期《台湾警察》。
[51] 黄霖等:《中国小说研究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4页。
[52] 胡晓真:《知识消费、教化娱乐与微物崇拜——论〈小说月报〉与王蕴章的杂志编辑事业》,收入陈平原等著《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
[53] 苗怀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页。
[54] 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59页。